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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号:“X”1950年12月1日,沪上入冬以来的首个结冰日。在华东特案组虹桥路驻地,以焦允俊为首的七名侦查员及内勤钟思捷齐聚会议室,围着那张开饭时兼做餐桌的墨绿色镶白边乒乓球台,正在讨论组织上一天前刚刚下达的那个被焦允俊称为“没头无尾”的任务。11月30日夜间,正准备休息的特案组长焦允俊和指导员郝真儒被一个急电唤起:马处长召见,请即刻前往!焦允俊、郝真儒立即驱车直奔马处长的办公地点。那是一处有武装军人站岗的所在,特案组的车辆也必须进行登记方可入内。焦允俊照例在岗亭前停车,刚准备下车到门卫室打电话,马处长的秘书小杨已经从大门里跑出来,冲岗亭里的战士做了个手势,战士随即放行。马处长夤夜召见焦允俊、郝真儒,确是有一项重要任务——据华东公安部收集到的一条秘密情报(马处长未透露该情报来源)显示,近日发现有自称“X”的不明身份之徒与台湾美蒋特务机关联系,报称正在筹划组建一个成员达上百人之多的匪特武装组织,名谓“品字三方会”。这个匪特团伙成立后,可在京沪杭区域内进行破坏活动,以配“蒋总统”利用“韩战大势”发动的“反攻大陆”计划(此处所谓的“京”,指的是南京。败逃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坚持沿袭旧时称谓,企图挂靠台湾特务机构的反革命分子与台湾方面联系时,为表忠心,也使用了旧时南京的简称)。自称“X”的不明身份之徒向台湾特务机关之一“国防部二厅”提出挂靠请求,希望获得“党国”的认可,给他们提供武器弹药、活动器材和经费。根据目前形势及该情报来源分析,华东公安部高层认为这份情报的真实性指数比较高,这个正在筹划组建的匪特组织的雏形,目前很有可能已经存在,其核心分子说不定已经完成初步策划,即将进入发展成员、筹建组织、制订破坏行动方案的阶段。马处长要求华东特案组对此进行调查。返回虹桥路驻地,焦允俊、郝真儒没有去宿舍休息,而是进了办公室,每人沏一杯浓茶,一边喝着,一边交换看法。个把小时聊下来,似乎没找到感觉。焦允俊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太晚了,睡吧,明天上午再聊。”郝真儒说,“也好,干脆明天把全组同志都集中起来,群策群力。老焦你主意多,就多费点儿心。”焦允俊得意了:“老郝你平时难得夸我,兄弟真是受宠若惊啊!”话没说完,忽见老郝脸上的神情趋向“公事公办”,一声哈哈,人已到了门外。如此,就有了第二天上午九点特案组的这个会议。焦允俊首先把情况简述一遍:“这是马头儿亲自下达的任务,咱们今天先消化一下。怎样消化?不瞒诸位说,我昨晚琢磨了许久,没有头绪。这桩活儿听着好像有血有肉,说是若干个不法之徒企图趁抗美援朝我们跟美帝开打了,台湾老蒋肯定不会消停,就琢磨着建立匪特组织,挂靠台湾‘国防部二厅’,伺机配合‘反攻大陆’,在上海、南京、杭州这个三角区域搞破坏活动。这些情况不用解释,大家都听得明白。可是,往下牵涉到咱们特案组的调查,那就‘没头无尾’了。按照常规路数来说,起码那个‘X’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几个人——总得有点儿影儿吧?诸如年龄、性别、外貌特征、职业、经历,等等,这方面的情况,或多或少也要有点儿靠谱的内容。比如一年前咱们寻访的那位情报专家‘北湖先生’,尽管也属于‘三无人员’,可毕竟我们知道他曾经给汪精卫当过私人顾问,顺着这条线,我们才找到了他的下落。可是这次呢,竟然什么也没有,而且范围还不小——上海、南京、杭州之间的三角地带,这让咱们怎么调查呢?”说到这儿,焦允俊瞥了主持会议的郝真儒一眼,觉得这位仁兄的嘴角似乎动了动,一副欲语还休的样子,赶紧言归正传:“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不是这种疑难杂症,马头儿也不会想到咱特案组这帮弟兄,咱特案组不就是专啃硬骨头的?所以,眼前这块骨头对于咱们来说,没有好啃难啃之分,只有必须啃这一种选择。今天咱们这个会,为的是碰碰想法,大家畅所欲言,什么都可以说。”说着,焦允俊把一盒刚开封的香烟扔在桌上。“小谭你跟老郝换个座位,他老人家闻到烟味儿就咳嗽,让他坐窗口,一会儿太阳晒过来了,还可以暖和一点儿。”特案组一共七名侦查员,除了焦、郝两个领导,另五位是支富德、沙懋麟、张宝贤、孙慎言、谭弦。能够成为华东特案组的侦查员,可想而知都是行业精英,用马处长的说法是,华东特案组的侦查员无论哪一个下放到基层,其工作能力都能任任何一个重大事件的专案组长。一干侦查员你一言他一语,足足聊了个把小时、就渐渐厘清了思路——至少有半数以上的与会者都对这条情报的来源进行过猜测——当然,只能在心里猜,不能说出来,哪怕暗示也不成——认为这条情报很有可能是我方在南京、上海解放前夕派赴台湾的秘密情报工作者提供的。这里的“我方”,在当时的含义比较丰富,可以是中央社会部,也可以是华东局社会部(1950年改为华东公安部)或者其他行政大区的社会部,抑或军方情报部门。按照行规,这些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工作者,都是根据自己所接受任务的类别收集情报的,军方的收集军事情报,社会部的收集敌特情报,如无上线领导的指令,即便遇到很有价值但非自己分工范围内的情报,也不会越界伸手。否则,那就是违纪。这跟战争年代某支小分队奉命去敌占区接应一位身负重要使命的交通员,途中即使遇到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轻而易举捉拿敌方的最高指挥官也不能下手是一个道理。当时,侦查员对该情报来源的猜测是一致的:华东公安部高层事先已经对这份情报进行过详尽剖析,因此马处长昨晚召见特案组焦、郝二领导时,使用了“匪特”这个词汇。所谓“匪特”,乃是七十余年前我方相关部门内部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个自创词汇,其意思并非“土匪和特务”,而是指这样一类敌对分子,他们原是土匪身份,在解放前后与国民党特务组织搭上关系,接受特务组织的领导,由特务组织提供武器弹药、活动器材和经费,其所有行动都是为特务组织的目的服务,其中部分悍匪还被特务机构授予军衔,其政治身份由土匪摇身一变成为特务。特案组侦查员据此认为,首先,那个“X”要想在上海、杭州、南京这片偌大的区域内联络同伙,组建“品字三方会”,嘴上说说简单,真要付诸实施,那需要耗费的精力、财力以及工作量显然不可小觑。所以这个“X”应是数名骨干分子的组合,是这个“品字三方会”的核心领导层,其身份应是曾经活跃在长三角区域的土匪或江匪、湖匪,而且不会是一般的小头目,至少是匪伙中的重要成员,甚至是老大老二之类的角色;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解放江南的战斗中被打散的国民党部队的军官、与组织失去联系的特务,以及逃亡的恶霸地主、“还乡团”骨干之类。至于“X”计划着急的上百名团伙成员,那成分就更复杂了,除了上述兵、匪、特的组合,可能还包括各类刑事犯罪分子。其次,“X”将采取何种方式组建“品字三方会”。特案组侦查员“设身处地”对此进行推测,如今江南地区已经解放一年多了,治安状况明显好转,远不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能比的。退一步说,即使是在解前,“X”想在上海、杭州、南京这么大的范围内联络同伙,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轻松搞定的。更何况如今广大人民群众都已被动员起来,积极参与群防群治,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那防范意识不是一般的强。由此可以判断,“X”虽己开始组建团伙,但是距离完成还需要一段时间。从具体联络方式上来说,“X”首先要前往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与以往熟识的狐朋狗党取得联系,达成共识,将发展成员的任务下达给对方,由对方负责在其所在区域发展成员。这种活儿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使“X”要发展的匪特团伙成员不是上百,而不过是数十,也不是十天半月就能完成的。通常说来,哪怕是从事正当活动,要拜访的对象都是守法良民,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突然登门,那就有扑空的可能,有时甚至会连续扑空,何况要拜访的对象还不是一个两个。若是进行“X”那样的“大事业”,难度就更大了,别的暂且不说,其拜访的那些对象中少不得有一些在解放后迫于新政权的压力,前往公安机关作了登记(当然,不一定会交代罪行),这部分人就会被列为内控对象,“X”之流若是贸然登门,说不定就被群众举报了。如此这般议下来,众侦查员形成了一个共识:“X”一伙为了达到目的,其“核心”成员最近肯定会频频出动,离开自己的居住地,前往外埠旅行。关注到这一点,在接下来的调查中就有可能发现线索。毕竟,上述长三角区域内的泸上、苏南、浙东各地,对于流动人员是非常注意的,公安局、派所经常接到群众报告称发现特务,连小学生也学会了对形迹可疑的陌生人进行跟踪。说不定“X”一伙的某个倒霉鬼正好摊上厄运,已有成员被某地公安机关扣留审查、遣返原籍什么的,那对于特案组来说,就可以作为一个调查方向。由此引申开去,大伙儿又聊到了邮检、派出所临时户口申报、辖区居民外出旅行以及在押人犯最近的动态等有助于获得相关线索的渠道。正议到这儿,负责会议记录的内勤钟思捷忽然举手。焦允俊脸上不由得露出惊讶的表情,随即用正在纸上划拉什么的铅笔冲姑娘一指:“小钟有话要说?”有着地下团员身份的钟思捷站起来,很明显她有点儿紧张,犹犹豫豫、细声细气地说:“报告组长,我这儿有个情况,不知道是否可以反映一下?”焦允俊看了郝真儒一眼:“这个我作不了决定,得向会议主持人老郝同志请示。”钟思捷的目光随即转向郝真儒:“报告指导......”

郝真儒是一个对工作认真到近乎刻板的人,钟思捷的这个请求,令他感到非常意外。当初成立华东特案组时,侦查员一共有七人,后来上级认为侦查员又要办案又要兼顾日常事务,难免手忙脚乱,就给特案组配备了两个内勤,钟思捷负责会议记录、案卷整理和证据的保管,蒋瑛则负责财务及组内的一应杂务。如需外埠出差或临时转移驻地,还配备电台和专职报务员。特案组的人员越来越多,内部管理自然要跟上。焦允俊和郝真儒反复研究,拟定了一份内部文件,名曰《华东特案组内部工作条例》,其中对各人的职责分工、行使职权范围、保密要求、工作和生活纪律等都有明确规定。《条例》草案报送上级审阅,受到了马处长的表扬,说特案组这样做,就是正规军的做派了。可是,眼下问题来了,根据该《条例》规定,身兼材料、记录两项职能的钟姑娘,虽然可以与侦查员一起参加会议,而且事后还可以接触到所有成文的机密,但她却没有资格在会上发言。此刻,当她表示有话要说的时候,按规定老郝就应该予以拒绝,当然,这种拒绝可以委婉一些,比如“小钟同志有话可以留到会后说”。老郝的刻板,焦允俊早就领教了,也料到老郝会如何回答。但他却觉得有些不妥,小钟此举,应该跟大伙儿正在讨论的情况有关,眼下不说,难道回头再把人召集起来研究?这《条例》是咱们自己订的,总不见得自己弄个条例出来跟自个儿过不去吧?正这么想着,不料小钟姑娘开腔说的却是:“报告指导员,我想稍稍离开一下可以吗?”这个当然可以。老郝一点头,钟思捷转身就往外走。特案组长心说这姑娘机灵,刚要起身跟出去,郝真儒却出声制止:“小钟等一下。”他的目光又转向两个支委焦允俊、支富德,“你们看这事......”焦允俊寻思,看来这老郝也不是木头,关键时刻,还是可以变通的。他马上表态:“破例准许小钟发言。当然,也可以宣布休会,那她说的话就不是在案情分析会上的发言了。”支富德表示赞同。郝真儒随即点头:“那就暂时休会。”钟思捷要反映的是什么情况呢?今天一早她起床后,因为她不是侦查员,不必参加焦允俊他们的晨练,就把华东公安部专职机要员一大早送来的那包邮件打开,分门别类作了处理。根据职能分工,她有权查阅其中几份机密邮件,并须在午前把邮件简况向焦允俊汇报。由于蒋瑛临时有事叫她过去相帮,今天她只拆阅了那份每天都必须首先开拆的《敌情通报》(由华东区上海、南京、浙江、苏南、苏北、皖南、皖北、山东、江西这几个省级行政区公安机关报送,其时上海、南京两市直属中央管辖,原江苏省、安徽省则分为苏南、苏北、皖南、皖北四个省级行政区),把文首的“简况摘要”浏览了一遍。凭着过硬的记忆力,小钟就可以把内容梗概向领导进行汇报了。刚才在会上,她负责记录侦查员的发言,听到决定采取的诸条调查措施时,马上联想:《敌情通报》中提及的一个情况——前天,松江县政府因市政工程需要,临时向县看守所(同时也是松江专署公安处看守所,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征用二十名在押人犯前往本地醉白池公园劳动,其间,发生人犯袭警脱逃事件,在现场执行公务的一名看守民警和一名民兵遇袭不幸牺牲,案犯脱逃,现正在布控追捕中。案犯名叫曾涉川,系太湖惯匪,三天前在乘坐沪杭段列车时(后查明其所持车票是从上海前往杭州的),与旅客发生争执,曾涉川将对方打伤,被闻讯赶到的乘警扣留。车至松江站停车上下客时,曾涉川及随行旅伴史某一起被移交松江警方。按照惯例,在未曾确认被扣押者的身份时,车站派出所暂不处置,但派出所无羁押场所,故寄押地方看守所。当时,曾涉川并未暴露其惯匪身份,且有嵊泗县的居民身份证明,其殴斗后果不算严重,并不属于必须羁押的对象;但因是铁路公安临时寄押,地方上无权处置,看守所就按照规定收押了。11月29日,松江县政府跟公安方面联系,临时征用二十名在押人犯作为整治园林的劳动力使用,获准后,电话打到看守所。曾涉川与一同被收押的史某被视为“轻罪人犯”,且身强力壮,就被开出去参加劳动了。没想到,发生了这么一宗重大刑案众人听钟思捷如此这般一说,都认为这个情况非常重要。郝真儒随即宣布继续开会。焦允俊似是自言自语地轻声嘟囔:“那个姓曾的主儿,身手还挺利索的,竟然杀了两个!曾涉川......我好像没听说过这么个名字,在座哪位听说过吗?”上海刚解放时,名牌大学出身的谭弦曾参加过地下党组织收集旧上海社情的工作,负责整理了部分内部资料,其经手的内容,不敢说过目不忘,但印象依旧深刻。焦允俊话音甫落,小伙子作出了回应:“估计此人就是一度在江南黑道小有名气的‘大曾’。”据资料记载,曾涉川,民国三年出生于江苏吴县,读过私塾,喜好练武,生性凶残,十八岁上因抢劫作案时出了人命,受到官府通缉,遂入太湖匪伙。后与人合伙起香堂,名曰“品字堂”。抗战时,加入日伪政权的“清乡团”,同时仍从事“品字堂”匪伙的犯罪活动。抗战胜利后,“品字堂”因沦陷时期听命于日伪“附逆危害国家”,被国民党军队清剿,曾涉川下落不明。由于“品字堂”规模不大,也未曾作过什么震惊朝野的大案,加上被定性为“汉奸团伙”,为黑白两道所不齿,“品字堂”就此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众侦查员听谭弦这么一说,认为有必要对松江这起案件予以关注。大伙儿怀疑,曾涉川可能是华东公安部那条情报中提及的“X”之一。抗战胜利后,曾涉川畏罪潜逃,估计是藏匿在上海市区或近郊,己经洗白了身份。此次从上海北站搭乘赴杭州的火车,很有可能是去跟杭州同道会面,联络以前的黑道朋友,为组建“品字三方会”而奔走。而其过去的团伙名曰“品字堂”也是众侦查员怀疑的理由之一。有侦查员提出疑问,既然这个曾涉川已经改名换姓、洗白身份(被羁押于看守所时,所方并不知其系惯匪,否则就不会把他开出去参加劳动了),可是在《敌情通报》中,却提及其本名“曾涉川”,这是怎么回事呢?谭弦随即向松江方面打电话进行了解,得知这个袭警杀人脱逃的人犯人所时,铁路公安开出的单子上名叫“褚飞帆”,但事后有个在押人犯检举,该犯其实是通缉逃犯曾涉川,所以上报的材料中就写了他的真名。焦允俊说:“既然眼下没有关于‘X’的其他线索,那就先调查这个曾涉川吧。下午我和老沙、小谭去松江走一趟,具体了解一下相关情。不是说还有一个姓史的同伴吗?《敌情通报》里没说姓史的也一起逃跑了,那就是还关押,也许他能提供些什么线索,老郝你看如何?”郝真儒想了想说,”跑一趟松江是必须的,不过,你是组长,应该留在驻地掌握综合情况,随时协调,还是我和老沙、小谭去吧。”

喝国马,敬栋梁!

