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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唯一的女儿和女婿意外去世后,不堪失独之痛的她,四处寻求领养被拒,最后决定拼死一试,冒险做试管婴儿,并以60岁高龄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这是十年前中国“最高龄产妇”盛海琳的故事。

不久前,澎湃人物发表了一篇《盛海琳失独再育这十年》的报道,讲述过去十年为了抚养孩子,她作为家庭支柱疲于奔命的生活。如今,她70岁了,两个女儿才10岁。懂事的姐姐说要二十岁结婚,让爸爸妈妈早点看到。但未来的人生,谁又说得准呢?现在她们或许还不能真切地知道,在未来的十几年二十年里,她们将会面临怎样的难题和抉择。

而另一位父母高龄生育的女儿,如今已长大成人,将过而立之年。就在今年夏天,因母亲生病,她作为独生女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篇自述将以女儿的视角,讲述她超越一般孩子的成长与追赶时间的焦虑。希望经历了2020年的我们,都能从这个故事中获得向前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两个月前的一天中午,我端着菜从厨房出来,听到我妈无奈的声音:“……上次不就跟你说过了嘛,我现在去不了,我还要住院。”

“去干吗?”我问。

“你爸刚接到电话,我们以前去过的那个老年旅行团,说下周要去哪里玩,你爸问我要不要去。”

“我妈在做化疗呢。”我转头跟爸说:“还有好几轮,至少得明年春节以后了,现在怎么可能出去旅游呢?”

“哦哦,对,那就不去了。”他才反应过来的样子。又转向妈:“那等你出院了,身体好一点再去。”

我妈叹口气,冲我摇摇头。

我爸今年八十七了。近几年他越来越健忘:煮着菜去客厅转一圈,就忘了关火;昨天说要买的东西,今天就想不起来。而最近,他似乎总是忘记,我妈是一个癌症晚期患者。

我妈怀孕那年43岁。我爸比我妈还大14岁。他们就要不要生小孩这件事僵持很久,我妈执意要生,才有了我。

我从小出门,陌生人逗我,刚一开口“你爷爷奶奶……”就会被我怼回去:“那是我爸我妈!我爷爷奶奶早死啦!”并在他们接着问“那你有哥哥姐姐吗”之前抢答:“我爸爸妈妈就我一个小孩!”然后昂首挺胸地走掉。

我出生后见过的祖辈,只剩一位姥姥。周末去姥姥家,大人们打麻将,使唤我表哥去倒水,我哥就叫我姐去,我姐会递给更小的哥……一圈儿下来轮到我,我只好乖乖去倒。没办法,我最小。

即便在爸爸那边,同辈人都有堂弟表妹,我还是没有,侄子外甥倒是不少。最大的侄子生小孩那年,我才20岁,年纪轻轻就成了货真价实的“姑奶奶”。

我爸是个暴脾气,我小时候很怕他。好在我比较早熟,即便到青春期也不怎么叛逆,大多时候的“冲突”就是他吼,我听,不反驳,只腹诽。

他有一套非常奇怪的话语体系,比如同学过生日请吃饭是“小资产阶级作风”,不好,不准去;出门回家晚了或者他问什么问题,总要我“老实交代”;教训起我来最顺口的一句就是“思想苗头不对”……可怜我一个90后,经常听得一脸懵――平常哪有人这么说话?这话我没法接啊。

如果说有什么深远影响,可能是长大后我对历史和政治的兴趣都远甚于同龄人。我爸当过“右派”,我妈做过知青,同龄人几无感知的遥远历史,对我来说是上一代人活生生的经历。

我3岁那年,我爸退休了。没几年,我妈也退休了。但他们都没有直接开始悠闲的退休生活,全都返聘回去继续工作。我猜多半是为了养活我这个小崽子,毕竟退休金太少了。

印象里,我很小就有了独立意识。三五岁时能自己走路绝不要人抱,一年级就每天独自穿两条马路上下学;9岁嚷嚷着要学做饭;三年级后定闹钟早起,洗漱穿衣叠被整理书包自热早饭,七点前出门时,我爸妈还在被窝里睡得正香。

这不全是我的功劳,他们也有意培养我的独立能力。毕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句话,我小时候听了估计有几百遍。

更重要的是,从小到大,几乎所有重大决定都是我自己做的。比如我爸送我去上教拼音的幼儿园,我试听了一节课,不喜欢,说想学画画,于是就换了教画画的幼儿园。高中,我学了半年理科想转文,他们不认同,但还是在家长同意书上签了字。考大学时,我妈觉得经济专业好,可我不想学,坚持报了新闻。毕业后,他们希望我考公务员或者进国企、事业单位,我不乐意,还是跑去做了记者,一个月有半个月都在天南海北地出差……

回头想想,好像没什么人生大事是完全遵照他们心意的。他们常常提供建议和期望,却从不强行干涉选择。因此,我一直活得随心所欲。

只有婚恋这件事,他们总要插手。研究生毕业那年我24岁,过没多久,看我还没男朋友,他们开始着急了,催我谈恋爱、相亲。尤其是我爸,总找奇奇怪怪的人来介绍对象。我非常排斥,在电话里和他大吵几次,导致父女关系一度紧张。大概花了两三年,在我软硬兼施坚持不懈的洗脑下,他才不那么执着。

后来有一次,他在电话里平和而略失落地说,希望你能早点成家,盼着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外孙出生。我依旧冷静而决绝地回复,可我不能为了你想抱孙子就草率对待婚姻和生育,人生是我自己的,五年之内我没有结婚生子的打算。

