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译介 黄裳

1932年,黄裳考入南开中学,其一生的文学翻译因缘,实缔结于此。

20世纪30年代的南开中学,汇聚了张伯苓、何其芳、张中行、叶石甫、孟志孙、李尧林等一批新文化学人。学校里,毕业于燕京大学英语教学专业的李尧林是黄裳的英语老师。他的英语课堂活泼开明,会教授外文歌曲、讲解辜鸿铭的英译杜诗《赠卫八处士》;教法独特有效,不要求学生死死记住一条条文法,而代之以直接接触原文从而“猜”出语法规律来。黄裳由此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功底,不仅译书全以英文本为据,那一口漂亮的英文后来还曾惊艳了自己的老丈人。李尧林不单单教英语,还用新文学书刊滋养年轻学子。黄裳在老师的书橱里就看过初版本的《我们的六月》《我们的七月》以及卞之琳编的《水星》等。学校外,据黄裳回忆,“南开中学附近开着三家书店,供应着最新出版的各种新文学书,父亲每月寄来的生活费大部分都被我买了书。鲁迅、冰心、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的文集是每种必买的,各种文学杂志也都收有全份,宿舍床头的小书架上总是满满地插着新书”[1],跑书摊儿遇到俄国小说时,当然也不忘通知李尧林老师一声。在新文学的熏陶与英语能力之养成中,黄裳的译业,首先自翻译批评始。

1930年代,张谷若以山东方言译哈代小说《还乡》《德伯家的苔丝》(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的赞助下,分别于1935年和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却也引发了萧乾的不同意见。1937年黄裳在《南开高中》发表《最近翻译界的辩争》一文,即是针对这场论争的发语。黄裳认为,张谷若的译文“采用中国鸳鸯蝴蝶派的成语太多。似乎令读者容易看过去,不易觉出原作的伟大,不容易在字句的工拙上多加吟味”,致使原作丰神减损不少。对于争议另一方的萧乾的观点,“借翻译使国内创作的风格情调,发生了质的变化,使新文艺由五四状态而进展到目前阶段的,这功劳仍是归给那些情节以外还尊重原著的文字排列运用,那些费力不讨好的直译者”,黄裳也不赞同,以为直译的作用未免被夸大,“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先驱者,都有很好的西洋文学根底,作风的转变,恐怕是个人欣赏所得而非由生硬的译文学来的吧”[2]。

1941年,黄裳化名赵令仪,在《宇宙风乙刊》连续发表《读书日记》(文章体式与风格均模拟鲁迅《马上日记》,笔名也是沿袭鲁迅用过的“赵令仪”)。其中数节颇多关涉译坛人事,不妨整段援引,略作申说。

从学校里回来以后,把疲乏的身子向床上一躺,随手就拿过一本书来翻翻。这就是《静静的顿河》的全译本。这本书已经有过几个译本了,这一次是由原文直译的。所以更容易使人注意。直译和意译之争是开始于几年前鲁迅先生对主张意译的论争。直等到鲁迅先生译的《死魂灵》出版,使人认识了直译的面目。那保持了原作中语气和风貌的译笔,毕竟是比但求易解不计错误的意译好得多的。所以这一次看《静静的顿河》也是先翻了后记里所谈关于译法的文章来看。却不料发现了这样的一段:“最后一次的修改,是由巴人石灵斯埙野风四兄分担的工作。他们为我顺语气,务期使它通俗易懂。”……“及至巴人兄等的改订,更完全是求易懂。现在自己看看,的确和初稿时大不相同了。”以上四兄的懂不懂俄文,我不知道,看样子是只拿了译稿在“顺”,语气的合乎原文与否当然是莫名其妙的了。这倒让我想起了入学试验里的国文试题来了。原来那就是某“教授”在某古书里拉取了一段古文,段落不明标点不分的要学生译出白话来。殊不料一九四○年的译介巨帙竟与大学生的试验殊途同归,在令我叹气之余,不禁要发出如下的请求:“但愿再谨严些!”[3]