二、袭警脱逃郝真儒、沙懋麟、谭弦三个随即驱车前往距上海市区大约百里的松江城厢镇。当时,松江县属于苏南行署松江专署管辖,专署驻地在松江县城厢镇。因此,城厢镇上有两级公安机关:松江专署公安处和松江县公安局,还包括一个县局的下辖单位城厢镇派出所。曾涉川和同伴史阿根是被车站派出所(隶属于上海铁路公安处)寄押于离火车站比较近的松江专署公安处看守所的,所以老郝三人直接去了看守所。老郝他们离沪时,华东特案组已请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出面跟松江方面进行了联系。郝真儒三个抵达时,专署公安处的刘副处长,看守所和车站派出所的领导,当初从乘警那里接收曾涉川、史阿根的经办民警老顾,以及刚刚成立的“11·29”袭警杀人脱逃案专案组组长柳长伟已经等候在那里了。松江警方介绍了此案的初步情况——三天前,即11月28日下午两点左右,上海开往杭州的一趟慢车途经松江站停车时,老顾和实习警员小张在站台上跟乘警进行交接,办理了对曾涉川(当时自报姓名褚飞帆)、史阿根的收押手续。两人犯押解到车站派出所后,老顾、小张对他们分别进行讯问。曾涉川承认在列车上与旅客薛某发生争执,薛某可能是喝了酒的缘故,脾气很大,先动了手;史阿根上前阻拦,被薛一拳砸破鼻子,血流不止。曾涉川是忍无可忍才还的手,但出手过重,把对方的手臂弄伤了。后经旅客中的医生检查,薛某手臂骨折。乘警遂将他和史阿根扣留。作为车站派出所民警,老顾对火车上发生频率最高的盗窃案、殴斗案司空见惯,凭经验觉得该案并无新意,按照通常处置程序,决定先对伤人者予以拘留,过几天发函薛某,询问其是否同意民事调解并约谈民事赔偿事宜。如双方均同意调解,待曾涉川拘留期满,具结悔过后可以释放。至于劝架被殴的史阿根,老顾认为他是受害人之一,薛某应当对他进行赔偿。当然,在对这一纠纷进行上述处置前,警方须对曾、史两人的身份进行核查。所以,尽管史阿根在该起纠纷中无须承担责任,还是被暂押在看守所里。讯问记录显示,曾、史两人自报身份如下——褚飞帆,三十八岁,江苏省无锡县人氏,少年拜师学了木匠活儿,满师后即以木工为业。因此,他一年之中有一半时间“在路上”,足迹遍及江苏、浙江、上海、江西、安徽、福建等地。抗战胜利次年,他在上海开了一家木器店,名曰“褚记木器店”,规模较小,注册地址在上海南市董家渡赖义码头街。该址也是曾涉川的住所地,他自称未曾娶妻,独自一人居住该处。上海解放后,新政权工商局对这家老板伙计概由一人兼职的小店进行重新登记,履行审查程序时,一次获得了通过。褚飞帆一直守法经营,没有任何不良记录。这次褚飞帆前往杭州,是为跟茶庄联系明年春茶供应时的茶叶包装盒业务。至于被警方认为是其同伴的史阿根,褚飞帆称并不相识。他和薛某发生争吵时,史上前劝解,薛某却不分青红皂白,连史一起打了。史阿根,二十八岁,不善言辞,给人的感觉是老实得近乎木讷。民警老顾、小张认为他也是受害人,而且是为劝架受伤的局外人,所以做的是“询问笔录”,那就比较简单了。史阿根说话带有浓重的浦东口音,说他家住浦东南汇县周浦镇,是做土特产小生意的。早年间他有个邻居陈婆婆,是从杭州嫁到周浦的,听说他准备做沿街叫卖香榧子、山核桃、笋干、梅干菜之类山货的小贩,就给他介绍了杭州的一位从事批发此类货物的亲戚。初时史阿根做这种小生意根本没有信心,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干起来的。哪知两年干下来,竟然摸到了做这一行生意的路子,陈婆婆的那个亲戚对他也不错,除了提供价廉物美的土特产,还教了他一些行业中通常不外传的小窍门。史阿根渐渐由沿街叫卖的小贩做到了小业主,在沪上老城隍庙租了一个小店面,雇了两个伙计。到抗战胜利后,由于经营不善,小店被迫停业,史返回南汇周浦老家,重新挎起竹篮,干沿街叫卖的老本行了。这次,他是去杭州进货,为新年的年货供应做准备。据史阿根称,他跟动手打架的两个人都素不相识,直到进了派出所,也不知道跟他一起进来的这位姓甚名谁。至于劝架,那是他为人热心。不过这回他算是长了记性,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是不会乱出头了。民警老顾照例填写了一份表格,上面是此案的基本信息以及对这两人的处置意见,送交车站派出所领导签批,把人送往专署公安处看守所寄押,接着,就着手核查那二位的身份。这不过是一起常见的纠纷,是否立案,可视情而定,被扣的两人也不在通缉名单上,这种情况,一般都通过公文来往的方式进行核查。他让小张起草了两份公函,报送领导盖了公章,装进专用公文信封,请过路列车上的乘警捎往上海,送交上海铁路公安处,再以挂号邮件的形式寄往曾涉川(褚飞帆〕、史阿根住址地的派出所。至此,车站派出所的工作暂告段落,往下怎么处置,要等几天后曾涉川、史阿根住所地派出所的回调函寄到松江后再说了。然后就说到松江专署公安处看守所了。看守所收押曾涉川、史阿根后,因为两人一个没犯事,另一个属于轻微犯事,就把他们关在同一个监房。当天无事。次日,11月29日上午八点多,看守所根据头一天接到的行署公安处的指令,从在押人犯中挑选二十人外出劳动。这种情况,当时全国各地都有,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儿。别说看守所的未决犯了,就是监狱的已决犯也有开出去参加当地政府安排的某种劳动的,各相关单位已经办熟了这种公务,街头百姓也早已见怪不怪。当然,看守所在挑选外出劳动的人犯时是有标准的,比如罪行轻微、身体强壮、服从管教,等等。按照这个条件,昨天收押的曾涉川和史阿根都被挑上了。看守所指派了三名看守员,连同地方上派来的三个武装民兵负责看押,二十名人犯两人一副手铐列队出了看守所,前往劳动地点醉白池。劳动内容是疏浚池塘,按照计划,大约需要三周可完成,这天是第一天。塘水已经抽干,上午的活儿是铺设从池塘见底处到岸上的运送即将挖出的塘泥的阶梯形通道。人犯分为四个小组,每组五人,同时铺设四条通道。人犯干活儿时,看守员和民兵分站池瑭四周进行监视。中午时分,人犯已经完成了运土通道的活儿,正好这时午饭也送来了。人犯外出劳动的伙食是由施工方提供的,醉白池公园的施工方是县政府,食堂炊事员骑着一辆三轮车,送来了装着大米饭和白菜肉丝的两个木桶,都用棉被裹着保温,还有一个竹箩筐装着碗筷。带队看守员小周吹响了开饭哨子,人犯从四个劳动点上到岸上,走向三轮车。事后回想,那个袭杀警员后脱逃的曾涉川,这当口儿就已经露出了图谋不轨的端倪。他故意把脚上穿着的那双回力跑鞋的鞋带弄松,走了几步就散开了。于是,驻步蹲下系鞋带。就这么点儿时间,便成功地让自己落到了二十名人犯最末的位置。等他来到三轮车旁边领取自己的那份饭菜时,前面的十多个人犯已经打了饭蹲在看守员指定的位置开吃了。曾涉川走到三轮车前,接过看守员老黄递过来的两个瓷碗一双筷子,几乎是同一时间,他倏地出手,左右开弓,拿筷子当暗器飞袭炊事员,两个瓷碗劈面掷向看守员老黄。炊事员头一歪,堪堪闪过了筷子,当场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老黄是留用警员,二十年来干的始终只是一个岗位——看守员。这个岗位旧时也好,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也好,都没有技能体能训练之说。但他还算敏捷,见人犯抬手掷碗,忙举手去挡,总算把瓷碗挡了开去,没有砸到脸上。但曾涉川还有后手,碗刚掷出,脚下快速移动,一个箭步窜到跟前。老黄挡开瓷碗的双手还没放下,下巴就挨了重重一拳,往后仰倒的同时,插在腰间的驳壳枪已被曾涉川抽去!这一系列动作犹如电光石火,一气呵成。曾涉川夺枪得手,冲另一个已经拔枪在手向他扑来的看守员小周抬手就是一枪;转眼瞥见十几米开外一个民兵正端着步枪冲他瞄准,甩手又是一枪将其击倒。事发突然,正集中在一起用餐的犯人一个个目瞪口呆。曾涉川迅速向这伙人的方向移动,向扔下手中碗筷一跃而起的史阿根开了一枪,转身朝公园后面奔逃。此时,三个看守员中,一个下巴挨了一记重拳倒地昏迷,小周头部挨了一枪,生死不知;三个民兵中,有过参军经历能够熟练使用武器的小许胸部中弹,还剩下看守员小孔和两个民兵,他们虽然有枪,但仅仅是会开枪,根本没有实战经验。那两个民兵已经看愣了,只有看守员小孔总算是还能想起开枪,但曾涉川已经逃出十几米,窜进了一片树林。小孔喝令一众人犯“就地蹲下,不准乱动”,又招呼两个民兵“看住他们,谁乱动就开枪击毙”,自己提枪上前追赶。可是,就这么一个停顿,已经没了逃犯的影子。警情发生后,松江专署公安处、松江县公安局、城厢镇派出所、华东军区松江军分区以及县城民兵闻风而动。那时还没有“紧急预案”制度,但公安机关的负责人多是军方出身,实战经验丰富,处理突发事件反应快、决策准,命令下达后能够迅速有效实施。很快,松江城的水陆城门均被关闭,城内街道照常可以通行,但每个路口都有荷枪实弹的军警、民兵值守,发现形迹可疑者即予盘查。居委会也悉数出动,配合户籍警在各自管段内挨家挨户走访查看。所有公私单位也都被发动起来,组织员工自查。考虑到案犯有逃出城区的可能,火车站、汽车站、各个码头也有军警巡查。总之,所有想得到的措施都用上了,一直折腾到天黑,也没发现逃犯的踪迹。与此同时,军分区医院对负伤的看守员小周、老黄、民兵小许以及参加劳动的人犯之一史阿根的救治也在进行中。最先受到袭击的看守员老黄下巴挨了一记重拳,犹如格斗比赛中被KO,当场倒地失去知觉。不过,没有生命危险,曾涉川逃离现场几分钟后就醒过来了,只是依然头晕目眩,行动困难,随即送医院留观。看守员小周和民兵小许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分别是头部、胸部中弹,刚刚送到医院即被宣告死亡。史阿根还算命大,尽管那一枪击中胸部,但没伤及心脏,子弹穿过左肺,形成气胸,加上失血过多,需要住院治疗。对曾涉川的搜捕正在进行时,松江看守所中有一姓朱的在押人犯突然提出要求“监房提审”(此为监所专用术语,意即有情况要向看守所方面反映。如果获准,看守员会跟他单独谈话,故有“提审”之说)。当时,全城军警民正联手搜捕逃犯,看守所警员紧缺,自然不可能同意,看守员对该人犯的回答是“知道了”。

曾涉川杀人脱逃后,醉白池的池塘疏浚工程暂停,剩下的十八名人犯并未马上送回看守所,而是暂押于距离较近的一所学校里,看守所内关押的人犯并不知晓外面发生的情况。那个看守员将人犯要求“监房提审”的情况记录在案,但没有马上跟曾涉川之事联系起来。傍晚,这个看守员巡查经过朱某监房时,朱某再次要求提审,终于引起了看守员的注意,向所领导请示获准后,把朱某开了出去。进了提审室,朱某只一开口,看守员就大吃一惊。朱某反映的情况是,昨天寄押进来的那个031,进了监房后自称姓褚,大伙儿就叫他“老褚”。这人朱某曾见到过,知道他姓曾,解放前是太湖“品字堂”匪伙的老三。朱某以前有段时间给太湖另一匪伙的老大杨四海当过跑腿,有天晚上,曾奉杨四海之命去给“品字堂”的老大送礼物,当时这个曾老三也在场。就是由于朱某的揭发,警方这才知道,原来这个囚号031的人犯真名叫曾涉川,在江南黑道上一度还是一个不凡角色!消息传到松江专署公安处,当晚,公安处决定组建专案组侦办“11·29”袭警杀人脱逃案。专案组由专署公安处、松江县公安局抽调五名侦员组成,由专署公安处政保科副科长柳长伟担任组长。专案组组建后,把调查曾涉川、史阿根的底细放在首位,前往军分区医院讯问住院治疗的史阿根,同时派员赴沪,到曾涉川和史阿根各自交代的住址地调查两人的一应情况。史阿根之所以由治安纠纷受害人升级为犯罪疑人,是因为曾涉川在抢夺我警员佩枪后对史开了一枪,而且是冲着要害部位来的,欲将史置于死。这个情况,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灭口”,联系到二人同路同车厢同赴杭州之举,警方自然怀疑他们十有八九互有勾结,没准儿史阿根跟曾匪是一路货,也是“品字堂”匪伙成员。