挂掉电话那一瞬间,我却捂着嘴泪流满面。一遍又一遍地想,他已经85岁了,其实我们都不敢确定,他还能不能再活十年,甚至五年。

我不是没有心理准备。甚至也许,我从小就在做这个准备了。

初中时,有一次从姥姥家回来的路上,我爸说起最近的不顺,我妈提醒他,73岁是个“坎儿”,要注意,尤其是身体。我爸说没事。转脸就教育我,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就算他哪天真的去世了也不用害怕云云。

我乖巧点头。心里默默想,这道理在去年你本命年时,我就在随笔里告诉自己了。小学时有同学的爷爷奶奶去世,那时我就已经意识到,我家两代人之间隔了三代年龄,我可能比同龄人更早失去双亲。

只是知道了也没有办法。寿命非人力可控,我能做的,始终只有拼命成长,希望自立得快一点,再快一点,给他们省些心;并寄望于他们始终康健硬朗,能在我成人之后再享几年福。

谁也没料到,我爸硬朗得不仅撑过了73还一路跃过了84,我妈却在73岁这一年遭了灾。

祸根早在十一年前就埋下了。那年我高三,补课开学第一天,我妈躺上了手术台。癌症三期,手术刻不容缓,紧接六个周期的化疗。幸好她兄弟姐妹都在同城,治疗期间多有帮衬照护,我不过是每日放学去看看,并不担负多少压力。治疗也比较顺利,待我毕业之时,她已在家休养。

母亲化疗的药物注射泵,可以精准计算注射时间。

大学毕业那年,我有一个保研去英国的机会。申请截止期前一晚,我在宿舍楼下来来回回走到凌晨。若去,在国外那一年我爸正好80大寿,我妈术后第5年,正是不复发即可算作治愈的最后关头,隔着千山万水,我总觉得放心不下。纠结一整晚,睁眼到天亮,最后还是提交了申请。

得知我申请成功,他们很开心。不同于很多想把孩子留在身边的父母,他们向来都把我“往外推”,希望我走出家乡那个小城,去更高的平台深造,去更好的城市生活,看更丰富的世界。

这些年我一有时间就四处旅行,一个人走过了五大洲,他们从不拦着。当年我毕业回国后还几次旁敲侧击:“你不继续在国外读个博士吗?”“去完欧洲再到美国学习一下吧?”“以后上澳大利亚生活也不错?”……

我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做学术。何况博士至少要读四五年,移民更是本质上“抛家舍业”的一件事。如果他们五六十岁,我尚可考虑在国外打拼个十年,有些基础再接他们团聚。可他们的年纪,我怕来不及。

其实我本性并不是急于成功的人,物质欲望也很低。只是每当看到父母的同龄人,子女都有稳定的物质基础,可以让他们免于操心劳累,甚至非常舒适地安享晚年时,隐隐的焦虑总是不可避免。在二字出头的年纪,我可以做到自立不啃老,但确实没能力给他们很好的生活。

所以每次看到“别让成功的脚步赶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这类文章,我就很生气,觉得他们贩卖焦虑。但这种生气更多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好像无论我怎么做、怎么努力,都赶不上。

工作后有一年春节回家,跟我爸聊天时他突然说,这辈子没什么本事,只能供到我读书毕业,我在大城市闯荡,事业发展结婚买房,他帮不上忙了。我看着他满头的白发,好气又好笑,终究只淡淡地说:“我知道。”

我当然早就知道。但他可能不知道,我高中毕业打第一份暑期工,大二自己靠兼职买了第一部单反,出国读研时的生活费都自己赚,这些并不全是因为我懂事,而是从未指望过18岁之后还依靠父母。我早早算过,成年时他已年逾古稀。爱折腾如我,大事上总是难顺他心意,只盼他在小事上能少操点心。

我妈更有意思。有一次我在朋友圈转发一条青旅转让帖,提到开青旅是人生梦想,被她看见了,就私信问我,你要去开吗?我说没有,就是随口一提,房产类的都是重投资,没个百八十万哪能随便接了。她说,没关系呀,我们可以把房子卖掉。

我当时惊了,我家就这么一套房,“卖了你俩住哪儿?”她说可以留点钱租房,剩下的钱给我。我问:“那要是亏了怎么办?”她说:“亏了就亏了呗。”我心想,您老可真想得开。

没想到,在上海工作三年后,我真的辞职去开了一家客栈,取名“迦拉梅朵”。但不是用父母的钱,是自己的积蓄加上招募合伙人。

当时机缘巧合很多,但不得不承认,有一部分理由是觉得应该早点开始,他们当时的身体状况似乎还能允许我再闯荡几年,要是过了35岁,我怕自己不再有这个勇气和精力。而且如果成功的话,两三年后事业走上正轨,也能更妥善地安排他们的生活。

客栈大厅

人算不如天算,2020年一场疫情,让开业第二年的客栈元气大伤。

房东不肯免租,上半年我还幻想过及时转让回笼资金,给合伙人一个交代;后来房东一度翻脸不同意转让,又催交下一年房租,其间各种谈判、斡旋,我一边找人咨询,一边四处筹钱,心力交瘁。借到钱之后,我也考虑过要不要撑到明年,等行情回暖再慢慢出手。

就在这个时候,“咣当”一下,我妈查出癌症复发并转移了。其实去年底她就开始不舒服,只是去医院没查出具体原因。距离她患癌也十多年了,我们都没想到会复发,加上疫情影响,没能及时做进一步检查。

客栈在云川交界的泸沽湖,美则美矣,但交通和医疗都很落后,我不可能继续长时间待在那里。我爸年事已高,能生活自理已经很不容易,平时他俩做伴还行,眼下这情况,作为独生女,我若不回家照顾他们,还指望谁?