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最先是贺非由德译本译出第一部的前半部分(第1、2卷),即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该译本经由鲁迅校对并附后记一篇,收入“现代文艺丛书”。之后,黄一然与赵洵合作,分别据俄文本和英文本译出了第一部的第3卷,1936年由光明书局出版。黄裳所言的“全译本”,为金人从俄文原本译出的《静静的顿河》,同样由光明书局出版。值得注意的是,《读书日记》发表于1941年8月至11月,金人的全译本出版于1941年上半年:可见黄裳对文学译介与出版的实时聚焦。

金人自陈是带着扫荡文坛那种随手摭拾的“半吊子”译本的倾向进行译介,试图纠正德译本和英译本的删削修改处(如原书内土语对话的脱落),且舍弃郭沫若(金人认为郭氏是在“编译”而非翻译)、徐懋庸(金人以为徐氏译笔无法维持原作者的风格)的译法,取径鲁迅的译介策略,以“尽量保持原作者的笔调和风格”[4]。这些看法与黄裳并无太大出入。黄裳的不满和指摘则在于巴人、石灵、斯埙、野风四人画蛇添足式为金人译文润饰。务求通顺易懂,便会背离“直译”的初衷,也偏离了原作的意蕴样貌。黄裳由是呼吁,翻译须谨严:

再想一想,这也原非新闻。正应了“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话,远在十多年前就有人想到这种译法的了。鲁迅介绍了个安特莱夫的《红的笑》的译本在《小说月报》发表。却不料有人提出抗议,说他的译本在上海的书店里放了很多时候不见出版,后来是退回来了,而这另一本《红的笑》却印出来了;校对之余风貌多有似处,大概是从他的译本偷梁换柱的转译去的。那时还不大明白怎样偷换,现在读了“后记”,方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拿了一本译文来“顺”一“顺”或“不顺”一“不顺”就成了。设想如此,岂不妙哉。[5]

1928年,鲁迅曾校订梅川所译安特莱夫《红的笑》,该译稿发表于《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次年,程鹤西读到梅川的译文,怀疑是抄袭了自己和张骏祥的译稿。鲁迅作《关于〈关于红笑〉》一文为梅川辩护。这一译界风波至今难有“定论”。黄裳似乎是认定梅川确实“偷换”“顺”走了程鹤西等二人的译文,并将之与巴人等修饰金人译文的译写方式相类比,语多揶揄与不屑。循此,黄裳“另外想起了一件颇为有趣的故事”:

耿济之先生翻译过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这书是原来一段段译出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后来收集单行本的时候,却单不见了载《活骸》一篇的旧报。只好另译一遍。所以现在单行本的《猎人日记》里的《活骸》是后来重译的一篇。我却有这本旧的《小说月报》。同时在一本《俄国文学研究》里,又有着王统照先生译的一篇《活骸》。前者是从俄文译,后者是由英文转译。对读起来,真够得上“良多趣味”四个字。现在用了“归纳法”把一句话的三种译法对照一下看:

法兰西的谚语说道:“干燥的渔夫和潮湿的猎人同属悲惨的景象。”(耿旧译载《小说月报》十五卷第九期)

法国谚语有言:“干的渔夫与湿的猎人,具有最可悲的形状。”(耿译《猎人日记》本)

法兰西有句成语是:“一个干燥的渔夫,和一个潮湿地方的猎者,这是很愁苦的光景”。(王译)

无论是单读哪一种译文都会顺口而下的罢?可是一比较,就马上看出了不同之处。耿先生的完全是外交官派头,满口是官话,王统照先生则不愧是诗人,头两句译得非常美。可是第三句却也像不大“顺”。甚矣哉,译事之难也。[6]