经军分区医院抢救,史阿根没有生命危险,一天之后,基本恢复了意识。专案组两名侦查员昼夜守在他旁边,试着跟他说话,但他没有任何反应。军医说这种胸部受伤的情况,最初几天往往不能开口说话,倒不是嗓子或者声带出了毛病,而是伤口剧痛,变相阻止其开口,这也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的生理反应。侦查员就提出了一个建议:既然意识基本恢复,不能说话是由于伤口疼痛引发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如果伤口不痛了,他就能够说话了?医院方面是否可以考虑适量施用一些既可以缓解疼痛,又不至于影响思维的药物?医院方面同意尝试一下。为此,专案组长柳长伟还以专署公安处的名义,向军分区情报处提出请求,借用他们的那台美制磁带录音机,准备在讯问时将史阿根的口供录下来。这法子听上去不错,也顺利实施了,可是,史阿根仍旧一言不发。军医再次对伤员进行检查,结论是:伤员意识正常,从理论上来说,应该听懂了你们的问题,其默不作声的原因是,他不愿意回答问题。专案组侦查员商量下来,说那看来是思想问题了,没别的办法,只有继续给他做思想工作,政策攻心,打消他的思想顾虑,另外,在生活上给予优待,来个怀柔感化,总之,一定要让他开口。这时,前往上海南市董家渡和浦东周浦镇调查曾、史情况的侦查员反馈,曾涉川化名褚飞帆在董家渡赖义码头街开的“褚记木器店”确实存在,浦东南汇县周浦镇也确有史阿根其人,史阿根的邻居反映,大约一个月前,曾有符合曾涉川外貌特征的中年男子来镇上找过史阿根。这个结果对于彻底查明二人的底细以及此次由沪赴杭的真实目的并无参考价值;原指望通过这种调查,判断出曾涉川下一步可能的去向,现在看来,如果没有史阿根的口供,这个案子暂时就办不下去了。松江同行将“11·29”案的一应情况介绍完毕,郝真儒、沙懋麟、谭弦三人就地交换了意见,认为逃犯曾涉川的个人历史完全符合马处长交办的那条重大线索中“X”的特征,其袭警脱逃及对史阿根的灭口之举,更印证了其杭州之行的目的,很可能就是为了联系同伙,密商组建匪特武装。如此看来,特案组有必要接手此案的调查。郝真儒当即决定,先于焦允俊取得联系,通报情况。如果焦允俊的观点跟这边一致,则由他去向马处长当面报告,提出接手侦办该案的要求;侦办过程中,如发现该案与“品字三方会”并无关联,则移交松江专署公安处办理。当时还没架设松江与上海之间的保密电话专用线路,只能拍发电报。当然,不能通过邮局,郝真儒遂向军方求援,通过松江军分区情报处拍发了由老郝用暗语起草的加密电报。特案组长焦允俊收到电报后,当即驱车前往马处长的办公地点报告情况。马处长批准了特案组的请求。焦允俊说:“凭直觉,这个姓曾的家伙十有八九跟‘品字三方会’有关,我准备让特案组全体开赴松江。”马处长点头:“这个没问题。我立刻指派一名报务员携电台向特案组报到,另外,加调一辆汽车、两辆摩托车给你们,都是民用牌照,至于自行车或舟船之类的交通工具,我会让人跟松江专署公安处联系,请他们都准备好,包括特案组的临时驻地、当地的支援警力和一应警卫措施。小焦,你看还有什么需要安排的吗?”焦允俊想了想:“老郝在电报里说,松江方面已经成立了侦办‘11·29’案的专案组,我想,就让那个专案组配合我们的工作吧?”马处长说:“这样也好,万一该案跟特案组的调查工作没有关系,松江方面继续接手调查也容易得多了。”一应准备工作就绪,已是当天下午五点。特案组四名侦查员加上内勤钟思捷、蒋瑛和临时调来的报务员姜宁波一行七人,驾两辆汽车离开上海虹桥路驻地,前往松江。这个时段市区的道路有些堵,因是民用牌照,不可能做出任何招惹路人注意的动作,只能耐着性子量地皮。出了市区后,才稍稍加快了速度。但公路年久失修,不到百里地,仍然走了近两个小时。抵达松江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松江专署公安处指派的联络员老封在约定点等候特案组一行,引领两辆汽车驶往专署安排的位于人民路的临时驻地。焦允俊刚下车,就从专署公安处领导那里获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郝真儒与疑似曾涉川的匪徒遭遇,在枪战中负伤!三、军医院枪战郝真儒在松江军分区向上海华东特案组驻地拍发了那份暗语电报后,即去松江专署公安处坐等焦允俊的回复电话。下午四时许,焦允俊让内勤钟思捷打来一个只有一句话的电话:“哥,您那生意黄了!”这话听上去很容易使人认为“生意没谈成”,其实意思恰恰相反,正是老郝在电报中约定的上级批准实施特案组方案的暗语。接下来,老郝应该如何行动呢?他什么也没做,静静地坐在专署公安处给他们三个侦查员安排的临时办公室里。另两个侦查员沙懋麟、谭弦也是如此——他们要等马处长跟松江专署公安处协调好案件移交事宜。马处长办事从不拖泥带水,眼下这桩活儿,自然更是快上加急。郝真儒三个没等很久,“11·29”案专案组组长柳长伟就来叩门了。一起来的还有专署公安处刘副处长,他是代表公安处把柳长伟介绍给特案组的。柳长伟仍是松江方面的专案组长,此刻又被公安处指定为松江警方与华东特案组进行工作联系的联络员。刘副处长离开后,柳长伟问郝真儒,是先去专案组办公室呢,还是留在这里等候上海来人。郝真儒说咱们那位焦组长是个急性子加工作狂,咱们不能干等着。眼下,咱们不去专案组办公室,也不必在这边等着,不如去特案组的临时驻地看看。焦组长的安全意识超前,对驻地环境有讲究,咱们先去看看,如果有觉得不合适的就立刻提出来,请这边的同志设法协调换一处地方。专署公安处给华东特案组安排的驻地位于人民路,是一幢前后都有院子的两层小楼,共有十个房间,前后院子都有高高的围墙。郝真儒和老沙、小谭从安全角度上下查看一番,又向老柳询问了四邻八舍的基本情况,认为适合作为特组的临时驻地。当然,最后得由焦允俊拍板。这时,专署公安处派来的公安大队警卫战士前来报到了,郝真儒让柳长伟出面,给他们介绍警卫工作内容和日常工作安排。老柳是新四军出身,他认为军人平时不能闲着,要么打仗,要么训练,抑或学习,再不就是干活儿。他指派一名战士去门外的岗亭里站岗,其余十来人收拾好自己的宿舍后,把各个房间都打扫一遍。不久,专案组另两位刑警带着邮电局工人来安装电话。柳长伟把两名刑警带到郝真儒面前作了介绍。郝真儒一看只有两个,刚要问还有两位呢,忽然想起他们应该还在军分区医院值守,估计顺便还要对零口供的史阿根开展政策攻心。一问,果然。于是,特案组三位侦查员和专案组三位刑警便进了二楼正中那间面积最大的屋子,屋子里面已经用可能是从饭馆临时征用的几张八仙桌拼起一张会议桌,上面罩着估计是从公安大队营房里取来的崭新床单作为台布,大家围桌而坐,听老柳及另外二位刑警简博、小申介绍这两天的调查详况。

一会儿天就黑了,公安大队伙房送来了晚餐。用餐时,老郝问了问在医院值守的刑警老杜、小岳的用餐、休息、换班情况。餐后,郝真儒让沙懋麟留下等候特案组其他战友,自己叫上谭弦,说去军分区医院看看。柳长伟要陪同,老郝说不必,你留在这边等候焦组长他们吧。郝真儒、谭弦各骑一辆自行车前往医院。穿着便衣的老杜已经在大门口等候了,他一边回答老郝的问话,一边领着两人往医院里面走。这里原是一座废弃的祠堂,松江解放后被军分区征用修缮,并在部分建筑上加盖楼层,竣工后作为医院使用。这是一年半之前的事,如今随着形势的变化,该院的服务对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部队伤病员少了,而周边乡镇甚至邻县前来求诊的群众却日益增多。军方正准备把该院迁至嵊泗列岛,驻守那一带的我军部队仍有战斗任务,经常遭遇美蒋战机的空袭,且众多官兵来自内地,对海岛生活很不习惯,因水土不服患病的很多,亟需得到治疗。因此,近段时间以来,医院的管理已经严重地方化,大门口白天不设岗哨,只有晚九点至次晨五点才有哨兵上岗值勤。当下,老杜把郝、谭两人引领至位于医院后院的外科病区,上了二楼,穿过大半条走廊,来到史阿根所住的单人特护病房前。正要推门而入,走廊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棉军服外面罩着白大褂的年轻女护士小跑过来:“哪位是郝首长?”谭弦反应最快,一个侧转身迎上两步,问女护士有什么事。女护士一双风眼朝三人一瞟,估计已经认定郝真儒才是她要找的对象,驻步不动,眼光看着郝真儒:“楼上有位住院的首长看见郝首长来医院了,让我下来告知一下,说有个卖水果的常某在此住院,与您多年未见,今日有缘巧遇,希望能够见个面。他的一条腿因旧伤发作,没能及时医治,只好截肢了,是一周前做的手术。”这位常某,郝真儒不但认识,两人还是同乡。郝真儒参加革命后,奉命打入沪上公共租界中央捕房做了一名内勤,秘密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捕房大门斜对面有一个常年推着一辆独轮小车卖水果的流动小贩,看似一副土里土气的近郊乡下人打扮,却能说一口蹩脚英语,专做中央捕房英美籍巡捕的生意。他的水果价格比市面上稍贵,但显著新鲜,而且外表处理得很干净。别人用旧报纸做的口袋作为包装,他却不惜成本,用牛皮纸袋或竹编小提篮装水果,还有彩色纸花装饰。英美籍巡捕收入高,不在乎卖得贵,只要水果新鲜、卫生、包装漂亮,他们就愿意掏钱。加上这个小贩性格活泼,语言诙谐,英语虽然不标准,但沟通毫无问题,还能时不时来个段子,常常引得那些洋顾客捧腹大笑。由于他是受英美巡捕欢迎的小贩,那些被称为“红头阿三”的印度巡捕和华捕对他也比较客气,按说在捕房门前设摊是不允许的,他却从未被驱赶过。老郝对此人作了一段时间的观察,认为可以发展其为地下交通员。向组织报告后,经上级秘密审查,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这个名叫常求富的小贩,被老郝发展为交通员,后来,郝真儒因叛徒出卖被捕,就与常求富断了联系。郝真儒被捕后,常求富接到组织上的紧急通知,即刻撤离上海,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报到。组织上经过审查,征求其今后工作去向的意见。他说想去前线打仗,遂被安排到战斗部队。当时他还没有入党,有无当兵打仗的经验,只能从大头兵当起。他的名字叫求富,“富”没富起来,但“福”确实不错,“皖南事变”新四军牺牲了那么些人,还有不少人被捕或者失联,他却随一只小部队突围成功。然后,他就开始“官运亨通”了,从班长、排长一路升上去,最高职位是副团长。因在淮海战役中指挥失误,好在后果轻微,没收到军法处置,被从副团长撸到了连长。渡江战役后,又因功晋升为营长。如果不是旧伤复发导致截肢,组织上原准备让他官复原职,去东海某岛担任守岛部队主官的。在这里遇到失联多年的老战友,郝真儒当然要去见上一面,就让谭弦先进史阿根的病房,他上楼去看望常求富。没想到,郝真儒这一去,竟然与逃犯曾涉川撞个正着!前面说过,这家医院的建筑原是当地一所废弃祠堂,1949年5月解放军进城后,组织力量把祠堂连修带改,整成了军分区医院。祠堂后院原有一幢二层楼房,解放时已是残墙破屋,门窗俱无,只有屋顶、楼板、楼梯还没被人拆走。军方修缮时,改造成三层楼房,作为军分区医院的外科病区。常求富晚饭后无事可做觉得闷得慌,想拄着拐杖下楼溜达,被军医阻拦,连在走廊里来回走动都不许,说创口尚未愈合,不小心让人碰一下可不得了,更别说一个不慎摔一跤了。老常无奈,只好拄着拐杖在病房里来回走动。走了一会儿,累了,便驻步窗前,百无聊赖地看着外面的夜景,不曾想,正好看见刚刚进入医院的三位侦查员从路灯下走过。尽管已经分别多年,常求富还是一眼认出三个侦查员中戴眼镜的老郝——当年中央捕房的内勤,也是他的革命引路人。常求富自然明白老郝三个是来医院办事而不是看他的,而且,老郝也不可能知道他在这边住院。常求富生怕错过了这个机会,立马按铃唤来护士,命她下去找到那三位,如此这般说话。待护士返回,常求富拄杖就往外走,去楼梯口迎接老领导。这个理由,别说护士军医了,只怕院长都没法儿反驳。这时,郝真儒已经走出二楼病区与楼梯之间的推拉式玻璃门,与从一楼上来的曾涉川劈而相遇。曾涉川穿一套半新的黑色棉衣裤,一顶灰色罗宋帽,帽檐压得很低,脚上穿一双蚌壳棉鞋(此指式样,并非材质),左手提着一个竹编篮子,篮子上蒙着厚厚的棉花套。这种装束在七十年前江南地区的冬季比较常见,上海周边郊县更是随处可见,多是平民百姓中经济条件一般的体力劳动者。乍一看,这人应该是来医院给住院病人送饭的。可是,对于老郝这种资深情报工作者来说,就另有念头了。这个时间段早已过了饭点,住院病人大多休息了。看此人装束,住院者不论是他的亲属还是朋友,应该没有条件住单人病房。在这个时候送饭,不是要打扰病房里的其他病人休息吗?这人可疑啊!这个念头在脑中闪过的同时,老郝的动作却没停,佯装视若不见,加快脚步来到二楼与三楼之间的缓台,占据这个可进可退的位置,随即低喝一声:“站住!不许动!”曾涉川正要掀开挡在玻璃推拉门前的防寒棉门帘,闻声就像电动玩偶被按下了停止开关似的,倏然僵住。郝真儒掣枪在手:“蹲下!放下东西,举起双手!”曾涉川一边屈膝下蹲,一边用颤抖的声调说:“同志,我是来看病人的,我的兄弟昨天盲肠炎开刀了......”郝真儒听这主儿说话带着苏州口音,心中顿时了然:这家伙不是松江本地人,保不齐是那个袭警杀人的逃犯曾涉川吧?难道说他要把灭口进行到底,潜入医院再次冲史阿根下手?事后回想那一幕,老郝对焦允俊说,曾匪的身手还真是不可小觑——曾涉川在蹲下的同时,以放下竹篮的动作掩饰,电光石火间完成了从竹篮里掏枪、倒地、腾挪、开枪、一系列动作。其实郝真儒也算是神枪手,他当初打入沪上公共租界巡捕房后,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前往虹口老靶场练习枪法,为此还受到外籍督察长的表彰。不过,他缺乏实战经验,更不曾遇到身手如此迅捷的对手。两人几乎同时开枪,甚至可以说,郝真儒开火的速度比对方还稍稍快了那么一点儿,但曾涉川是太湖惯匪,具有在摇晃的船头、摇曳的芦苇丛中、月黑风高的夜晚等恶劣环境下进行生死战的丰富经验,开枪的同时,他的身形也在迅速移动。因此,郝真儒的子弹没能击中目标,而曾涉川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反击,居然能一枪命中。万幸的是,这一枪只是打在了郝真儒的肩膀上。尽管没打中要害,但曾涉川使用的是从看守员手中夺来的驳壳枪,其冲击力远远大于寻常的手枪。郝真儒中枪后不由自主向后跌倒,手里的左轮也掉在了地上。事后焦允俊分析,郝真儒倒地后,曾涉川原本应该马上补一枪,但他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驳壳枪适合在室外枪战时使用,估计曾涉川想到日后或许还会碰上意外情况,为了节省一颗子弹,意欲捡起掉在地上的左轮给郝真儒补枪。就是这个念头,让郝真儒捡回一条命。