于是关了客栈,挂牌转让。也不是没有纠结过,我妈确诊的时候,正是我和房东谈判的胶着期,一夜一夜辗转反侧,听着窗外的蛙鸣,眼睛闭了又睁,来来回回地想:

为什么偏偏是现在?为什么所有事都要赶在一块?梦想刚起步就要放弃,真的对吗?还是我开客栈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如果我在上海,是不是能早一点把他们接到身边,给他们更好的医疗资源?客栈万一转不出去怎么办?转出去以后又怎么办?回老家找工作吗?工作后还能有足够的精力照顾他们吗?我妈的病会好吗?如果不工作,有足够的钱给她治病吗?我爸以后又怎么办呢?……

9月,远在广州的表姐突然发来微信,说姑姑过世了。姑夫是前一个月过世的,也很突然。他们曾经都很疼我,可我还没来得及难过,就开始忧虑。去年我爸一直念叨着要去广州看他们。我说好,过完年就去。他记性不好,总是翻来覆去地说,打一次电话就跟我提一回。于是我每次都要答应一遍:好的。

结果今年一开年,疫情了。我就说,那等夏天过去吧,九十月份再去。却没想到,他们会等不到。得知他们过世的消息后,我爸更想出门了,不仅想去广州,还想回老家,去成都,去西安,去河南……全都走一趟。

我知道他这样着急,不是为了去见他姐最后一面。他的兄弟姐妹本就散落在五湖四海,他是怕自己没机会再走那么多地方,再见那些尚在世的人几面了。我不放心他一个人出行,他的年纪也不被允许单独坐飞机了。可我又不能陪他,我妈需要照顾,我不可能出门。

但我也不敢再说“等”这个字了。事分轻重缓急没错,可我有时候也不知道,很多事到底急不急。再等半年,一切就会更好吗,还是更坏呢?何况我都不能保证半年,如果更久呢,我有底气说等得起么?

那种一直都有的、说不上来的感觉,突然就分外强烈了起来。我曾经以为来得及的一切,今年都在用血淋淋的现实告诉我,你来不及的。这让我感觉心脏一阵阵抽搐,好像胸腔突然变小了,挤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特别难受的时候,我半夜爬起来在手机上写:电影和故事都告诉我们,不要做时间的敌人,要做时间的朋友。可时间从来不曾放过我啊。如果一件拖着一件,最后所有事情都来不及,我要怎么办?

怎么办呢?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答案。

我没有设想过,如果我爸妈和同龄人的爸妈一样年轻,我的人生是不是会更轻松、更自由。因为假设没用,事实如此,我只能接受。

同龄人和我一样,基本都是独生子女,父母年迈、生病的问题,十几二十年后,大家都会面临。只是那时他们的经济条件也许更好一点,或者成家有伴可以互相扶持分担。但谁知道呢,人到中年,烦恼未必更少。

现在,我妈住院我陪床,出院在家,我就负责做饭和家务,盯着她按时吃药。偶有空闲就接点活儿赚点稿费,总不能坐吃山空。到了做完化疗的第三周,她身体舒服一点后,我就打扫屋子洗好衣服,做好炖汤和半成品菜搭配,分几份放冰箱冷藏、冷冻,交代完毕后飞上海挂专家号。回来再陪我妈做下一轮化疗。

如此往复三次,我妈也马上要做第四期化疗了。能不能控制住病情,六期之后见分晓。

我在医院的陪床装备,以前徒步旅行用过的睡袋和充气枕,都派上了用场。

前几天我在房间里,听我妈好像大喘气,就跑去她房间,发现她在窗台上站着!说是想把窗户的缝儿塞严实……那窗台一米多高,旁边架了个椅子,显然她爬上去的时候很吃力。

我急了:“这点小事儿您老喊我一声不行吗?”我妈说,哎呀,看你在打电脑,不想打扰你工作。我简直要吐血:“您这要是稍微一个不注意,那就不是打扰我工作的问题了。”

上一次我去上海,她闲不住在家搞卫生,也不跟我说。后来住院时医生拿着CT报告说,肋骨骨裂,我妈才恍然大悟似的:“怪不得这几天侧着睡觉感觉疼呢。”差点没给我气死。我妈还老大不乐意,说一辈子自己做事习惯了,没那么娇气。

我有时候也想,是不是我太年轻了,导致他们退休比同龄人晚,心态、考虑的事也和同龄人不一样。我爸七十多岁还在骑自行车,年近八十时还非要给寒假回家的我扛行李;我妈的少女心比我夸张,爱美爱打扮,哪怕化疗头发掉光了,买的帽子和假发也必须好看。

我对“老”的概念也一直很双标,说起七八十岁的人,都很自然地叫“爷爷奶奶”,脑海里是那种颤颤巍巍的形象;但一想我爸妈,好像从来联系不起来。

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老了;等我长大了,他们也只是更老了而已。这其中的差别,与那种“突然发现父母已经满头白发”的感慨完全不同。那是一种非常缓慢的、既被熟视无睹又被时刻提醒的领悟。

前几日,聊起我在国外的男朋友,我妈还突然问我,想不想跟男朋友一起到国外生活。原话是:“我和你爸还能陪你几年?别管我们了,你自己想干什么就去做吧。”当时气氛挺好,倒也不沉重,我就是觉得心酸又好笑。一个重病,一个快九十了,我直接把这俩扔下,自己逍遥去?闹呢。