耿济之所译《猎人日记》的单行本于1936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列入“译文丛书”。耿在《译者序》中透漏,徐调孚特意剪下、汇集起的《小说月报》初译稿,独独不见了。曾在1924年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5卷第9号的第二十三篇《活骸》。三年前,在《小说月报》第12卷“俄国文学研究”专号中,收有王统照译屠格涅夫《活骸》(该期目录中作者署为“杜介涅夫”),译文前有王统照的“译者志”,对屠格涅夫的生平、创作以及《活骸》中体现的“无抵抗主义”做了简短的介绍。这期专号的“论文”部分还有耿济之《俄国四大文学家合传》一文,包括郭克里(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道司托也夫司基(陀里妥耶夫斯基)四人。这里也可衬托出黄裳在新文学书刊收藏上的嗜好(“我却有这本旧的《小说月报》”),以及对翻译版本的留心。

对耿济之官话派头的译文颇有微词的黄裳,此时想必不会预料到,十余年后自己也会操刀翻译《猎人日记》吧。

无论是对张谷若、金人译作的评析,抑或是对《猎人日记》众家译文的比勘,黄裳的翻译批评既内在于文坛语境,直面译界纷争,又能出乎其外,包孕着自家的思考,即对译文语言风格的强调。黄裳对语言极度敏感,倾心于忠实而又硬朗生动的译语以呈现原作的风神,认为熟词、套语和滥调只会失去原作应有的气象。

黄裳对鲁迅及其“硬译”,心有戚戚。鲁迅翻译《死魂灵》“根据的是德译本,即二手转译。《死魂灵》后有满涛据俄文原书的直译本,但我喜欢的仍是鲁迅的重译本。我不懂俄文,更不可能领会果戈理的文风。但在我心目中重译本并不比直译本减价。鲁迅的翻译自有他自己的特色:用字、遣词,语法结构……在在都有他自己的风格、特色。不妨说是德译者提供了果戈理的故事,再由鲁迅复述成文。有点像林琴南的译西方文艺作品。在或一意义上,翻译也是一种创作。译品的风格是作家、译者合作而成的产物。有一百种译本,就有一百种不同的译品”[7]。1935年,鲁迅以德译本为主要参照翻译《死魂灵》,同时参考了日译本、英译本,鲁迅多次在信中表露,译此书“真好像做苦工,日子不好过”“弄得昏头昏脑”,“每译两章,好像生一场病”[8]…… 无须讳言的是,黄裳虽说把握住了鲁迅译文戛戛独造的语言特质,但把鲁迅的翻译当作林译小说式的复述,实在低估了鲁迅对译文忠实性的执着与苦心孤诣。

周氏兄弟的译作,均是黄裳的所爱。黄裳曾收集得有周作人的几乎全部译作,即便是周氏早期译文,黄裳也是如数家珍,“周作人译《玉虫缘》时,译笔较后来与鲁迅译《域外小说》时微异,也许幼稚些,却不那么追求古奥,更多可读性”[9]。周作人译永井荷风《江户艺术论》之《浮世绘之鉴赏》,更让黄裳叹服“这文章译得实在好”[10]。1940年代初,在《音尘》一文中,黄裳借知堂译文,一浇羁旅巴蜀地的块垒,“我捡起了手边的一册诗集。就在这集子的附录里有着一篇题作“尺八夜”的散文,里边引了一段永井荷风的话”:

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木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11]

黄裳一直对卞之琳的附记小品有所偏爱,曾言:“卞先生在文章后面很喜欢作小品的附记,这些小东西是特别值得喜欢的。《西班牙小景》之后有一段‘译阿左林小品之夜’后来没有收集,而这一小段附记又实在是极可爱的……”[12]黄裳手边的这本诗集是卞之琳的《十年诗草1930—1939》(明日社,1942年),自然也不会放过卞氏的附录。在附录的《尺八夜》中,卞同样借知堂这段译文,传达难以言传的尺八的声音:“这段虽然讲画,而在情调上节奏上简直是代我在那里描摹我此刻所听的尺八。”[13]黄裳此文命名为“音尘”,而《十年诗草》所收第一辑就是“音尘集”,二者当非巧合。卞之琳的翻译正是黄裳所钟情的译品,黄裳嵌套式地援引卞之琳所引的知堂译文,恰构成三人间饶有意味的诗性“互文”。