当下,这厮大步上前,俯下身子正待捡枪,忽然觉得什么地方似乎不对头,这种直觉以前曾多次让他死里逃生,这次也是一样,当即下意识往后一缩。与此同时,“砰”的一声,一颗子弹自上而下射了过来。曾涉川来不及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立刻抱头鼠窜。楼梯上留下的一串血迹,表明这厮已经受伤。这一枪,是常求富打的。枪战发生时,他正拄着拐杖从病房出来,走到三楼的楼梯口,恰好撞见这一幕。他是多年在战场上拼杀的军人,哪怕锯掉了一条腿,平时也是枪不离身。郝真儒因此幸免于难。后来,为表示感谢,特案组长焦允俊特地请老常喝了一顿大酒。在二楼病房的侦查员谭弦、老杜、小岳听见仓响,迅速作出反应。三人不约而同意识到,这不会是敌特故意制造混乱,企图调虎离山,把侦查员全部引离,再下手把史阿根灭口。谭弦让先负责在病房值守的专案组刑警老杜、小岳留下,自己则出门查看,发现老郝负伤,大惊。不过,他毕竟是侦查员中的精英,虽惊不乱,马上为郝真儒进行临时伤口处理。待医院的警卫战士赶到,他让两个战士留在现场保护老郝,自己带其余人追缉凶手。这时,离枪响只有三四分钟。可是,就是这三四分钟的时间,曾涉川已经逃得不知去向了。谭弦向松江专署公安处打电话通报案情,公安处随即下令出动公安大队全城搜捕凶手,并通知松江县公安局派出警员协助。松江军分区司令部保卫处也派员率领民兵参加搜捕行动。与此同时,松江专署公安处的刑事技术员赶到医院,勘查现场并提取指纹、足迹。稍后,经与“褚飞帆”在看守所留下的指纹、痕迹比对,确认这个化装患者家属潜入医院的男子确是曾涉川。这时,焦允俊一行抵达松江,闻讯立刻赶到医院。公安处、县局与军方代表在医院组建了一个临时追逃指挥部,由焦允俊主持一应工作。特案组长的思维方式一向与众不同,他跟已经处置好伤口、被一干战友半劝说半强迫按在病床上的郝真儒商量:“已经摆出这么一副阵势了,追逃也不在乎多几个人少几个人,倒不如开辟第二战场——对那个玩零口供的史匪进行审讯,没准儿能够从那主儿嘴里获取凶手藏身的线索。”郝真儒点头赞同。于是,正在参加追逃的沙懋麟被紧急召回。焦允俊对他说:“老沙,您老兄是咱们华东特案组的审讯专家,现在给您压一副担子,设法把那个躺在病床上玩零口供的顽固堡垒拿下来。”郝真儒说:“这主儿是浦东人,算是我的同乡,讯问中可能会冒出浦东土话,老沙不一定能听明白,我也参加审讯吧。”焦允俊马上摇头:“老哥您这就是给兄弟出难题了,哪天要是传出去,不是让人笑话吗——你看华东特案组这伙人,审个小蟊贼都要老郝带伤上阵!岂不是坏了华东特案组的名头?还有,这事是必须一五一十向马头儿汇报的,他老人家的脾气您也知道,当然,他不会对你说什么,可保不齐事后找我算账啊。再说......”郝真儒打断道:“行了,我服从焦组长的命令,要不让小谭出马吧,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周边郊区的土话他也听得懂。”“知我者,老郝也!如果不是重任在身,我当......”焦允俊转脸看着谭弦,“请教大学生,掉句书袋,叫什么一大口白酒?”谭弦一怔,随即反应过来:喔——是浮一大白把?”“对头!如果不是重任在身,我当浮一大白!唉,这古人也真是吃饱了撑的,不就是‘满上——干杯’的意思吗,原本是豪爽之举,这么一掉书袋,弄得我老焦话都说不利索了。行了,咱们忙去,老郝您好好休息,我让支富德同志保护您的安全,一切尽可放心。”郝真儒微微皱了皱眉头:“我这么点儿小伤,原本是不必住院的,但马处长既然以组织名义下令让我休养,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不过,住单人病房没有必要,不如到那个姓史的病房里去暂住一晚。医院的病房紧缺,能省就省嘛。”“老郝,您是特案组遵守纪律的模范,要为我等弟兄带个好头,您的住宿和警卫都是马处长亲自叮嘱的,如果擅自变动,那就是违抗上命了。兄弟当着特案组长,此刻如果答应您的要求,那就是做了您的‘帮凶’。跟您一起工作了一年多,我的纪律意识越来越强,胆子也越来越小,一想到马头儿心里就发憷。所以,您这个想法我可不敢支持。”郝真儒叹口气:“好吧,今晚就这样。老焦刚才你也说了,咱俩都合作一年多了,我对你开口闭口称兄道弟的江湖气不知指出过多少次了,党内民主生活会上也提出过批评,可你总是不听。”焦允俊嘿嘿一笑:“平时你这么批评我,我没意见。不过这当口儿你这么说,我怎么觉得有那么一点儿挟嫌报复的意思呢?”郝真儒还要再说什么,一阵叩门声响过,病房门被推开,沙懋麟出现在门口。焦允俊立刻收起笑容:“老沙来了,我跟他交代一下工作,小谭跟我一起去,老郝,你要服从组织安排,好好歇着。”说罢,就出了病房。对惯匪曾涉川的搜捕持续了一夜,这条太湖老泥鰍竟然踪迹皆无。不过,由沙懋麟、谭弦对史阿根的讯问倒是取得了突破。在郝真儒三人从上海抵达松江前后,军分区医院应专案组要求,请来松江城里其他医院的两个闻名松(江)、金(山)、青(浦)地区的外科名医对史阿根进行会诊,结论是:其因枪伤形成的开放性气胸确实比较严重,但军分区医院的手术效果很好,伤口未发生感染,气胸状况也正在好转。目前,保住性命肯定没有问题,其思维意识也恢复了正常。至于能否说话,则无医学上的定论,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存在个体差异,还有伤员自己对自己进行心理暗示的影响。沙懋麟、谭弦接受审讯史阿根的任务后,根据上述结论研究审讯方案。他们认为,不管该人犯的零口供是由哪种原因产生的,都需要从最坏的结果进行考虑。所谓“最坏的结果”,那就是人犯主观上顽抗,面对侦查员的讯问,就是咬住牙关不吭声,不是说“万事不开口,神仙难下手”吗,我就试一下!所以,老沙、小谭制订的审讯方案,核心就是一条,盯着史犯的心理防线进攻。于是,老沙、小谭两个分坐病床两侧,轮流开口,不紧不缓,语气平和,如果此时有外人进入病房,看到眼前这一幕,肯定以为是亲戚朋友来看望病人,压根儿不会跟“审讯”二字联系起来。沙懋麟系国民党中央警校刑侦专业出身,曾供职于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刑侦大队,在二十来年的职业生涯中,除了具备调查刑案的丰富经验,还先后在新四军的军法、保卫等部门工作过。在长期的实践锻炼中,这位同志渐渐练就了一项寻常同行不及的特长:擅长以软磨硬泡的方式攻克坚不吐口的案犯。现在,他又施展出这项本领,把话题集中在史阿根被曾涉川枪击的情节上,结合专业知识和江湖见闻,看似闲聊样地向对方灌输自己的观点:曾涉川的那一枪并非“走火”或者“误伤”,而是蓄意谋杀,其目的是杀人灭口。谭弦出身书香门第,一路顺风顺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船舶专业,因积极追求进步,上了国民党党特务的黑名单,组织上紧急通知他撤离上海,前往浙江四明山根据地从事文书工作,直至上海解放。小伙子看似缺乏江湖历练,应该没法儿跟史犯进行沙懋麟式的“闲聊”。其实不然。谭弦自幼喜欢听故事,五六岁上就跟着外公天天去茶馆听说书艺人讲述那些充满江湖气息的故事、轶闻,在幼儿园里,经常学着茶馆说书先生的腔调给小伙伴讲故事,有时竟把老师也吸引过来做听众。上中学后,又大量阅读侦探、武侠小说。在校园里,适宜他发挥这项特长的地方就更多了。待到进了大学,他把讲述江湖故事的舞台延伸到同学家里、老师的办公室,还上过学校举办的文娱晚会。试想,具有这种常人无法比拟的特长,再经过审讯高手老沙同志的临阵点拨,小伙子自然可以把“故事”讲得入心入脑,钻进史阿根的耳朵,哪怕他主观上不想听也难。况且,谭弦讲述的内容就是刚才发生在医院里的惊险一幕,重点是曾涉川此番冒险夜闯军方医院的目的——给史阿根补刀。如此这般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史阿根终于有了反应,他把一个手掌从被窝里伸出来,动了动手指。沙懋麟、谭弦问他是否想说话,如果是,可以眨一下眼睛。史阿根随即响应。

在医院的临时指挥部里指挥追逃工作的焦允俊,正一边了解追逃情况,一边见缝插针审阅松江方面送来的对史阿根的讯问笔录。这时,谭弦飞报史阿根表示愿意合作的情况。焦允俊脑子转得极快,马上说:“那看来他还真是没法儿开口说话,你们准备通过什么方式跟他交流?”谭弦说:“人犯如果不能说话,那就由我们根据讯问需要设计问题,一道道问他,让他通过眨眼方式回答。”焦允俊点头:“这是一个可行的法子,不过时间会拖得很长,人犯的精力可能难以支撑。这样吧,你去跟老沙商量一下,就说是我的意见,可以考虑双管齐下,与另一个方式结合起来进行,效果可能会更好。”焦允俊的另一个方式更加简单,准备一块夹着纸张的木夹板,把病床稍稍摇高一些,让人犯把要说的重要内容直接写出来。谭弦睁大了眼睛,一副不胜惊愕的样子:“就他那副土里土气的样子,还能写字?”焦允俊笑笑,把松江专案组的那份讯问笔录放在谭弦面前:“看看他的签名。”谭弦一看,不由得惊叹:“咦!这名字写得还挺端正的,像是临过帖呢!”“没错,”焦允俊说,“他上过两年私塾。”老沙、小谭照着焦允俊的法子一试,史阿根在纸板上写了三个字:止痛药。谭弦理解,这意思就是给他用药物止痛后,他就能开口说话了。一问,果然!咨询过军医,认为可行。那就立刻开药吧。于是,特案组获得了以下情况——史阿根早年在浦东周浦镇上做沿街叫卖浙江土特产的小贩时,有一次前往湖州进货,因周浦当地有一大户人家托其代购太湖的时鲜水产“太湖三白”(白鱼、银鱼、白虾),所以特地去了趟太湖畔,没想到由此结识了以“苏州老板”的假身份在那里踩点的曾涉川。两人是在一家小酒馆见面的,当时外面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店堂里只有他们两个食客。两人都感到寂寞无聊,但又没法儿离开,就拼桌坐在一副座头上喝酒聊天。不知怎么,曾涉川对史阿根产生了兴趣,雨停后邀其去下榻的旅馆坐坐,其间摊牌亮明了自己“品字堂”老三的身份,邀史加盟。史阿根与江湖黑道向无接触,听说入伙后可以发财,就不假思索一口答应了。不过,他要求先回周浦镇一趟,虽然他无家无口了无牵挂,但是他答应给那个大户人家带的“太湖三白”已经向船家预订,明天清早即可取货,他必须当天返回浦东把货给人家送去。曾涉川一口答应,还夸赞史阿根守信用,说话算话,值得交往。就这样,史阿根做了曾涉川的跟班,其职责相当于军队里的勤务兵兼传令兵。半年干下来,他刚熟悉匪伙生活,曾涉川却让他回去。何故?倒不是做错了什么事儿将其逐出香堂,而是另有委任。这时,根方才明白“品字堂”邀其入伙的原因——“口字堂”匪伙的作案范围是在太湖区域,以“水上作业”为主,其作业的对象则以上海、杭州居多。“品字堂”的三个头目及及手下二十多号匪徒军事苏州、吴县、无锡、昆山人,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不到万不得己,不会向家乡人下手。这样做虽然安全系数较高,但类似靠天吃饭,作业对象的情况不明,不能确保下售后一定有丰厚的收获。“品字堂”三个头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反复商量,认为应当在上海、杭州发展当地人作为线人,专门收集情报。如此,在湖州小酒馆与曾涉川偶遇的浦东人史阿根,稀里糊涂地就被拉入了“品字堂”匪伙。当然,匪伙不会一上来就信任他,还要进行考察,史阿根就做起了曾涉川的跟班。一段时间考察下来,匪伙认为此人完全可以胜任“品字堂驻沪情报站”的“站长”。具体做法是,由“品字堂”出资,让史阿根在沪上商户喜欢喝茶谈生意的老城隍庙开一家浙江土特产批零兼营的小商行,以此为掩护收集情报。小商行的本金由“品字堂”提供,赚得的钱,全部归史阿粮;如果发生亏损,也不需要史阿根赔偿,还会按月另给他开一笔不菲的津贴。史阿根听着自是心动,但他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一块什么料,肯定从事不了情报工作。但人家早有考虑,说这个不成问题,“品字堂”可以给你派两个助手,作为小商行的伙计,他们精于探风,整天待在老城隍庙,相信必有收获。就这样,史阿根做起了“品字堂驻沪情报站”的“站长”。这个“站长”一直做到抗战胜利,“品字堂”被列为“附逆”悉数清剿的消息传到上海,史阿根立刻把小商行关闭,一应财产紧急处理,三个人平分钱钞,散伙一走了之。“品字堂”在太湖地区小有名气,在长三角也还有些人知晓,但在整个江南来说,除了黑道,坊间就不清楚了。史阿根虽然是这个匪伙的成员,但真正待在匪伙的日子只有八个月,之后就被派往上海,只负责向匪伙传递情报,至于匪伙里发生的事,那就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了。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关闭“情报站”,是因为他那两个名义上的伙计向他传递了一个信息——“老大老二老三都挂了”。散伙虽一个信息是他自作主张,但肯定也合那二位的意。史阿根对老大老二没啥挂念的,对老三曾先生“挂了”这件事倒是有几分伤感,但也不至于潸然泪下。时间稍长,就把曾涉川从记忆中删除了。可以想象,一个被认为己经“挂了”的人,在一个大白天突然出现在周浦镇的街头,真真切切地站在史阿根面前,还向他致以“阿根兄弟,别来无恙”的问候,那该是何等令人震惊!后面还有更令他震惊的——不但曾涉川没死,本以为已经“挂了”的“品字堂”匪伙老大保福祥竟然也没死!这一天,是1950年11月3日。史阿根愣怔片刻,方才作出反应。他毕竟有一点儿江湖经验,而且在“品字堂”的那八个月里,还被逼着亲手杀过一个人(“品字堂”有规定,新入伙者必须亲手犯下人命,既是投名状,也断了其回老家过安生日子的念头),至于亲眼目睹的杀人放火抢劫等暴行那就更多了,也算有过历练,待回过神来,马上热情招呼对方。