其实他俩很早就在考虑养老的事,我上大学时还跟我说过:“以后我们不要你照顾,能在家自理就自理,自理不了我们就去住养老院。”但我还是希望在能力范围内尽量自己照顾。实在照顾不了,也要让他们住条件好一点的养老院。所以我要努力多赚点钱。

至于短时间的大笔开销,我原话还给我妈:没关系呀,大不了我们可以把房子卖掉。就算去上海治疗,租个十年八年的房,也够用了。反正房子是你的,不用非给我留着,我不要。

客栈现在还没转出去,咨询的人不少,有诚意接手的不多。转让费用已经很低,我自己投的钱都没打算收回来,只希望能给合伙人还本。但可能大家还在观望,对疫情的担忧尚未完全消除。眼见着年底了,如果1月份还没转出去,我打算春节旺季雇个管家照看,总不能一直空置。而这又是一件耗费心力的事情。

我妈总跟着瞎担心。有一次我说漏嘴了,说客栈关门一个月亏损多少之类的,她就忧心忡忡,认为她耽误了我的事业。当然这可能是客观事实,但作为儿女,这不是应该的吗?

有时候我也想,我妈癌症复发的时间点,真不知道是好是坏。虽然完全阻断了我坚持开客栈的可能性,甚至很有可能影响到我未来几年的职业选择,但它确实逼迫我看清了一件事:没有什么比亲情更重要。

其实我不后悔跑去乡下开客栈。谁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但这不是拒绝明天的理由。至少我尝试过、努力过,还是很开心的。不过短期内我不会再创业了,创业需要全身心投入,风险也比较大。眼下,能尽快把客栈转出去,集中精力照顾父母,让我妈好好治疗,我就心满意足了。

未来做什么还在考虑,我虽然是个跳脱的性子,不喜欢朝九晚五的生活,但在可忍受的范围内做一些妥协,也说不上委屈。人总要放弃一些东西,才能成全另一些东西。

明年春节后,等我妈做完六期化疗,我打算带她去上海全面检查一下。如果身体状况允许,就带他俩一起出门逛逛,也圆了我爸一个心愿。如果情况不乐观,那就走一步看一步吧。人要是总往难处想,那困难是一眼望不到头的。专注于当下或许更容易,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一步一步,也就这么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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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独母亲盛海琳60岁产双胞胎:能生难养 一下子跌到社会底层

盛海琳要去合肥市公安局取一套西藏民族服装。

两天后,她退休返聘的医药公司将去沈阳,开完系列医学讲座后,要在刘老根大舞台举办一场文艺汇演,59岁的盛海琳表演独舞《天路》。早些天,她的舞蹈服装被当警察的战友借去了,电话里说好今天去拿。

这天是2009年正月初六。早晨的街头天寒地冻,空气干冷,新春的爆竹燃烧了几天几夜,二氧化硫的气味挥之不尽,盛海琳站在路口等车,出租车迟迟不来。因为昨晚没有睡好,她感到一阵眩晕恶心。

她回想着昨夜那个古怪的梦。女儿婷婷穿一双廉价的塑胶球鞋,一条旧牛仔裤,上身套一件松垮的毛衣,步子细慢地走到盛海琳床前,凝望着她。婷婷眼睛大,眼珠黑,皮肤白得透出淡青的血管。她漂亮,爱美,穿着上从不这么马虎,况且,这次出门是新婚四个月的婷婷第一次回池州的公婆家过年。临行前,盛海琳特意给她买了昂贵的带水钻的黑皮靴,灯芯绒米色裤子和韩国进口的皮草大衣,多么光彩照人,怎么这副模样回来了?

女儿婷婷。来源:视频截图

盛海琳心下一惊,问道,你怎么啦?他们家条件差是不是?婷婷不说话。盛海琳又问,他们对你不好?婷婷面露委屈,“嗯”了一声。盛海琳生气了,唠叨她,当初给你介绍那么多,方方面面征求你的意见,你偏要选这家……婷婷个性柔顺,也不吭声,走到她跟前,挨着躺下了。盛海琳一惊醒,枕边没人,嘴边留着口水,刚才分明在说话。

失独

盛海琳心脏咚咚跳个不停,直到走进公安局,她心里依然七上八下,接话游神,战友问她哪里不对,这时,丈夫老吴的电话打进来,说,海琳你赶快回来,婷婷出车祸了。

盛海琳一愣,脑子呼应梦里的情景,大声喊,我女儿是不是死了!丈夫不敢提死,语无伦次地说,你给婷婷打电话,你找她,你给婷婷打电话找她。他不知道婷婷的手机揣在盛海琳的兜里,为了演《天路》,心思细致的婷婷临走前拍下完整的舞蹈视频,说是方便妈妈复习。于是,盛海琳把电话打到亲家公那里,一接通,传来哭声一片。盛海琳很激动,问道,亲家,大清早的,孩子们出什么车祸?

亲家公一时失语。

盛海琳从军医做到院长,救死扶伤千千万,瞬间在脑子里做了判断,这场车祸一定造成了颅脑外伤,因为如果只是损伤骨头和内脏,县级医院也能尽快手术处理。她急得嚷嚷说,我马上找我大学同学,从合肥带一个颅脑外科医生和麻醉师过来。

亲家公呜咽道,你什么都别带,我儿子死了,我儿子死了。

那我女儿呢?