1944年,在《江上杂记》中,黄裳又援引“纪德的一些话,来说明我现在的情感”:

人是为幸福而生的。全自然都如此教训。都是求欢乐的努力使得草木萌发,使得蜂房注满蜜,人心注满仁慈。[14]

此处的译文出自安特列·纪德《新的粮食》(明日社,1943年),由卞之琳译并序。由是可知,黄裳随身携带、时时品味的,不仅有《十年诗草》,还有卞译纪德《新的粮食》。1943年致黄宗江信中,黄裳说:“近来看《西窗集》旧书重温,颇有意思。”[15]直至1980年代,黄裳仍对卞氏的译文集《西窗集》赞不绝口:“我至今不忘卞之琳在《西窗集》里译的一篇《中暑》,妙极了。”[16]

黄裳对巴金、萧珊夫妇的译作,亦有贴切、中肯的感悟与评价。对于巴金,黄裳说:“我最喜读的是他译的赫尔岑的《一个家庭的戏剧》,是一部难得的译品。”[17]萧珊则“有她自己的风格,她用她特有的纤细灵巧女性的感觉,用祖国的语言重述了屠格涅夫笔下美丽动人的故事,译文是很美的”[18]。晚年的黄裳追忆起令他难以忘怀的译作,提及的有:黎烈文译梅里美的《西班牙书简》,张谷若译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夏目漱石《哥儿》的译者记不清了,可能是章克标。特别是《哥儿》,后来有了多种新译,但徘徊心头不能去的依旧是从当年译本得来的愣头愣脑的主角形象,这是不可磨灭、不可替代、而为自己认可的漱石风格”[19]。《西班牙书简》被收入梅里美《伊尔的美神》(黎烈文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书前有黎烈文所作的《梅里美评传》)。《哥儿》确实是章克标所译,该篇被收入了《夏目漱石集》(章克标译,开明书店,1932年)。

黄裳持续关注着汉译哈代。1944年,“最近又看了哈代的一本小说:《微贱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吕天石译,大时代书局出版。此书译得不太好,我在上海时曾有野心一译,但未及三分之一即终止”[20]。黄裳的翻译践行,最终没能由译哈代发其端,他真正成型的文学译介,还得从李尧林和巴金处衍生开去。

1947年5月24日,上海《文汇报》出完当期后,被勒令停刊。供职于《文汇报》的黄裳一时失去了写作和发表的地方。此时,巴金鼓励黄裳续译李尧林没有完成的译作:威尔斯的科幻小说《莫洛博士岛》。黄裳曾回忆:“我向他声述我的语学素养不足承担这样的任务。他只是简单地微笑着说了些什么,就使我不能再表示反对。当然,我的天真与勇敢也是起了作用的。”[21]怀着对李尧林师的感念和巴金温情的鼓舞,黄裳着手译起是书。据《莫洛博士岛》“译后记”,黄裳自1947年4月至1948年4月,完成了翻译和校改。该书于1948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列入“译文丛书”,译者署名为“李林黄裳”(李林为李尧林的笔名)。尽管求学南开时已小试牛刀,翻译过汉学家韦力的英文论文《诗经中关于〈日蚀〉的诗》(韦力原文《月蚀诗及其同类作品》发表于《天下》月刊1936年第3卷),可黄裳仍将《莫洛博士岛》看作“余译书之始”(黄裳为李辉所藏《莫洛博士岛》题跋语)。

在翻译《莫洛博士岛》的过程中,黄裳就某些翻译难题,于书信往还中请教了钱锺书。如“原文中有一句拉丁语,无处请教,想起了他,就麻烦他代译了”。钱锺书的回信为:

……垂询一节,乃极劣之拉丁,代译如左:

They are not men, they are animals whom we have vivisected.