正盘算着是把曾涉川往家里带还是去饭馆时,曾涉川使个眼色,示意跟他走。这一走,一直过了黄浦江,来到浦西外滩附近的一家饭馆。看来曾涉川混得不错,至少有一定的消费能力。他向跑堂要了一间面积不大的包房,点了几个硬菜,要了一瓶好酒。一顿饭吃完,史阿根就成了“被香堂召回的弟兄”。曾涉川告诉史阿根,如今这个香堂名唤“品字三方会”,发起者就是原太湖“品字堂”的老大保福祥,此外,还有杭州、南京的两个老香堂,故有此名。“品字三方会”不像从前的“品字堂”那样是一伙乌合之众,相反,背后有强大的靠山,那就是老蒋,老蒋背后还有更大的靠山美国。这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已经正式获得了“国防部二厅”的承认,很快就会派来特工专家,并提供武器、电台和经费。史阿根这样的老弟兄此刻“回归”,正是时候,他已被内定为副官,授予少校军衔。“国防部二厅”将按月下发薪饷和活动经费,老蒋已经决定借韩战之势“反攻大陆”,料想必定成功。届时,“品字三方会”众弟兄就是有功之臣,受赏升官不在话下。当然,眼下咱们弟兄都是要为“二厅”干些活儿的,具体干什么,回头再聊。接着,曾涉川交代了以后的联络方式。酒足饭饱,曾涉川给了史阿根五百万元(此系第一套人民币,与1955年3月1日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说让他先花着,回头会按月发放薪饷和津贴,干得好,还另有奖赏。两人就在外滩马路旁握手分别。再一次见面,就是11月25号了。之前,史阿根按照曾涉川的叮嘱,每隔两天就前往黄浦江摆渡口叫卖小核桃、香榧子,轮渡站大门外有一根木头电线杆,如果曾涉川要见他,会在上面留下记号。11月25日,他在电线杆上发现了一组阿拉伯数字“112813”,后面画了一根火柴。这是曾涉川留下的暗号,让他11月28日下午1点到北站见面。到了28日,史阿根依约前往北站,果然见到了曾涉川。曾涉川说你跟我去一趟杭州,到了那里可能要住几天,有差使派你去做。史阿根听了一阵紧张,说我跑跑腿还行,其他事情可不会做。曾涉川说我是量才录用,知道你几斤几两,不会差你去杀人放火绑票的。然后,就向他交代了这趟旅行的注意事项,如果有人盘问应该怎么回答,诸如此类。史阿根听后放心了。没想到,火车还没到松江,他俩就让乘警给扣下了。四、“品字堂”老大12月2日上午,特案组在临时驻地开会研究史阿根的供词。大伙儿认为,之前对曾涉川的怀疑是准确的,这厮果然是“品字三方会”的组织者“X”之一,不过,算不上最重要的人物。其上至少还有三位,即原“品字堂”老大保福祥,以及另两个黑帮堂口的首脑。从该匪特组织把“品字”放在前面这一点判断,保福样应是该反动组织的主要头目,属于核心领导层。曾涉川跟史阿根说过,此次前往杭州要待上几天,可能还会让史跑腿,上述情况透露出几方面的信息——早已在江湖上销声匿迹的原“品字堂”然可以在这个新匪伙中名头占先,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杭州、南京那“三方”中的两方,很可能是两个在江湖上比“品字堂”还没有名气的匪伙。其二,就目前情况看来,无论是“品字堂”还是杭州、南京那两家,既然都是默默无闻的小匪伙,估计原本人数就少得可怜,如今,这个新组建的匪伙成员多半有限,大致上不会满十,甚至打个对折也有可能。否则,曾涉川不可能特地跑到浦东周浦镇亲自邀请史阿根出山。凭着他掌握的史阿根当年参与匪伙作恶犯有血债的把柄,哪怕派一个叫花子送一纸三指宽的条子,也足以让史乖乖服从了。史阿根的交代中说到,曾涉川打算让他到杭州后充任跑腿差使。这里的“跑腿”指的是什么呢?沙懋麟、谭弦曾问过史阿根对杭州的熟悉程度。史阿根说,虽然他去杭州进货多次,但从未逛过西湖,也没去热闹地段转悠过。因为他对钱钞颇吝啬,每次去杭州都是买一张最廉价的棚车车票,列车走走停停,总得一个晚上方到杭州。下车后随即去进货,至少要跑两三家批发行,那一个白天就搭进去了。然后,挑着一担货前往火车站,再坐棚车返沪。这样,他就省下了住宿费。根据其上述说法推断,如果曾涉川准备让史充任杭州的“地下交通员”,显然是难以胜任的。假使赶鸭子上架,在解放后的这种形势下,史阿根那副鬼鬼祟祟的样子,没准儿一茬交通还没跑完,人就折进局子了。那么,曾涉川准备让他干什么呢?结合马处长交代使命时提及的匪特团伙的活动范围在“京沪杭”这个三角范围内推测,或许曾涉川会指派史阿根去南京“出差”,向“品字三方会”在南京的“X”之一传递信息。至于是何种信息,特案组侦查员也进行了合理的猜测。一般的信息,可以通过邮局寄送信函包裹之类来传递,让史阿根专门跑一趟,那说明这个信息属于重要机密。考虑到该匪特团伙向台湾“国防部二厅”提出挂靠要求,而台湾方面也做出回应,告知准备指派特工专家或者顾问之类前往杭州跟他们见面,如果真有这种情况,作为“品字三方会”头目的曾涉川和杭州的那个头目,当然要通知南京方面的“X”,届时一道晋见长官,聆听指令,共表忠心——史阿根要承担的,很有可能就是这么一项使命。正是因此,曾涉川脱逃后,才会再次冒险潜入军分区医院,企图对史阿根实施补刀。由此可见,曾涉川深知自己向史透露的那些信息的重要性,必欲将其置于死地。曾涉川在醉白池现场对史阿根的袭杀是一种十足的冒险,其时他处于多名看守员和民兵的包围圈内,而且近在咫尺的那十八名人犯中,也可能有人为立功赎罪向他出手,在这种情势下,他哪怕早逃一秒钟,也能多一分逃生希望,但他还是冒险向史阿根开了枪。而曾犯的第二次袭杀行动,更是困难重重,毕竟那是有解放军战士警卫的军方医院,在医院住院的伤病员中少不得有人持有武器(比如枪不离身的常求富),况且还有武装警员守着史阿根,可他竟敢冒险化装潜入行刺。侦查员分析,这似乎不能仅仅用“穷凶极恶”来解释,也许,他面临着某种非常沉重的压力,迫使他不得不这么做。这种压力应该来自某个可以威胁到他生命的人,可能是“品字三方会”中掌握最高权力的老大,也可能是“国防部二厅”方面的特务。否则,曾涉川是不会这样疯狂的。还有一个问题,侦查员探讨良久,却不得要领,那就是匪特组织“品字三方会”这个称谓的含义。“品字”已经没有疑问了,指的是原太湖匪伙“品字堂”,而“三方”的含义却有些模棱两可,有可能意为以原“品字堂”为首的三方匪伙,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其中的一个匪伙名为“三方会”,“品字三方会”即这两个匪伙称谓的合并。至于为什么不嵌入第三个匪伙的名称,可能是那个匪伙的规模很小,在新组建的“品字三方会”中无足轻重,也或者是某种侦查员尚且想不到的原因。分析至此,华东特案组这边应该如何应对目前的这种情况呢?一干侦查员七嘴八舌议了一阵,最后决定同时实施以下三项措施——一是分出力量秘密前往杭州,调查旧时那里是否有“三方会”这样一个黑道堂口,如果有,那就设法查摸到这个匪伙的一应情况。

二是继续追捕曾涉川。考虑到曾涉川在松江可能有临时落脚点,需要在松江警方的配合下进行排查;同时,盯着“品字堂”的残余分子进行调查,寻找曾涉川的蛛丝马迹;另外,曾涉川在上海有掩护身份,即“褚记木器店”,这也可以作为调查其下落的一个切入点。如果在上述调查中发现曾涉川在杭州有亲朋好友之流,则可将此线索移交赴杭调查的那一路侦查员。三是请求上级批准,从华东公安部政保部门临时抽调数名侦查员,继续在松江军分区医院蹲守,既可防范曾犯再度袭杀史阿根,也是一个守株待兔捉拿曾犯的途径。最后进行人员分工,焦允俊对坚持“轻伤不下火线”的特案组指导员郝真儒说:“老郝,这回您就不必跟我争了,杭州那边肯定是我去,可以让张宝贤、孙慎言跟我同行,另外,从松江这边的专案组抽调简博、小申两位同志协助。”郝真儒说:“人手太少了吧?”“够了。如果需要增加,我可以直接向浙江省厅或者杭州市局借调。”“好吧。一路小心!还是老规矩,每天至少保持三次联络,电台留在这里作为特案组的指挥台,一号二号两个密码本你都带上,有情况可以通过浙江省厅或者杭州市局的电台联系。副本留在这里,我随身带着。”焦允俊觉得郝真儒的语调略显沉重,猜测他是因为昨晚挨了曾匪一枪,对眼下即将赴杭的战友有些担心。为了让他放宽心,老焦又打起了哈哈:“老郝,咱俩预测一下,曾匪这次是栽在你‘郝组’手里,还是栽在我‘焦组’手上?”郝真儒领会了焦允俊的意思,目光透过眼镜定定地望着焦允俊:“当然是栽在你‘焦组’手上。”焦允俊大笑:“老郝,借你吉言!等着给咱们几个起草立功表彰报告吧!”特案组在举行案情分析会的时候,一辆蒙着油布篷的卡车,风尘仆仆下了沪杭公路,进入杭州市区。途经一处加油站时,司机停车进了厕所。没有人注意到,从后面车厢里下来了一个健壮剽悍的中年男子,身穿外罩劳动布的薄棉袄,黑色灯心绒夹长裤的裤腿有点儿短,露出了里面墨绿色厚绒卫生裤的紧口裹边。这家伙,就是昨晚在松江军分区医院袭杀史阿根未遂,侥幸带伤逃脱的曾涉川。乍一看,曾涉川的行为举止与常人无异。但若是仔细察看,就会发现这人的左臂似有些僵硬。这是昨晚郝真儒的独腿老部下常求富赏给曾涉川的那颗子弹造成的。那一枪,打中了曾涉川的左小臂。这主儿挨枪之后,立刻逃离医院。逃命要紧,胳膊上的枪伤一点儿也没影响他的奔逃。曾涉川以前曾来过松江数次,对城内外的地形很熟,凭着为匪多年的经验,对怎样逃离像松江城厢镇这样的小城的路数了如指掌。整个镇子是被城墙围住的,只要把城门一关,那就基本上完了。因此,这当口儿的第一要务就是赶在城门关闭之前逃出去。这一点,在11月29日醉白池袭警杀人后做到了。昨晚,他再次成功地赶在城门关闭前逃出了城厢镇(其时沪郊周边县城因无匪患,并无部队守城,城门昼夜开启,无人值守,只有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方由部队或者警方关闭)。出城后,曾涉川用自制的金创药给伤口止血,这是太湖匪伙的保命秘方,不但有止血消炎特效,还能止痛。所以,他算是熬过来了。曾涉川所在的“品字堂”,于1942年被苏州日伪“清乡指挥部”收编,经过集训,曾涉川作为老三被封了个参谋,老大保福祥、老二戚盛兴分别担任营长、副营长。参谋和“长”字头军官的最大区别就是没有实权,甚至连勤务兵也没有。原以为不过是临时安排,回头会重作调整,哪知过了一年半仍是这样。曾涉川遂动起了开小差的心思。不久,他就实施计划,携枪逃离。不料中遭遇两个日本兵的盘查,曾涉川以为清乡团已经发现自己开了小差,向日军城防部队报告了,这是要捉拿回去严厉处置,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拔枪把那两个日军干掉了。随即逃往太湖南侧的浙江境内,改名换姓重操旧业,干起了湖匪。这样一直到抗战胜利,“品字堂”几个头目正在商量是继续为匪呢,还是改行做生意,举棋不定时,国民党军队将这伙人一网打尽,据说老大老二被当场击毙,其他落网的喽罗均以土匪、汉奸的罪名论处,悉数被判处死刑。早在此前半年,曾涉川已经潜入上海,以“褚飞帆”的名义做起了木器生意。得知上述消息,不由得长吁一口气,暗道侥幸,寻思幸亏当初自己当机立断逃离清乡团,否则,肯定还跟老大老二混在一起,那也就逃不了上刑场挨子弹。“品字堂”的覆灭对于曾涉川而言,等于是一段历史的结束,知道他底细的往日同伙都去了阎王殿,今后官府就不可能再来找他了。之后,曾涉川便一门心思经营他在上海南市董家渡赖义码头街开的那家木器小店。应该说,这厮是心灵手巧的主儿,他有一手不错的细木工手艺,为减少与外界的联系,“褚记木器店”没雇人,也不进货,只是让附近的十六铺“顺天木行”定期送来他开单选定的木料,自己制作木盆、木桶、椅凳、匣子、玩具等货品出售,也为顾客提供定制业务。因为做工精致,价格公道,生意还不错。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军管会勒令参加过敌伪党政军警特宪和反动会道门组织认人员前往公安机关登记,曾涉川置若罔闻,一副与己无关的淡定样子,照旧干他的木工活儿,卖他的盆桶椅凳等诸般商品。直到有一天,1950年10月下旬的一个午后,一个人突然在他面前出现,他才淡定不下来了。这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头儿,身穿绸缎丝棉短袍,头戴一顶豹皮瓜皮帽,鼻梁上架着一副浅色太阳镜,双手握一根从上到下镶着白铜条的红木手杖。之所以双手握杖,那是因为这老翁是坐在轮椅上的。推车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粗壮妇女,留着蓬松的狮子头发式,一副沪上大户人家专职女佣的模样。只见那老翁由女佣扶着,从轮椅上下来,单手拄着手杖走进店堂,在店堂摆出的样品椅子上款款落座,微微仰脸,一双老眼透过浅色墨镜望着曾涉川。曾涉川初时以为是主顾上门来了,便放下手头的活儿起身相迎:“老先生想选购什么木器,如果店堂里陈列的样品中没有,您说出品名式样,我可以为您老定做。”老翁打个哈哈:“老三啊,莫非你真认不出我了?”曾涉川闻听之下,一个激灵,仔细端详,顿时目瞪口呆,这不是“品字堂”的老大保福祥吗?“大......大哥?”“老三,是我!我没死,只不过腿瘸了,别说踩风踏浪船头打拳了,连走几步路都得拄‘斯的克’(洋泾浜英语,沪上坊间对手杖的称谓)啦!”曾涉川深知保老大的禀性,既然敢在解放后的上海街头露面,肯定已经洗白了身份;敢以这种方式突访,自是料定自己这个原太湖“品字堂”老三会像以前一样对其臣服,若稍有出格举动,别看老大这副风中烛瓦上霜、日暮西山气息奄奄的样子,溅当堂后全身而退不会是一句空话!