你女儿在医院。

人还在吗?

在抢救。

女婿小江像盛海琳一样,也是部队出身,干部家庭长大,之前在北京郊区工作,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安徽省图书馆工作的婷婷,两人确定关系后,婷婷父母费大力气,把小江调到婷婷父亲工作的高校。

接到坏消息后,校领导赶紧派车和驾驶员,加上学院领导、盛海琳夫妇、省图书馆的领导、几个亲近的朋友等,一行人匆匆从合肥赶往池州。

小区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盛海琳拨开人群走进楼道,噪乱中,有遥远却清晰的声音传进她的耳朵,哎呀,江家这个新媳妇跟她妈长得可真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盛海琳直觉到,女儿没了。

车祸是谎言,事实是煤气中毒,是盛海琳最不能接受的“死于愚昧无知”。两室一厅的老房子,主卧朝南,次卧朝北,考虑到年轻夫妇只回来待两晚,老人在十平米的次卧给他们搭了张小床,窗户常年紧闭,插销因生锈而卡住了。厨房卫浴在两个卧室中间,烧饭洗澡,煤气全部灌进次卧,所以婷婷洗完澡进去后,不一会儿就窒息了。

盛海琳后来想,那么高浓度的一氧化碳,如果有人点一根烟,屋子恐怕会爆炸。

盛海琳进门时,一眼看到:女婿躺在挤满了人的卧室,身上盖着一床被面,两眼惊恐万状地望向天花板。他的手紧紧抓着窗帘的拉绳,帘子被拉上去一半,等明白煤气正在夺去他的性命时,他已经无力推开窗户自救。盛海琳匆忙去医院找女儿,女儿一个人躺在抢救室,身上穿着盛海琳梦中出现的毛衣和牛仔裤,因为接受心脏复苏的电击治疗,胸前的衣服和皮肤都破开了。

盛海琳想象停止呼吸的女儿在手术台上被电击起搏器打得直跳,心痛至极。她心中升腾起仇恨,和亲家大吵一架。亲家公一夜白了头,哀叹道,我也只有这一个儿子啊,我的儿子也死了啊。

当初因为两家都是独生子女,结婚后回哪家过年,是一个需要抬上桌面讨论的大问题。亲家公的意思,回池州过年。女婿小江来找盛海琳,一声一声地叫妈,请求岳母理解。盛海琳喜欢这个英俊上进的女婿,松了口,你去找婷婷商量吧。

婷婷工作平时轻松,做一休一,但是春节正忙,只好找人代两天班,初四走,初六回。出事就在初五晚上,再回来,她是被人捧着回来的。

再孕

盛海琳不能接受她的独生女没有了。

她哭完,泪眼婆娑地张望比对其他人,不明白人类生活的运转究竟有何道理。她心里非常不甘。她做孩子时,每家每户都有好多个孩子,像她姊妹四个长到大,没让父母操多少心,怎么轮到她做父母,她千辛万苦把唯一一个孩子的学业、工作、找对象、买房结婚,都操持好了,孩子却没了。

盛海琳在看女儿婷婷的照片。来源:视频截图

她一遍遍反思自己:响应国家号召,晚婚晚育,27岁结婚,30岁生子;无论是在部队,还是转业后,工作尽心尽责,也有文化和道德层面的追求。为什么该她倒霉?

盛海琳原本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她计划从繁忙的医院管理岗位退休后,就报一个老年大学,和同龄人一起跳舞、唱歌、画画,开心几年,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可是,孩子不在了,她做什么都失去了兴趣。

她把墓地买在女儿旁边。求死之前,她去见了寺庙的法师。法师说,死不是一张门,你不能通过死见到你的女儿。法师还建议她,你不要老是跑去墓地跟你女儿说话,扰得她不得安宁,妨碍她投胎转世。

那么,死也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如果接着活下去,这长远的几十年,怎么熬?

她求助于亲友们,哀求人家,让你们的孩子再多生一个好不好?过继给我。丈夫老吴说,你真是异想天开,一个孩子谁养不起,怎么可能给你?然后,她找医生朋友们,帮忙留意有没有遭遗弃的孩子。

有一天,她在报纸上看到南宁破获了一个重大儿童拐卖案,六十多个孩子放在孤儿院里,等着父母去认领。她打电话过去,说明自己的情况,对方说,不可能的,拐了的孩子要通过亲子鉴定找父母。她哀求道,能不能先放我这养着,等孩子父母找来了我再还给人家?

老吴在边上听得难受,盛海琳,你这是犯法啊。

她又打电话到汶川福利院,大地震过去半年了,不知还有没有父母双亡的孩子?对方说,都领走了。她给北京、上海、合肥和唐山的福利院打电话,正常的孩子都被领走了,那些唇裂、脑积水、脊髓膨大的残疾孩子,她跑过去看了,老吴理性地阻止她,不能要,你这不是给自己添负担吗?