兄文笔之佳,著译皆然,甚畏佩也。[22]

翻查《莫洛博士岛》该拉丁文出处,黄裳为之加了注释:“这是初学者的一段幼稚的拉丁文,它的意思是:‘他们不是人,他们是我们用来作活体解剖的兽类’。”[23]这里即挪用了钱锺书信中的解答。虽然没有在书中注明该拉丁语为钱氏所译,黄裳在《莫洛博士岛》出版后,再次感谢钱氏的帮助。钱锺书回信道:“顷奉手帖并惠赐大译,欣感无既。九十五面拉丁文一句,极易译,乃蒙齿及,只益惭耳。”[24]而对于钱锺书“文笔之佳,著译皆然”的赞誉,老友黄裳倒是十分清醒:“默存所作笺札,常有秋水轩式的客气套话,又喜作俳谐语,未可尽信,当分别观之。”[25]

事实上,黄裳对威尔斯的科幻作品好像并不感冒。他有过如是论述:“近代的英国文坛泰斗威尔斯,以善作科学小说著名,其实其中有一部分则是利用了想像所写出来的神奇小说。他有一部《野人岛》,描写一个解剖学家在荒岛上实验活体解剖,将一些野兽改造成为人化,结果出了毛病,演了悲剧。这小说在英国或全世界都可以算是颇为奇特的著作,然而在我们看来,却并不稀奇,在《西游记》与《封神演义》中,是早已有了人化的兽类在扮演着种种的故事了。”[26]自古典说部关照现代科幻小说,隐约流露出“古已有之”的心态,遗漏掉威尔斯对进化论的逆向衍义、对现代科技反噬人类的惊心动魄的展现,似难以切中肯綮吧。

李尧林生前有译出冈察洛夫全集的意愿和尝试。巴金便建议黄裳翻译冈氏的《平凡的故事》,以赓续李先生的遗愿。黄裳的翻译和李尧林一样,主要依靠英译本。至于该书的底本,黄裳后来的回忆中有两种说法:一是巴金将Garnett夫人的译本借给了他,一是托施蛰存从某大学图书馆借来一册1894年版的Garnett夫人的英译本。不管英译本来自何处,该书总归断断续续译出,1952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即《一个平凡的故事》,列入“译文丛书”。1956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改题为《平凡的故事》。

据巴金1953年致黄裳的信中所写,“你明年想译托翁的《哥萨克》和《幼年》,我赞成。《哥萨克》字数较少,你不妨先译这本试试”,“屠氏的短中篇除了蕴珍正在译的,我和海岑译过的外,没有什么(徐成时还有几篇译稿未用)可译的”[27]。巴金还曾嘱托黄裳逛书店时代为留意俄文版1949年《屠格涅夫全集》第一册或第六册(巴金已有第二至五册)。黄裳在新中国成立后本想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惜乎未能成行。巴金这里提到的屠格涅夫译本主要集中于1950年代,包括:萧珊译《阿细亚》(平明出版社,1953年),萧珊译《奇怪的故事》(平明出版社,1954年;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萧珊、巴金译《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海岑(陆清源)译介的屠格涅夫有:《三肖像》(平明出版社,1949年)、《两朋友》(平明出版社,1951年)、《多余人日记》(平明出版社,1954年)。徐成时译有《克莱拉·密里奇》(平明出版社,1950年)。面对如此众多的屠格涅夫译作,黄裳选择了翻译《猎人日记》(平明出版社,1954年;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