于是口中连呼“大哥”,正要屈膝下拜,被老大用镶铜红木手杖拦住,那股力道,让曾涉川不由得暗暗吃惊。保老大不动声色:“老朽就住在附近,听说老三在这里窝得还不错,今日出门溜达,顺便来买张矮凳。”曾涉川便把店里的样品一件件拿过来请老大挑选,最后,老大挑了一张最贵的红木小椅子,照价付钱,招呼店门外等候的女佣拿出去挂在轮椅上。临末起身告辞时,像是自言自语似的轻声道:“今晚七点,百老汇三楼餐厅四号包房。”当晚七点,曾涉川准时前往位于外白渡桥畔的百老汇大厦(即今上海大厦)。保老大已经等候在包房内,说今晚咱们兄弟俩久别重逢,小酌庆贺,顺便说点儿小事。曾涉川深知老大的风格,他跟你说事,神情越轻松语调越淡定,要说的事儿就越大,越不会使人淡定得下来,所以,当下就做好了心理准备。没想到,这准备做得还不够,因为老大开腔一说,曾涉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大说,他已经与杭州、南京的两个以前的江湖朋友说好,组建一个新的帮会组织,名唤“品字三方会”,他还是做老大,老二是杭州冯先生,老三是南京任先生。“至于老三你,”保老大说到这里,稍一停顿,看曾涉川对没有征求其意见就断然将其列入该组织之举有什么反应——曾的反应是没有反应,遂继续往下说,“原是‘品字堂’老三,现在降一档,占个老四座次,小曾,不知你意下如何?”曾涉川对于保老大的决定没有任何异议——拉你入伙,是看得起你;事先没征求他的意见,那不能往“尊重与否”上面去想,因为老大不必尊重他,如今是共产党坐天下,没往公安局打个电话或者寄一封检举信,就是对他最大的尊重。往下,保老大又说了一应构想,己经跟台湾“国防部二厅”取得联系,人家同意“品字三方会”挂靠他们,近日将会有特派员过来视察,如果一切属实,当即下达委任状,开展活动所需的经费、武器、器材等,也将不日运抵。说完上迷“小事”,保老大这才征求意见,问曾涉川有什么想法。曾涉川说:“小弟的想法就是唯您老马首是瞻,活着干,死了算!”保老大翘起大拇指:“多年没干这种活儿了,看来你的胆量犹存,本领我是知道的,就是不知记性还行不行?”也不等曾涉川回答,他继续说,“你听着,我给你一个杭州的联络地址,小河直街‘腾飞五金批发行’,你去那里报出联络暗号,他们就知道你是自己人。暗号是:请问,贵号是否有龙虎牌特种老虎钳卖?就是可变形的那种。对方的回答是:先生,抱歉,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牌子的老虎钳。这些,只能牢牢记在脑子里,绝对不能记在纸上!听明白了吗?”曾涉川自是只有点头的份儿,好在他的记性真的不错,谈不上过目不忘,但是,还真没因为记性不好耽误过事。保老大又交代了曾涉川在上海的联系方式,那就是老大直接跟他联系了,有事会找他,他有事则可在外白渡桥由南往北右手第五根栏杆顶部扶手的反面用粉笔画一个三角。保老大叮嘱,只有十万火急时方能要求联络。另有出事警号,那就是在曾涉川的木器店门口挂介绍商品小黑板的钩子上挂一根红色橡皮筋;警号解除则增挂一根其他颜色的橡皮筋。随后,保老大下达了第一项使命一发展成保老大告诉曾涉川,原“品字堂”目前还健在的只有三人,你、我以及以前你的那个跟班史阿根。你可以先把史阿根拉进来,他已经回到浦东周浦镇老家去了,仍在干老本行卖浙江山货土特产,很好找的。那天是1950年10月27日。几天后,11月3日,曾涉川就去周浦镇跑了一趟,完成了保老大交代的差使。11月24日清晨,起来开门时,他发现了不知何时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一片刨花,知道这是保老大的暗号,约其午前到外白渡桥见面。这次,他见到的是那个留着蓬松狮子头发式的女佣,对方给了他一张纸条,让他当场拆阅,看完即毁。纸条的内容是,要他11月28日携史阿根前往杭州,数日后再由杭州赴南京,故须找好离沪赴杭的合适理由,以防有人盘问。原以为由沪赴杭是一趟简单的旅行,又没带武器或其他违禁物品,途中应该不会有什么麻烦。哪知,曾涉川一时没控制住情绪,还没到松江就出了事。折进局子后,曾涉川寻思自己此番只怕难逃厄运。尽管他有信心隐瞒历史罪行以及眼下刚搭上“国防部二厅”的现实罪行,可对于史阿根能否守口如瓶严重缺乏信心。那怎么办呢?只有越狱。当然得拉上史阿根,否则那主儿一旦供出“品字三方会”的重要机密,不论保老大的“大业”是否因此遭受损失,以其禀性,只怕也会记着这笔账,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要跟他算清楚。曾涉川反复思量,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越狱后逃往杭州,争取按老大的交代先接上头,然后老老实实把一应情况向保老大和盘托出,低头认错,请求宽恕。当然,自己这性子以后真的要改改了,不能动不动就跟人动拳头。主意打定,曾涉川开始考虑如何越狱,想了半夜也没找到什么法子。次晨醒来,脑子像是灌了糨糊,还在犯迷糊。早饭后,看守员突然点名让人犯出去参加劳动,他和史阿根都被挑中了。他觉得机会来了,凭自己的身手,只要不是被圈在高墙内,滑脚总是有办法的,麻烦的是史阿根,不知道该怎样和他有个沟通,到时候机灵些,别笨手笨脚的误了事。到醉白池劳动时,史阿根却没分在曾涉川这一组,两人没法儿借劳动之机进行沟通。曾涉川一边干活儿一边琢磨该如何行动,中午开饭时,终于找到了脱逃的机会。他对自己的身手非常自信,但史阿根就走不了了。这家伙走不了的后果很严重,警方肯定会盯着他逼问两人的关系。今天警方能把他开出来参加劳动,说明史阿根并没有把他的底细向警方抖出来,但他袭警脱逃后,情况就不同了。以曾涉川对史的了解,这厮肯定经不住警方的三板斧,所以,必须把走不了的史阿根灭口,来个一了百了!对于他这样一个剽悍惯匪来说,既然念头形成了,立刻付诸实施就是一种“顺理成章”。袭警杀人后,曾涉川迅即逃离松江城,没敢奔火车站搭车赶路,而是顺着铁路往杭州方向步行两个小时,潜入石湖荡火车站,跳上一列顺道货车抵达杭州。作为资深太湖惯匪,曾涉川对太湖周边的苏州、杭州、无锡、湖州等城市都很熟悉。他在杭州车站外跳下火车后,按照保老大交代的联系方式,前往小河直街“腾飞五金批发行”,用暗语顺利接上了头,对那个有着一张弥勒佛胖脸的冯老板说有急事需要马上见到老大。胖老板点头不语,冲伙计打了个手势。伙计去后面转了转,拿了一方黑色手帕出来,走到曾涉川面前弯腰作揖,道声“得罪”。曾涉川是老江湖,熟悉这一套,点头表示理解。然后转过身,任那伙计用手帕蒙住了他的双眼。与此同时,旁边又挨上了一个人,往曾涉川手里塞了一根尺把长的绳索。这就是江湖上所谓的“接引索”,是黑道上具有“正规资质”的匪伙安全保密工作的常用道具。曾涉川对此自是心领神会,当下握住了一头,由伙计牵引着,进入五金行的里间。穿过内堂、后屋,进入后院。稍停,出了后门,上了一条小舟。小舟随即起锚,划行了一段时间,靠岸。没有取下蒙面手帕,还是用接引索引领曾涉川上岸,估计是进入了某座宅院的后门。这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曾涉川的蒙眼布被摘下,揉揉眼睛,待看清对面的保老大,当即行了黑道坎子礼。不能不佩服保老大的眼力,他只一看曾涉川的脸色,就开口道:“老三,你遇上大事了吧?”“大哥,兄弟确实遇到坎子了,出了大事!”“坐!还没吃晚饭吧?”保老大用红木手杖那沉重的白铜包头往地板上敲了三下,书房门悄悄无声息地打开,曾涉川在上海见过的那个留蓬松狮子头发式的中年女佣出现在门口,口称“先生”,以目光请示有何吩咐。保老大让送上茶点,通知厨房准备几个菜,一会儿送来。曾涉川就着香茗狼吞虎咽吃了两块糕点,然后向保老大一五一十报告了情况。保老大沉思片刻,红木手杖又在地板上敲了三下,女佣再次出现在门口。保福祥只说了两个字:“酒来!”少顷,女佣端着托盘款款而入,把酒菜一一放在一张小圆桌上,又无声无息地退出。保老大从藤椅上站起来,曾涉川要去搀扶,他挥手示意曾涉川只管落座,自己拄着手杖移步桌前,在对面位置坐下,示意曾涉川斟酒,继而端杯在手与曾涉川对饮一杯。“老三,我并无责怪之意,时势艰难,我们是‘品字堂’老弟兄了,只有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才能扬眉吐气享受人生。”曾涉川听老大唤其“老三”而不是新任的“品字三方会”的老四,知道此系怀旧之意,想起以前在太湖“品字堂”那些一去不返的往事,不由一阵唏嘘。两人再次碰杯。保老大说:“今天不说其他,就计议一下应该怎样料理往下的事儿。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史阿根究竟有没有被你那一枪打死。如果一枪毙命,那就万事大吉;没有打死,也不必着急,他的伤势是否严重,能不能开口说话,他的口供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要进行一个整体评估,以便作出恰当的反应。总之一句话,确保安全为上!”一餐酒喝下来,主意打定。保老大指令曾涉川重返松江,打探史阿根的生死,如果没死,则补刀为其送终,来个一了百了。于是,就有了松江军分区医院的枪战。特案组侦查员事后回想起来,认为这个曾匪还真是不一般。试想,他袭警杀人越狱脱逃,抵达杭州后扭头又回到松江,在专署公安处、县公安局、松江军分区保卫处及民兵、群众全部动员起来全力追逃的情况下,打探到史阿根入住军分医院的情况,单身潜入企图补刀。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如此胆大妄为,心理素质又如此出众的对手,华东特案组鲜有遭遇。要说曾涉川这厮,运气还不是一般的好。在松江军分区医院行刺失利负伤逃离后,竟然还能赶在封闭城门之前逃出城区。这回,不是步行两个多小时前往石湖荡车站了,而是在郊区偷了条江南乡村称为“看鸭船”的小舟,划了十几里水路,弃舟上岸。步行一程后上了沪杭公路,用匕首砍断树枝,设了个简易路障。那时沪杭公路夜间车辆稀少,等候多时,终于候得一辆过路货车。司机骂骂咧咧下车搬路障时,躲在路边排水沟里的曾匪趁机溜出来,悄无声息地爬进了罩着油布的后车厢。曾涉川再次面见保老大的情况,回头再作交代。接下来,该说说特案组侦查员兵分两路调查“品字三方会”匪特团伙的进展了

五、舟山船难由焦允俊、张宝贤、孙慎言及松江警方指派的两个便衣简博、小申五人组成的“焦组”抵达杭州后,下榻于浙江省公安厅的内部招待所。安置定当,即前往杭州市公安局了解当地是否有一个叫“三方会”的黑帮组织。据警方内部资料显示,这个“三方会”的确存在,而且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已成立。1931年2月,舟山海盗梁旭初、嵊泗惯匪汪锦睿和被黑道上称为“杭城隐士”的王啸在西湖“楼外楼”聚餐,汪锦睿提议三人结拜弟兄,联手组建香堂共创大业。汪的提议得到了梁旭初、王啸的热烈响应,这天是黄道吉日,干脆把香堂连同结拜两个手续一起办理了。这个香堂是由舟山、嵊泗、杭州三地的“江湖好汉”联手组建的,就把香堂的名称定为“三方会”。按照年龄长幼,梁旭初为老大,汪锦睿次之,王啸排老三,这个顺序同时也是“三方会”的座次。“三方会”成立之初,因为三个头目各有各的私事需要耗费时间精力去料理,没有进行过什么活动,直到这年秋天,三人在宁波再次相聚,认为“三方会”应该做点儿事了,否则道上朋友会以为咱们三个此举不过是儿戏,连带着把咱们三弟兄的对天八拜也不作数了。说干就干,他们决定当晚就找个发财对象下手。梁老大在宁波人脉较广,当下便指派跟班把一个曹姓小老头儿请来。曹老头儿是梁老大匪伙在宁波的暗桩头目,其公开职业是旅馆账房先生,利用职业便利,把各地前来宁波探亲做生意的旅客信息掌握得清清楚楚。当下,听梁老大一说,就推荐了一个对象——傍晚刚刚抵达宁波的日本商人山田。这个日商是做古董买卖的,每年春秋两次前来中国江南地区收购古董,对卖家连骗带吓,甚至持枪威逼,强行低价收货。由于名声太坏,浙江多地古董商已经达成共识,从今年起不再跟山田做生意。不过,山田还是照来不误,古董行业不跟他接触,他就跑民间,直接走访寻常百姓家庭,一旦看中某件古董,趁人家不明底里,以更低的价格收购到手。当下,梁、汪、王就决定把这位山田先生定为“三方会”开门红的对象。三人悄然前往山田下榻的旅馆,以有古玩请山田先生鉴定为由骗开房门,进去后拔枪将山田及其助手逼住,捆绑封口,搜出钱钞,连同两人的手表、钢笔、眼镜以及在外埠收购的数件古董一并“笑纳”,扬长而去。“三方会”的这个“开门红”,当时上了报纸,不但惊动了宁波警局,浙江省警察厅和南京方面也相继来电质询。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国人对日本恨之入骨,刑警办案也不起劲,该案就此不了了之。之后,“三方会”正式开始运作,收了十来个门徒。“三方会”的活动方式在黑道上属于另类,三个老大据说各有自己的香堂和喽啰,平时各做各的,某天三个头目中某一位兴之所至,突然想到要由“三方会”出面作一起案件了,则跟另二位取得联系,达成共识后,再将命令下达给指定的门徒去实施。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三方会”的成员并不是三个头目自己香堂的人,而且规定,所有成员不能和三个头目各自香堂的匪徒有任何交集。这种组织结构的好处是安全系数高,缺点是符合条件加入该匪伙的对象比较难找。直到1946年仲秋“三方会”覆灭,总共也只有十八名成员。“三方会”的覆灭属于“意外事故”。