女儿走后,盛海琳觉得丈夫老是跟她抬杠,凡事反着来,比如,她见不得女儿的遗物,人要崩溃的。可老吴偏要天天跑去女儿的婚房,对女儿的婚床、被面、衣服翻来找去,捏回女儿的头发给盛海琳看,口中喃喃有词,你看啊,你看啊,这是我女儿的头发。

一直以来,丈夫在她这里,像那种不听话的青春期儿子,比如说了喝酒伤肝,吸烟伤肺,他不听,她个性也强,要跟他发脾气,安静下来要叹气:找个情投意合的人多难啊。

种种向外求子的路都没有走通,盛海琳决定做试管婴儿。丈夫虽不同意,但终究拧不过她。

盛海琳认为自己有别人不一定有的优势,她是学医的,老师是妇产科教授,她懂得很多。

她知道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是谁做的,知道医学上多年来在对试管婴儿做追踪调查,事实证明这些孩子和正常孕育的孩子没有区别。但是她也知道,国家公立医院明确规定,不接收年龄超过45岁的女性做试管婴儿。盛海琳是一个自信乐观的人,先想到自己的优势,而对于年过六十的劣势,她想到的是,中国还没有以六十高龄做试管婴儿的个例,那她这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相当于给科学做实验,如果失败了,医学界会赞赏她勇于献身的行为。

出乎意料的是,遇到失败之前,盛海琳首先遇到了拒绝。她去北京,托朋友,挂生殖科知名专家的号,对方一看身份证,年龄太大,危险系数太高,纷纷拒绝。绕一大圈,最后,她找回合肥,女儿婷婷出生的那家医院,动之以情,她说,我也是医生,我懂里面的交关,我们好好合作,相互尊重,好不好?如果在使用大量的技术和药物的过程中,我出现了什么问题,有可能影响到你们,那我们就终止,我绝不会害了你们。

医院领导看着婷婷长大的,盛海琳的不幸与勇气都引起他们的震动,情感上,他们无法拒绝,可理性上顾虑重重。

盛海琳再三请求道,我们就试一次,不成就算了;我去过地震灾区和那么多福利院,又来到了这里,如果不成,至少所有的地方我都努力过了,不留遗憾了。

2010年5月25日,盛海琳以六十岁高龄,剖腹产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取名智智和慧慧。

盛海琳和智智慧慧。资料图

“能生难养”

智智和慧慧是七个月早产儿,体重分别是三斤和两斤,所以一出生就放进新生儿科监护,长到四斤才能出院。住到第22天,医院来催款,盛海琳拿着医保卡去缴费,工作人员告诉她,这医保卡是给您做老年人退休看病的,不是给您生孩子用的,生孩子用生育保险,但您年龄已经过了。

盛海琳去找社区,问能不能领失独补贴,――“不能,因为您现在又有小孩了”。她又问,那我能不能领独生子女证?工作人员也没有处理过类似的先例,她的情况在法律政策方面还是空白。他们只好告诉她,不好意思,领不了,您生的是双胞胎。

盛海琳恍然觉得时代变了,她喜欢半真半假地跟人说,自从生下这俩孩,她一下子跌到社会底层了。

她第一次当母亲是三十年前,如今第二次当母亲,面临的情形已大不相同。作为两代高干家庭,无论是她养婷婷,还是她的父母养孩子,衣食、教育、医疗都是国家管,可是现在,大环境改革,加上她的特殊性,养儿一切自费。在新生儿科,智智住了37天,慧慧住了47天,每天花费6000元,盛海琳深深地感受到经济问题将是家庭面临的大问题,她压力陡增,绷紧神经在脑子里设想重启人生的新方案。

第一步,她要出去挣钱。如果返聘回医院,每天上半天班,领月薪三千,解决不了问题。孩子满三个月后,她走出合肥,全国各地飞,开医学讲座,每场收入四五千元。她讲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预防,细胞和基因如何发生病变,都是深奥冰冷的医学知识,但是她思维敏捷,口才出色,把讲座变成激情生动的演讲风格,所以她的讲座很受欢迎。她提着行李箱从一个机场奔往另一个机场,比空姐还飞得频繁,常常三天两趟地赶飞机,一年有接近三百天在外面奔忙。

有一年,北京一家电视台来采访盛海琳,带来了几位幼儿教育专家,专家给盛海琳画了一张扇形图,黄色代表她在外面的时间,绿色代表居家时间,黑色是休息时间,专家教育她,你看你70%的时间都不陪孩子,这怎么行?母亲是亲子关系中第一重要的。

盛海琳反问专家,我知道陪伴重要,但我没有钱怎么去养活她们?怎么请保姆?

专家说,你自己带嘛。

盛海琳忍着没生气,我带不动,之前做试管,我吃药、开刀、全麻,现在腿还浮肿乏力。我只能请人,把带孩子的任务交给懂得带孩子的人,就像以后孩子读书了,我自己教育不了,我只能去请懂得教育的人。这一切都需要钱。我也是养尊处优长大的,可如今我的处境变了,我应该迅速转变观念。我意识到钱的重要性了。

盛海琳自觉见过的人千千万,也曾对外界的帮助心存依赖,不过说到底,困难还是要靠自己克服。如此奔忙了五年多,她感到异常疲惫,有时看着媒体上登出来的照片,她感慨自己老得太快了,短短几年,面目像是换了一个人。

2016年春节前,按计划,盛海琳要到无锡、苏州和杭州去讲课,家里的保姆回去过年了,盛海琳先是喊上一个战友作伴,再和丈夫老吴商量,带上智智慧慧,全家顺便一起去旅旅游。无锡场讲完后,苏州来人接他们,老吴躺在酒店床上,说,我起不来了。盛海琳狐疑道,怎么起不来呢?一拽他,人就倒地上了。中风了。

老吴之前得过心肌梗死和脑梗,都有盛海琳在身边应对,化险为夷。她很镇静地打“120”,花四千元请救护车,请两位陪护,把中风的老吴从无锡拉到合肥的社保定点医院,叮嘱他们走绿色通道进急诊室。她自己没有跟去,旁人觉得她心硬,她说,我是个很负责的人,别人早在一个月前安排我讲课,我不能食言。

老吴中风后,偏瘫在床,有时,他卧在床头,看着盛海琳手忙脚乱,笑笑说,这下知道没我不行吧?