对于该书的书名,黄裳觉得,《猎人日记》“就是把一些日常见闻编在一起的。有人说这是极美的散文,有人说这是一束短篇小说,有人说这不应称为《日记》。我看这些话可以不必说。《猎人日记》的译名是俄罗斯文学老翻译家耿济之先生用起的,保留下来也是一个很好的纪念,何况这书名原也译得蛮不坏,很可以表现出作者的原意,他的将这一切都看作平居的‘日常’见闻,用意其实是很深刻的。按GARNETT夫人的英译(我只能看一点英文),书名应该是《猎人速写》才对。那么一来恐怕就更隔了一层了”[28]。英译本的书名为“A Sportsman’s Sketches”,黄裳仍沿用“日记”之名以纪念耿济之先生,这里对待耿译的态度已不同于1940年代初期《读书日记》中那般略带嘲讽。《猎人日记》还有丰子恺译本,丰氏在新中国成立后从原文译出,译为《猎人笔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此处且把《活骸》开篇第一句话的黄裳、丰子恺译文对读一下(可与耿译、王译对照),兴许也够得上“良多趣味”四个字。黄裳连贯长句的处理其实还是靠近耿译,丰子恺的译法则稍显归化气息,确乎符合中文谚语言简意赅的特征:

有一句法国谚语说,“干燥的渔夫跟潮湿的猎人的情景是悲惨的。”(黄译《活尸》)[29]

法国有一句谚语:“干渔夫,湿猎人,样子真伤心。”(丰译《活尸首》)[30]

新中国成立后,黄裳在翻译批评上创获不多,偶或在日记中锋芒毕现:“在《人民日报》上读了爱伦堡在记者座谈会上的发言。虽然译文如此拙劣,但是,好极了。”[31]此外,黄裳四五十年代还译有谢德林《哥略夫里奥夫家族》(平明出版社,1954年;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以及《数学与你》(开明书店,1948初版,1949年再版)。1950年代初,黄裳、潘际坰作为平明出版社的特约编辑,共同主编“新时代文丛”,该丛书收有诸多著译。

新时期以后,尽管黄裳自觉旧译“不成气候”,不想在翻译和译校上多花时间,其部分译作依旧得以重版。1981年,《平凡的故事》“上海已出了别人的重译本。最近实在没有时间也无力量修改旧译,上海译文最近拟重印我的一本谢德林小说,我也毫无改动,只写一说明书似的‘后记’而已”[32]。1980年代初,上海译文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多本从俄文译出的冈察洛夫作品,如周朴之译《平凡的故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翁文达译《悬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重印的黄裳译谢德林小说,即《哥略夫里奥夫家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该译本被收入《谢德林作品集》(上、下)(张孟恢、黄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时,修订书名为《戈洛夫廖夫一家》。1982年,得知《猎人日记》得以重版,黄裳不掩其高兴:“上海译文出版社来说,拟将我的《猎人日记》重排,因明年是屠格涅夫逝世一百周年年纪念,真是可喜。”对于《莫洛博士岛》的再版,黄裳也不无期待,他给杨苡写信道:“《莫洛博士岛》如你有法推荐,当然很好。还是‘科幻’小说哩。作为介绍此类书之先辈,也是光荣的。”[33]在力推重印李尧林、萧珊的译作上,黄裳不遗余力:“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印萧珊译的小说,我讲了几次,希望把李尧林译的《悬崖》再印一下,他们还未决定,原因是原本是个节本,我想,现在什么译本都在出,这书难道不能出吗?”[34]重印的萧珊译本即普希金《黑桃皇后及其他》(萧珊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收入普希金短篇小说两辑《别尔金小说集》《黑桃皇后》)。