那年中秋节,“三方会”十八名成员前往舟山给梁老大祝寿,顺便共度佳节。梁老大特地准备了一条大船,做了布置,当晚在岸上举行的庆生宴结束,送走那些黑道来宾后,“三方会”十八人登上大船,出海赏月,并借此机会对今后的,“工作”进行研讨。哪知,船行至距离岸边三四里,刚刚停泊下来,对面驶来一艘国民党海军的军舰。舰上的海军官兵可能也在欢度中秋,而且欢得有些过头了,竟然一头撞到了“三方会”这条船上。木制民船哪里经得住体量不知比它大多少倍的钢铁战舰的冲撞?于是,“三方会”就此覆灭。焦允俊听杭州方面的接待警员介绍完情况,不禁一愣:“这么说,四年前的那次撞船事把‘三方会’全部干掉了?”“是的,还上了报纸。我认识一个宁波人老张,他当时在码头上干活儿,亲眼看见被打捞起来的尸体一具具抬上码头。”杭州同行提供了一张照片,说是当年“三方会”全体成员的合影。照片照得不大清晰,由于已经有些年头儿了,保存也不得法,照片表面已经发黄,还有霉斑。焦允俊是资深情报工作者,对拍照颇为在行,以他的眼光判断,该照片并非出自照相馆专业照相师之手,连业余爱好者也不一定算得上,而且使用的照相设备也很简陋。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张宝贤、孙慎言看着焦允俊,目光里兜着问号:往下该怎么办?焦允俊想了想,问两人:“这个结果,你俩信不信?”一向惜言如金的孙慎言微微摇头。张宝贤说:“这个事故也许确有其事,但是对‘三方会’全员死亡的说法存疑。”焦允俊点头:“我的想法跟你们一样,看来咱们得去舟山走一趟。这样吧,慎言和简博暂时留守杭城,我、宝贤、小申去舟山。立刻出发!”当时苏浙沪一带的人们所说的舟山,并非舟山群岛,而是诸岛屿中面积最大的舟山岛。四年前发生的那起“三方会”全军覆没的特大事故,就是在舟山岛附近。舟山岛距离宁波大约八公里,焦允俊决定先去宁波,再赴舟山,也即定海县城。当天傍晚,焦允俊、张宝贤、小申搭乘海军快艇抵达定海县城。县公安局领导已接到上级的电话,做好了一应准备,在场的还有两个中年男子,都是县局便衣,一个是地下党员,另一个则是留用警员。焦允俊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有关那起船难的情况——1946年中秋之夜,舟山岛海域确有军舰撞沉民船的事故发生,肇事军舰系抗战胜利后美国根据《租借法案》赠送国民党政府的八艘军舰之一“永顺号”驱逐舰,失事民船为一条二十吨短途驳货船,系定海县“大福船行”所有,该船行专门向社会出租小型货船,并可提供水手。事故发生后,“永顺号”并未与地方官府取得联系。由于这是军方肇事,定海县方面不便主动与海军联系,免得自讨没趣。坊间传闻,出事民船的租船人是本地渔霸梁旭初。据说此人早年干过海盗,后开了一家鱼行、一家武馆,黑白两道通吃,平时无人敢惹,连警察局、保安团都让他三分。此次事故,死者中半数以上是梁旭初鱼行的伙计和武馆的武师,因为这个缘故,船行老板姚今轩不敢向其遗属索赔。姚老板的女婿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今年5月定海解放前夕,设法帮姚老板全家办妥了去台湾定居事宜,梁旭初的遗属听说后,托姚老板代为疏通军方关系,助其一家三口赴台,方才把当初那条货船作价赔偿。然后就说到了那起事故的善后处理情况。出事后,“永顺号”随即展开营救,次日舟山机场还出动军机在相关海域上空搜寻落水者。至于是否有人生还,以及究竟死了多少人,定海这边一概不知。当地警方曾悄悄向棺材铺打听军方是否购置过棺材,想知晓究竟有多少人丧生,但棺材铺说军方从未跟他们打过交道。稍后,坊间又有传闻,称海军方面考虑到该事故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把救起的落水人员和打捞起来的尸体,都送往相隔八公里的宁波市处理了。焦允俊出示了那张由杭州市公安局提供的“三方会”成员合影,请两位舟山便衣辨认。他们借助放大镜看了好一阵,最后那个留用警员指着前排正中坐太师椅的中年男子说,这很像是梁旭初。在场的县局领导是南下接管干部,对解放前的舟山情况不了解,却给出了一个合理建议:梁旭初的鱼行早就没了,但鱼行中干活儿的人应该还找得到,可以请他们辨认。除此之外,还可以找鱼行和武馆的邻居了解一下。这时天已经黑了,特案组侦查员还是立刻行动,在县局两个便衣的陪同下,走访了多人。最后,终于确认了两点,一是照片正中坐太师椅的那个中年男子就是梁旭初;二是照片中并无原“梁记鱼行”的伙计,但有四人系梁旭初经营的那家武馆的武师。至此,调查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离查明是否有人在那起事故中活下来,还有一段距离。焦允俊说时间耽搁不起,趁着今晚风平浪静,咱们还是连夜返回宁波吧。歇息一夜,明天上午接着调查四年前国民党军方运往宁波的那些事故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处置情况。

12月4日,焦允俊、张宝贤、小申三人在宁波的调查情况如下——事故发生后,可能担心会在当地引发不良社会影响,肇事军舰未曾有人出面,“永顺号”离开了舟山海域,前往上海吴淞口泊锚。营救伤员、处理死者遗体等一应善后事宜,均由国民党海军设在舟山的后勤基地司令部负责。后勤基地派出了运输船只,先把事故发生后获救的三名伤员运送至军方设在宁波的医院,又在两天内分三批次把死者的遗体运往宁波,盛棺暂放在半个世纪前由宁波商贾集资而设的慈善机构“普慈堂”,稍后运往位于东钱湖畔的“普慈堂”附设的坟地埋葬。侦查员从当时参与处置遗体的工人那里了解到,按照惯例,在“普慈堂”的坟地埋葬的死者,只做坟头不立碑,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死者是谁。解放后,因兴建新中国华东军区海军(1955年9月23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命令,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412医院征用了该坟地,日前已经将土地平整,故无法了解死者详情。工人还说,该事故死者遗体一共有十五具,国民党军方将其送到“普慈堂”后,是由他们负责入殓的,随身并无遗物,每具尸体都有创口,经海水浸泡、鱼类咬噬,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他们用白布将遗体从头到脚裹紧,随即入殓。指望通过对死者遗体的调查获得线索的落空后,侦查员把调查关注点集中于那三名事故幸存者身上。当初国民党军方设在宁波的是一所临时性质的野战医院,早在1948年下半年就人去楼空,医疗设施、资料档案荡然无存。焦允俊跟张宝贤交换了意见,认为医院可以消失,人应该还在。这里的“人”,指的是当初受雇于野战医院的员工。既然是野战医院,按照国民军队的惯例,具体经办人员都会故意设置“缺额”,以便每到一处落脚,都可以招聘一些当地的临时工。而且,还有从中捞钱的机会。如果能找到四年前那所野战医院雇佣的临时工,估计多少能够获得一些线索。那么,该上哪里去找这些临时工呢?侦查员想到了荐头店(旧时对职介所的称谓)。荐头店是归社会局管的,解放后新政权取消社会局,具体管理荐头店的部门各地没有统一,有的划归民政局,有的交给劳动局,也有的则先让工商局管起来。侦查员了解下来,宁波的管理方式是按区分解,名义上由区政府管理,实际上区政府将其交由区工会代管。焦允俊三个通过宁波市公安局联系到几个区工会的干部,又是一番折腾,总算找到了三个曾在那家野战医院工作过的临时工,其中两个是男性,干的是杂务工;一个是女性,姓林,原在私人诊所做护士,抗战胜利后私人诊所关张,她失业了,去荐头店挂牌求职,正好野战医院招临时工,就在该院外科临时充任护士。那两个杂务工回忆,当初确有舟山送来的三个伤员,听说是被国民党军舰撞沉的民船上的幸存者。不过,这三个伤员中,有两个在人院当晚就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唯一活着的那个人的姓名、身份、年龄等情况,两个杂务工一概不知。对于此事,他们只是听说,并没亲眼见过。那么,女护士林某是否见过呢?1948年野战医院迁离宁波,林某再次失业,不久后又应聘去了县学街中心医院。新中国成立后,该医院改称“浙江省立宁波医院”,林某仍在该院做外科护士。尽管当时国民党军舰在舟山群岛撞沉民船造成多人死亡的消息未曾报道,但坊间有过传闻,林某对那三个伤员有些印象。确如杂务工所言,其中两人伤重不治。另外一个负伤较轻,仅仅是脸部、左臂外伤,不过失血很多,被人发现后从海里捞上来时,已经失去了知觉。这个伤员姓李,姓名不详。他入院后,未曾透露过自己的任何信息。入院次日中午,忽然有三个汉子闯入病区。野战医院是禁止在非探视时间进入病区的,当天林某值班,正要阻拦,发现他们身后跟着外科主任刘医官,便知是经过特许的。三人对林某比较客气,自我介绍是从杭州过来看望李先生的——她这才知道该伤员姓李,可能是杭州人。三人进入病房后,刘医官即命林某用屏风把李姓伤员靠窗口的病床围起来,同病房另外两个住院的伤兵则被刘医官临时请出,让他们去医院小餐厅用午餐。待谈话结束,林某撤去屏风,两个伤兵也吃过午饭回来了。那三个不速之客递给两个伤兵每人两盒香烟、几枚银元。稍后,也给了林某五枚银元。三人在病房里不知跟李姓伤员聊了些什么,然后,一人留下,两人离开。林某是当天下午三点下班回家的,次日上午前往医院上班时,李姓伤员已经不在了,上一班的护士交班时告诉她,昨晚快半夜时,那个伤员忽然被人接走了,是刘医官开的出院单。侦查员自然要了解那个伤员的病史卡和出院单上写的是什么名字。林某说,因为那人拒绝开口,所以姓名栏里写的都是“舟山伤员”四个字。焦允俊拿出那张“三方会合影”请林某辩认,林反复端详,用不太肯定的语气说:“跟前排左起第张太师椅上的人好像有点儿像,不过,因为他的脸部受伤了,又在海水里泡了半夜,额头上还裹着纱布,他的相貌我也看不太真切。”回到临时下榻的宁波市局公安大队营房,焦允俊说:“这个李某也许就是‘三方会’中被称为‘杭城隐士’的老三王啸。呵呵,看来这回咱们‘焦组’贏定了。”六、三林塘庙会焦允俊、张宝贤、小申三人回到杭州,留守杭城的孙慎言向特案组长报告,刚刚接到老郝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只有三个字:“有突破!”孙慎言的回复更简短,只有两个字:“明白!”12月2日,郝真儒率领的由支富德、沙懋麟、谭弦以及松江便衣柳长伟等组成的“郝组”(钟思捷、蒋瑛及报务员姜宁波随行)返回上海,径赴虹桥路华东特案组驻地。老郝刚刚受了伤,又有旧疾(在上海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时,老郝因叛徒出卖被捕,受到严刑拷打,其中包括灌辣椒水等酷刑,肺部受到严重损害,就此落下病根。到特案组后,焦允俊和其他战友对他多方关照,马处长也不时送来鱼肝油、奶粉等营养品给他增强体质),恰遇江南首个寒潮,肺病再次发作,咳嗽不止,每咳一下,都牵动着尚未痊愈的伤口,着实痛苦不堪。不过,老郝修养极好,外表一点儿也没显露出来。这当然逃不过战友们的眼睛,悄悄商量一番,由支富德向马处长的秘书小杨打电话报告了情况。一行人休整片刻,郝真儒通知支、沙、谭三同志去其办公室商量在沪调查的分工,这时,小杨驱车抵达,带来了马处长的问候以及治疗咳嗽的中西特效药和营养品。马处长原本要亲自过来看望的,只因临时有紧急会议需要他参加,无法分身。马处长知道郝真儒不愿意给组织上添麻烦,又想为国家节约开支,对贵重药品、营养品有一种下意识的抵触,故命小杨代表组织“就地监督”,要看着老郝把药当场吃下,方才算完成任务。郝真儒无奈,只有服从。吃药时,瞥见支富德三个在偷笑,恍然大悟:“怪不得,我们刚一回来,马处长就知道我出了状况,原来是你们几个......好了,不说了,赶紧开会研究工作。”四人研究下来,认为眼下要做的工作有两项,一是对曾涉川在沪上南市董家渡赖义码头街所经营的“褚记木器店”进行搜查,看是否有其从事匪特活动的罪证;二是要向居委会和周边邻居特别是紧挨着的四邻八舍进行走访,了解曾涉川之前的生活、工作以及与人接触交往的情况。然后进行人员分工,郝真儒原是要亲自出马的,支富德三个坚决阻拦,少数服从多数,他只好待在驻地留守。当天,支富德、沙懋麟、谭弦以及松江警方便衣柳长伟、老杜、小岳六人分两拨,在分局和派出所民警的配合下,对“褚记木器店”进行了搜查,同时走访了居委会和一干邻居。待一干人马返回虹桥路驻地时,已是晚上九点。郝真儒听说大伙儿还没吃晚饭,赶紧让钟思捷去伙房通知厨师下面条。晚餐后,支富德等人向郝真儒汇报了调查情况,众人难免显露出沮丧之意。郝真儒说这是刚开始对“X”在沪上活动的线索进行调查,吃空门是意料之中的,没关系。咱们议一下明天的调查方向。用焦允俊同志的说法,叫“桃树上不长果子,就到李树底下去”。大伙儿看,咱们的“李树”在哪里?讨论下来,一致认为眼前的“李树”就是史阿根。这个人犯曾供称其参加太湖“品字堂”后,被该匪伙派至上海老城隍庙设置了一个“情报站”——一家只有一个门面的土特产批发行。当时他曾跟匪伙提出过,自己不是搞情报的料,曾涉川就给他派了两个助手,他只管打理生意,情报方面一概由两个助手负责。那两个收集情报的土匪分别叫徐秋笙、夏金发,都是苏州郊区农村人,名义上是史阿根手下的伙计,其实论为匪资历,远比史阿根深,不过,年龄要比史小,所以都唤其“阿哥”。

喝国马,敬栋梁!