盛海琳很来气,取笑丈夫道,你以前起的是螺丝钉的作用,现在你连螺丝钉的作用也丧失了。

而盛海琳自己,用她的话说,是发动机,这个家没她不行。

“失独家庭”

作为一个失独再孕的高龄母亲,盛海琳被许多同样遭遇失独的家庭特别关注着,他们在她的身上看到了启示与可能,把电话打到她家,恳请上门拜访。十年来,一百多个因疾病、车祸、自杀等导致失独的夫妇联系过盛海琳,其中还有一对夫妇是从日本福岛跑来的。

2020年五月的一天,一对从外地赶来的夫妇按响了盛海琳家的门铃,一进门,妻子喊一声“盛老师”,接着掩面而泣,一如其他失独的夫妇,与盛海琳初次见面,没有出于社交礼貌的笑,都是相互理解的哭。

这对夫妇,丈夫是中学校长,妻子是老师,工作体面,生活优渥。他们有一个做律师的独生子,刚新婚半年,和媳妇住在离父母不远的另一个小区。他们见儿子最后一面是在元旦那天,儿子说,请爸妈过来吃个团圆饭。他们没察觉出儿子有什么异常。两天后,儿子在家开煤气自杀。事后,夫妇俩除了悲痛,更多是被儿子留下的谜团所折磨:这么好的生活,你为什么要自杀?

他们在电视上看过盛海琳的故事,当时觉得她冒险再孕,多此一举,没想到当不幸降临到自己头上,才体会了那种思念孩子活不下去的心情。这位妻子说,盛老师,你60岁了还要生,我今年56岁,你帮帮我,我也想再要一个孩子。

盛海琳说,既然决定了,那你首先要对自己有信心;照我的经验,先看中医,吃中药调理,身体指标合格了,再看西医。

夫妇俩还有一个考虑,年龄大了,如果生出来的孩子畸形怎么办?

盛海琳表示理解,双胞胎女儿出院那天,她拿到病历一看,吓坏了。大的诊断先天性心脏病,动脉导管未闭,房间隔缺损,三岁之内如果不能自然发育完全,就要动手术。小的体质弱,很容易发烧感冒,养育过程中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

这个妻子很坚定,回去就开始准备,中药又苦又多,吃得人呕吐,打电话来哭诉,盛海琳就说,这就是需要克服的困难呀,你的困难才刚刚开始呢。

困难重重,往往在想不到的地方出现。盛海琳发现,因为这些夫妇年龄太大,加上因失独受了重击,身体垮了,丈夫死精弱精的情况很多。或是好不容易把胚胎移植体内,因为不懂医学,忽视医嘱,活动量稍大,胚胎掉落。说到底,能成功诞下孩子的,少之又少。也有一些失独家庭想要小孩,见了盛海琳,听说个中艰辛,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

除了生的艰辛,还有养的艰辛。盛海琳说起来,她的家庭状况算好,双胞胎女儿也说得上“幸福”,但是并不是所有失独再育的家庭都拥有她这样的条件。

其中有一位叫张静(化名)的失独母亲,比盛海琳小四岁,有一对龙凤胎,跟智智慧慧同龄。张静54岁那年,独生女因车祸去世,她一夜白头。之后,她做试管婴儿,植入三个胚胎,一个流产了。考虑到家里经济状况,老伴主张再流掉一个,留一个女儿就够了。张静不同意,争吵了三个月,不能流产了。56岁的张静生下一对龙凤胎。

四年后,张静的老伴脑梗瘫痪后,住到和前妻生的儿子家,张静一人带着两个孩子,依旧住在月租六百的城中村。她既要照顾孩子,又要挣钱谋生,每天六点多起,半夜三点多睡。每个月除了一千八的退休金,她还给七家公司做账,每家付给她二至三百元,这些公司都是两三个人的规模,相互离得很远,公交车坐到最后一站,还要步行很远。她去取账,回到家再工作五六个小时,事情做好后再去公司取报酬。

这样的体力消耗,本不该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应该承受的。但是考虑到孩子们以后读书,她想攒点钱。同时,吃穿用度也计算得一清二楚,比如她从不去小区楼下的菜市场,而是搭车赶一个偏远的农村集市,因为那里的河鱼要便宜两块五一斤。一条三斤的鱼买回来,鱼头、鱼尾和鱼身分段冷冻,三个人要吃一个月。

盛海琳说起来,深感酸楚。她们曾受央视的邀请,带上孩子一起去参加节目。盛海琳平时注意打扮,每天精致地画眼线,涂指甲油,喜欢变换色彩形状迥异的耳坠和项链。她希望自己像年轻妈妈一样漂亮,也绝不让女儿穿戴马虎,像精力不济的奶奶或外婆打理的小孩。而张静对自己和孩子们的外表似乎没那么敏感,她有点顾不上。

在那档节目中,张静被问起,对孩子的未来有什么打算?