作为藏书家和版本学家的黄裳,在文学译本的搜集、考辨和玩索上,同样兴致盎然。在南开中学读书时,黄裳对周氏兄弟的译本每见必收,“最为珍重的则是生活书店版的《表》和《译文》终刊号:黄色封面、用好的厚纸印成厚厚的一册,与装帧精美、插图丰富的《表》同为我藏书中的珍物”,“可惜这一切都毁于日寇的炮火”[35]。对待知堂,黄裳的态度前后有变,却也“存有周作人著作原版初印本,自《玉虫缘》《红星佚史》起,毛边本、签名本都有”[36],买到知堂《两条血痕》精本一册,也会立马写信告诉好友黄宗江。对于译本篇目、版本的变化,黄裳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卞之琳的译品最初发在报纸副刊时,黄裳便已关注,对此后结集的《西窗集》更是爱不释手。1980年代初,施蛰存为江西人民出版社重编《西窗集》,黄裳立马注意到,该书“曾经译者重订,把蒲宁的短篇《中暑》删去了,十分可惜”[37]。

几部译作之外,黄裳的译评、译论和翻译诗学,均散见于他的散文/杂文中,往往难脱散逸之运命。正如杨苡的评价,“他的头脑里还贮存着一大堆外国经典名著,包括文学作品、戏剧、音乐、电影、美术等等”,“他也能译书,译文极美,而且也的确成绩斐然”,“拥有考据版本的本领却从不认为自己是专家;翻译好几本西欧经典名著却从来不肯走进翻译家行列”[38]。不承认自己是翻译家的杂家黄裳,其横亘现代以讫新时期的译事、译业,自有值得珍视的经验和贡献。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黄裳:《黄裳文集(5)》,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469页。

[2]黄裳:《最近翻译界的辩争》,《南开高中》第2卷第4期,1937年5月1日。转引自宫立:《中国现代作家佚文佚简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74—178页。

[3]黄裳:《来燕榭集外文钞》,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58页。

[4]金人:《前记》,[苏]M.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金人译,光明书局,1940年,第8页。

[5]黄裳:《来燕榭集外文钞》,第58—59页。

[6]黄裳:《来燕榭集外文钞》,第59页。

[7]黄裳:《来燕榭文存二编》,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2011年,第125—126页。

[8]分别出自鲁迅1935年3月13日致萧军、萧红信,1935年5月17日和1935年6月28日致胡风信。《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卷408、458、490页。

[9]黄裳:《来燕榭文存》,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2009年,第306页。

[10]黄裳:《来燕榭文存》,第184页。

[11]黄裳:《来燕榭少作五种》,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2009年,第52页。

[12]黄裳:《来燕榭集外文钞》,第294页。

[13]卞之琳:《十年诗草1930—1939》,明日社,1942年,第205页。

[14]黄裳:《来燕榭少作五种》,第66页。

[15]黄裳:《来燕榭书札》,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2页。

[16]黄裳:《来燕榭书札》,第64页。

[17]黄裳:《来燕榭文存》,第87页。

[18]黄裳:《榆下说书》,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82年,第233页。

[19]黄裳:《来燕榭文存二编》,第126页。

[20]黄裳:《来燕榭书札》,第8页。

[21]黄裳:《榆下怀人》,北京出版社,2017年,第41页。

[22]黄裳:《故人书简》,海豚出版社,2013年,第182页。

[23][英]威尔斯:《莫洛博士岛》,李林、黄裳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第95页。

[24]黄裳:《故人书简》,第183页。

[25]黄裳:《来燕榭文存》,第173页。

[26]黄裳:《来燕榭集外文钞》,第310页。

[27]万叶散文丛刊编辑委员会:《霞·万叶散文丛刊(第三辑)》,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38页。

[28]黄裳:《珠还记幸》,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2006年,第382—383页。

[29][俄]屠格涅夫:《猎人日记》,黄裳译,平明出版社,1954年,第451页。

[30][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丰子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第380页。

[31]黄裳:《来燕榭文存》,第34页。

[32]黄裳:《来燕榭书札》,第79页。

[33]黄裳:《来燕榭书札》,第90页。

[34]黄裳:《来燕榭书札》,第85页。

[35]黄裳:《来燕榭文存二编》,第161页。

[36]黄裳:《来燕榭文存二编》,第71页。

[37]黄裳:《来燕榭文存》,第311页。

[38]黄永玉等:《爱黄裳》,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233、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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