她说,老伴一瘫痪,我就立即做出决定了,我只能养他们到十四岁,然后读技校,勤工俭学,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大学和高中是不敢想了。

也有记者写盛海琳对再育感到很后悔,盛海琳不满地说,这叫“标题党”,我原话是“三思而行”。

女儿

像很多老年人一样,盛海琳遭遇过e租宝爆雷事件,损失三万元。

她也吃过熟人的亏。得知婷婷的婚房卖了两百万,一位熟人跟盛海琳说,这么多钱放在手上既不安全,也有点亏,她知道一个投资项目,是家叫“映山红”旅游公司,将在安徽革命老区建度假村,修疗养院、商场和游乐场,还要修路,摊子铺得大,公司缺资金,你投钱进去之后,本金按利息逐年返还,收入胜过领退休金。

盛海琳去了解,果然有这么一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和高管都有名有姓,来头很大,网上还能找到不少颂扬它的报道。盛海琳投进170万。两个月后,映山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上了晚报头条。

盛海琳像其他投资人一样,去公安局报案,提交合同和缴款凭证,流程走了很久,钱却迟迟没回来。直至2020年11月,她收到消息说,投资人的钱将按20%的比例返款。

最终,她把多年讲课积攒的存款全部买了保险,作为孩子未来的教育基金和自己的养老基金。她也期盼着那家旅游公司的投资能如数回来,这样的话,家庭在经济层面就能得到保障。

2016年,盛海琳的丈夫中风偏瘫后,家里最多时请三个保姆,一个照顾病人,一个照顾孩子,一个烧饭做家务。这些年,盛海琳请过六十多个保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的保姆经,可以念一本书了。

盛海琳出生于1950年,小时候也是保姆带的。她的父亲是“三八式”干部,在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文化程度也较高。1950-1955年,国家对军队干部实施供给制,免费供给生活必需品,包括衣、食、住、行、学习、零用津贴、子女的生活费和保育费等。盛海琳是老大,底下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姐弟四个,请了四个保姆,保姆也能领鸡蛋和鸡肉,待遇和营养很好,干活也卖力。1955年,国家取消供给制,全部实施工资制度。有的干部家里有十个孩子,夫妻两个工资不够花了,辞退保姆后,孩子的衣食也需要精打细算。盛海琳家境不错,留下一个保姆,一直用到孩子们成年。盛海琳回想以前那个保姆,一辈子待在一个家里,已然成为了一个亲人。

1980年,盛海琳生下婷婷,丈夫还没从南京调回合肥,作为职业女性,工作又很忙,她生怕对孩子照顾不周。彼时,保姆开始成为一个行业,叫“家庭服务员”。她辞退了两个不太合适的老保姆,以高出市场价的十元月薪,找了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帮忙把婷婷上幼儿园。

过了二十八年,生下双胞胎女儿后,她再和保姆打过交道,才知道保姆已经改名叫“阿姨”,由家政服务公司介绍上门。让她心惊的是,保姆的月薪不比一般医生少,一般家庭请不起。她住的这幢军产房,192户邻居,都是老人带小孩,老伴照顾老伴,只有她请了保姆。

她认为这些保姆不仅不像当年的那么质朴,而且令她很不放心。去年,慧慧由咳嗽发烧拖成重症肺炎,情况危急,盛海琳从香港赶回家,带着孩子找医院,陪护十多天,依然高烧不退。她生怕孩子没了,精神高度紧张,一度崩溃。撑到慧慧好转,她身心一松,病倒住院。

这时,她想到自己毕竟是69岁的老人了,不能满世界跑了,讲座在合肥讲讲就好了。古稀之年,是时候回归家庭,锻炼好身体,多陪伴孩子。

事实上,回归家庭后,一地鸡毛,她的心理负担也没有轻多少。她辞退了一个保姆,剩下的这个王阿姨,是相对满意的。但是对保姆,她始终有一种很矛盾的心态。家有中风的丈夫和年幼的孩子,她不得不依赖保姆,但是也感到养保姆给她造成了不小的一笔开支。

不开心归不开心,该做饭的做饭,该送小孩的送小孩。盛海琳在教育上是不惜钱的,双胞胎女儿三岁开始请家教,学新概念英语,一堂课四百。兴趣班也要上,艺术丰富人生。她送智智学绘画,慧慧学舞蹈,跟她们强调人格完整,自立自强。孩子三岁时,在家打电话喊她回家,孩子在那头哭,她在机场哭,别哭,别哭,妈妈要挣钱养宝宝呀――这话讲多了,姐姐也会学来安抚妹妹,别哭,别哭,妈妈要挣钱养宝宝呀――

盛海琳陪双胞胎女儿上舞蹈班。来源:视频截图

如今,两个女儿满十岁,即将进入青春期。智智说,以后想早点结婚,二十岁就结了,这样爸爸妈妈能早点看到。盛海琳听了心酸又满足。

她觉得,姐妹俩如她所希望的,机灵,情商高,会察言观色。她们的性格更像内敛沉静的父亲,和人相处起来懂退避,摩擦少,几十个保姆,几十种人,她们大体都能相处。有一次,智智洗了澡,忘了洗内裤,第二天跟王阿姨道歉,阿姨,你别介意哦,别介意。王阿姨顿时有种受尊敬的感觉,直说,我来洗,我来洗,我不介意。她转身把这话说给盛海琳,直夸两个孩子说话讨人喜欢。姐妹俩是盛海琳与王阿姨关系的润滑剂。

这几年,盛海琳很少再梦见女儿婷婷,然而,她看着这对双胞胎,智智长得像婷婷,慧慧长得像女婿,越看越像。她相信人是有灵魂的,她相信女儿女婿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回到了她的生命中。

盛海琳陪女儿上舞蹈班。来源:视频截图

盛海琳与同学聚会。澎湃新闻记者 吴佳颖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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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铁艺楼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