有一年夏天,沪上遭遇特大台风袭击,土特产行隔壁香烛批发店的屋顶由于年久失修被掀了顶。台风过后进行修缮,需要土特产行停业三天,香烛店老板跟史阿根商量,同意;问需要贴补多少营业损失,史阿根很大度:不必!于是,史阿根就带上徐秋笙、夏金发去其老家浦东周浦镇待了三天。“郝组”此刻就把注意力投向了史阿根供词中提及的这段经历:徐秋笙、夏金发两个那次去周浦,会不会留下过什么痕迹,或许可以作为追踪曾涉川下落的一个切人点。次日,支富德、沙懋麟、谭弦、老杜、小岳即前往周浦。周浦在浦东乃至上海周边郊区是的名镇,当时的建制是市,全称是“苏南行署松江专署南汇县周浦市”(1951年11月改称“周浦镇”,为叙述方便、本文称“周浦镇”),因此,镇上有一个像模像样的派出所。华东特案组侦查的突然抵达,让所领导非常激动。当然,当时不管哪一级人马到基层,都不兴招待。再说,特案组也没时间,甚至连沏杯清茶的机会也没给人家,三言两语说了要求,随即投入工作。调查工作采取两种方式齐头并进,谭弦和派出所一名民留用民警在史阿根住所地居委会,和临时召集来的街坊邻居座淡,了解史阿根以往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支富德、沙懋麟分别以老杜、小岳为助手,在派出所另外两位民警的陪同下,分两拨在镇上看似漫无目标地转悠,其实是由民警根据侦查员的意图刻意领着他们寻访喜欢跟人闲磕牙瞎聊天的闲汉。这个主意出自旧科班出身、曾在原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刑警大队供职的老侦探沙懋麟。在讯问史阿根时,老沙了解到史当年的两个助手徐秋笙、夏金发的基本情况,突然产生联想:这种角色游手好闲成性,每到一处都闲不住,喜欢乱转悠。那三天随史阿根来周浦镇小住,肯定也是满镇子乱转,遇人主动搭讪,搞自来熟那一套。如此,镇上的闲人中肯定有人跟他们见过面、聊过天,这些人是否能回忆起什么情况呢?稍后的事实证明,侦查员采取的这两种方式都有效果——先说谭弦那一路。史阿根住所对面有一家烟纸店,店主老何是苏州人。那个夏金发抵达后去烟纸店买香烟,以其性格,哪怕遇上金发碧眼的老外,也会跟人家搭讪一番,更别说是遇到一口吴侬软语的同乡了。这一聊,一直聊到史阿根准备好饭菜过来招呼他吃午饭才离开。老何因此对这个热情善侃的同乡留下了印象,此刻参加座谈会,听谭弦一说来意,就把一应情况和盘托出。当然,他们聊天的内容与特案组此刻要了解的情况并无关系,无非是当时苏州的社会百态以及老何到周浦症居后的一些情况,其中并无特案组需要的信息。引起特案组注意的是,最后老何说,他在解放后还遇到过这个小夏先生。浦东有一个处所在上海滩颇有名气。名唤“三林瑭”。这是一座古镇,其资格有点儿老。老到什么程度?它被称为“浦东之源”。北宋末年,福建漳州人林乐耕因在老家五次参加科举考试全都名落孙山,决意此生不人仕途,携妻儿来到浦东,看中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遂在河边定居。他先为自己选中一处位置作为建立庄院的地址,命两个儿子在自己庄院的上下游各自建庄。三座庄院都建立起来后,沿河连成了一座大庄子,当地人便将此处称为“三林庄”。那条河流原本无名,之后便因庄得名,曰“三林塘”。渐渐,这里成为一个商贾云集、歌楼酒肆遍布的镇子。这就是“三林塘古镇”的由来,如今林乐耕被奉为“三林塘始祖”。旧时上海百姓对“三林塘”的印象,几乎都来自于“三林塘崩瓜”。那是一种只有两三斤左右的椭圆形淡碧色西瓜,皮极薄极脆,成熟的弹指可破,传说若是雷雨过后在田埂上行走的话,脚步稍重,瓜即会迸裂满地,故名崩瓜。崩瓜的甜度高达17度,是旧时江南西瓜中最甜的一个品种。三林塘还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民俗活动,就是每年农历三月半的“三林塘圣堂庙会”,是由镇上商户集资举办的(1954年开始由政府斥资组织)。解放后夏金发出现在浦东的时间,就是农历三月半。当时别说还属于郊区的浦东了,就是在上海市区,群众性的娱乐活动也十分贫乏,这种一年一次为期数日的庙会,通常都会吸引方圆百里之地的民众。周浦镇距三林塘大约二十里地,步行过去也不过两个小时,所以老何干脆停业一天,全家出动前往三林塘看热闹。这一去,老何就看到了夏金发——庙会上有舞龙表演,老何意外发现,有一支舞龙队的领队竟是夏金发!这是一条线索。与此同时,侦查员沙懋麟也获得了一条有关另一匪徒徐秋笙的线索。和夏金发一样,那个徐秋笙在周浦镇的三天里也是非常活跃,全镇乱窜。他甚至对周浦人清早去茶馆喝茶的习惯也颇感兴趣,抵达周浦的次日,便独自前往附近的一家茶馆喝茶,跟其他茶客聊天。其中有一个姓龚的茶客,是镇上有名的闲汉,一年到头,除了过年那几天茶馆歇业,每日风雨无阻。本地茶馆的茶客基本都是固定的那些人,熟面孔,那天徐秋笙出现在茶馆里时,自然引起一众茶客的注意。龚某与人打交道颇有一套,当即站起来跟这位新茶客打招呼,二话不说让跑堂沏一壶好茶送到他那副座头。很快,两人就聊到一张桌上了。徐秋笙很健谈,天南地北海阔天空,这对于终年待在周浦镇上很少出门的本地茶客来说,是个少有的长见识的机会。那么,那天他聊了些什么呢?龚某说:“我记性原本就差,上过两年私塾,如今也就还记得百十来个字;前年帮人盖房子从梁上跌下来,脑子里就像打翻了糨糊,更是稀里糊涂。现在突然让我想,时间太久了,我还真想不起他说了些什么......哦,对了,他好像说过,小时候家里让他拜师学过看风水。其他的,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同志,真是抱歉......”对于特案组侦查员来说,龚某反映的这个情况还是有些用处的。不过,当时并没有引起侦查员的注意,是再次去了趟松江后方才意识到的。去松江是“郝组”主持者郝真儒的主意。听了赴周浦镇调查的侦查员的汇报后,他提了一个问题:“夏金发和徐秋笙两个是什么关系?”支富德、沙懋麟、谭弦都是一愣,这个,他们还真不知道。稍停,谭弦试探着说:“同伙关系?”老郝的目光转向支富德和沙懋麟:“你们两两位认为呢?”支、沙对视一眼,沙懋麟语气有些犹豫:“应该差不离吧。”郝真儒点点头:“既然是差不离,那就跟完全准确还有一定距离。老沙、小谭,辛苦你们两个跑一趟松江,向史阿根了解一下。”沙懋麟、谭弦、小岳三人随机驱车前往松江江。史阿根还在住院,不过恢复得有些起色,不吃止痛药也能勉强说话了。不过,侦查员担心他身体出意外,跟医生交换意见后,还是让他服了药。史阿根的回答,让沙懋麟、谭弦对老郝思维的敏锐佩服得五体投地——夏金发和徐秋笙是一对姨表兄弟。既然是表兄弟,那么两人当初在闻知“品字堂”覆灭的消息后,肯定会商量今后的出路。回苏州老家只怕不妥,谁知道“品字堂”的劣迹有没有传过去?如果他们为匪的经历已经穿帮,没准儿苏州那边的警察局已经把他们列入了通缉名单,回去不就是自投罗网吗?如此,就只能凭自身的本事想办法谋生了。可是在这方面,两人都是乏善可陈,不像“品字堂”老三曾涉川那样,还有一手比较像样的制作木器的手艺。不过,据史阿根说,夏金发会舞龙、舞狮子,而且耍得还不错。有一年上海老城隍庙举行新春拜年活动,舞龙队的一个队员不小心崴了脚被送进医院,领队急得跺脚,夏金发当时正在围观,就站出来自荐,人家请他试了几个动作,说是个行家,立刻让他穿上服装顶替伤员上场。而徐秋笙少年时跟着一个道士学过看阴阳风水,平时得空,他也会说说那方面的掌故。史阿根估计,两人多半会以此作为今后的谋生手段。据他们在“驻沪情报站”共事那几年,史阿根对这二位的了解,两人打自出生以来,从未有过独立谋生的经历——先是在家种田,然后结伴投奔“品字堂”为匪,“品字堂”覆灭后,两人也不会离得很远,应该还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以便相互有个照应。因此,只要找到了一个,另一个多半也得落网。现在,特案组已经掌握了夏金发曾在三林塘庙会上露过面的信息,顺着这条线索追查下去,应该能够找到这厮,接着就能把徐秋笙也捉拿归案了。随即开始查摸。郝真儒不顾战友的劝阻,坚持说他的伤情基本恢复,率“郝组”侦查员支富德、沙懋麟、谭弦和三名配合工作的便衣柳长伟伟、老杜、小岳前往三林塘古镇。先去了镇政府,了解到今年农三月半的那场庙会活动并非政府主办,而是镇上的商家按照以往的惯例,自行集资,推派专人组成筹备小组,整个活动均由筹备小组织实施。筹备小组一哄有五人,这倒是向镇政府上报名单进行过备案的。特案组便要求镇政府把这五人召集起来、侦查员想跟他们聊聊。了解下来得知,今年庙会民俗活动中的舞龙舞狮项目,一共有九支团队参加表演,本镇有一支,其余八支团队都是筹备小组从其他地方邀请来的,分别来自浦东的南桥镇、惠南镇、洋泾镇、高桥镇以及浦西的闸北、榆林、南市和江南造船厂。所有的表演团队都是业余性质,队员都各有各的工作,平时利用休息日进行训练,遇到本地(指队所在区镇、单位)有演出活动时,提前集训三五天,队员的误工、餐饮补贴由举办方负责。比如这次的三林塘庙会,由三林塘方面承担队员的误工、餐饮、食宿、交通等费用。至于全部团队成员的名单,那就无法提供了。五人筹备小组只负责跟各团队的负责人联系,讲好日期和费用,其他则由负责人包揽,并无提供团队成员名单的要求。即使是三林塘本镇的团队,五人小组虽然基本都认识,但也叫不全所有成员的姓名。聊到这里,一直没有开腔的支富德突然发问:“本镇的团队里是否有一个操苏州口音,年龄大约在三十岁左右的男子?”五人小组中的米行伙计老宋马上说:“有啊,那人我认识,名叫包友才。他是舞得最好的一个队员,在酱园干活儿。”“几时定居三林塘的?”五人小组中另一个五十来岁的水果店老板王耕发开腔了:“包友才来三林塘没几年吧,好像是抗战胜利后过来的,他是船行老金家招的上门女婿。”侦查员闻之暗忖,这包姓酱园伙计的年龄、口音、来三林塘的时间、舞龙的特长都符合目标之一夏全发的特征,莫非咱们这回撞到了运气?

郝真儒在笔记本上笔走龙蛇,随即撕下一页递给支富德。支富德看罢,起身出门。会议室外面的走廊里,待着柳长伟、老杜、小岳三个。支富德跟为首的老柳耳语数言,老柳冲小岳打个手势,小岳便随支富德出去了。会议室里,座谈会仍在继续。五人小组以及参会的镇政府两个干部都没有意识到,就在短短的时间里,特案组已经作出了反应,郝真儒下令,让支富德率一便衣驱车前往十公里外地周浦,把那个烟纸店主老何接来,辨认酱园伙计跟夏金发是否同一人。与此同时,柳长伟、老杜已经把会议室的门看牢,不许与会者出入。当然,这只是备用措施,一般情况下,在里面主持会议的老郝有办法控制住会议节奏,与会者一时不会动离开的念头。半个多小时后,支富德把老何接过来了。郝真儒见支富德在门口露了一下脸,便又写了一纸条子让谭弦传出来。支富德便叫上柳长伟,连同便衣老杜、证人老何和米行伙计老宋,一行人一起前往酱园。到得酱园附近,先让老宋去看包友才是否在站柜台。老宋确认后,老何拿着侦查员给他的钞票走进酱园去买酱菜。拿着酱菜出来,老何连连摇头,说这人不是当年在周浦镇上见过的夏金发。如此,侦查员就得在其余几支团队里寻觅嫌疑人了。由于时间紧,侦查员想了个办法,请三林塘这边的五人筹备小组组长老凌出面,给其余几支团队的召集人打电话,佯称三林塘团队接到苏州商界的邀请,准备去参加当地举行的首次“城乡物资交流大会”的表演。考虑到三林塘本地团队都是清一色的浦东本地人(庙会期间各团队之间并无交流,外地团队不知道三林塘团队有一个苏州人包友才),担心到了苏州跟当地人沟通时有语言障碍,想向兄弟团队借调一个苏州队员。之前老何亲眼目睹,当年曾在周浦镇待过三天的夏金发出现在今年春上三林塘的舞龙团里,而且舞技老练,肯定不是新手。因此,这一个电话打出去,应该是能够产生效果的。这个推测随后就得到了证实,老凌拨打到第六个电话——江南造船厂团队时,该团队的负责人老闵说,他们团队里有一个队员,名叫裘仙佑,系无锡县人,无锡与苏州相距四十来公里,语言相近,跟苏州人沟通没有问题。老闵对裘仙佑的舞龙技艺赞不绝口,说你们请他作为三林塘团队的一员去苏州表演,可以把他当主力,保证出挑。支富德请老凌继续把剩下的电话打完,最后的结果是,这些团队中,江南造船厂团队的裘仙佑是唯一一个跟苏州籍最接近的“无锡人”。于是,郝真儒下令,“郝组”全体出动,前往江南造船厂!江南造船厂保卫处配合特案组,对裘仙佑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核查——这人是抗战胜利那年年底进入该厂的,介绍人是南市帮会人物蒋桂生,蒋在解放前夕已经举家迁往海外。由于裘仙佑无技能特长,当时的管理方就叫他在船坞做了一名杂务工。其工作表现不错,除了被厂里选拔为舞师团队的一员,在逢年过节以及偶尔举办的庆典舌动上露露面之外,其他时候都非常低调。人事处从档案中调出裘仙佑解放后发新工作证时拍摄的证件照,侦查员请老何辨认。结论是三个字:“就是他!”当天深夜,化名裘仙佑的“品字堂”匪徒夏金发被捕。夏犯落网后,供出了其表弟徐秋笙的下落——在金山县朱泾镇经营命馆,替人算命兼看阴阳风水。但夏犯对曾涉川的情况并不了解。次日上午,徐秋笙落网。徐犯提供了一条有关曾涉川的线索:他在无锡有一个情妇苏氏!七、尼姑无珠徐秋笙刚刚加盟“品字堂”匪伙时,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曾涉川见他机灵,就让他待在自己身边做了一名小勤务。徐秋笙在这个岗位上一待就是两年,然后就去一线岗位从事杀人越货的“工作”了。勤务的活儿就是服侍匪首,徐秋笙整天跟着曾涉川,除了负责一应日常生活杂务,打猎时还得上树钻洞帮着捡猎物,钓鱼时则要挖蚯蚓做鱼饵,手持勺斗协捕上钩的鱼儿,总之,一天到晚基本上不空闲。曾涉川嗜酒,酒后不管是否喝醉,都要冲徐秋笙发脾气,非打即骂。相对而言,曾涉川去外埠时,徐秋笙的日子就好过得多了。通常,曾涉川不会带徐出去,但也有例外。曾涉川有一个情妇苏氏这个情况,就是他跟随曾去无锡时得知的。当时,苏氏还不到二十岁,长得漂亮,性格温存,哪怕对徐秋笙这个小勤务,说话也是轻声细语。徐不小心打碎了碗碟,或者奉命出去买东西丢三落四,曾涉川要发作,苏氏也极力阻拦。这就是苏氏留给徐秋笙的印象。至于苏氏为什么一个人住在无锡南长街上的一幢小楼里,是否还有家人,徐秋笙就不清楚了。亲自出面提审徐秋笙的郝真儒听到这里,心里默算了一下,这应该是徐秋笙十五岁到十七岁那两年的情况,至今已有十余年,苏氏难道一直在给曾涉川当情妇?侦查员稍后分析案情时,觉得徐秋笙补充交代的这个内容值得重视。经研究决定,由支富德、沙懋麟和便衣柳长伟、小岳四人前往无锡查摸那位苏小姐的情况——没准儿那里是曾涉川的一个窝点哩!支富德四人驱车前往无锡,按照徐秋笙提供的苏小姐在南长街的住址,前往管段派出所了解情况。户籍警姓袁,是个刚从苏南公安学校速成班毕业的年轻人。他的操作很规范,听侦查员一说调查要求,立刻搬出户口底卡,一页一页翻阅。中间不时有居民前来咨询或者办事,他就停下来耐心接待。侦查员寻思,这样下去,只怕到天黑也没结果。支富德就说小伙子你忙你的,我们自己查阅即可。小袁性格谨慎,觉得此举不妥,可眼前这几位气度不凡,又不好拒绝。正在嘀咕时,所长从外面回来了,见有人外调,便往办公室门口往里望了望。沙懋麟马上将其唤住说这是你们领导吧,小伙子你请示一下。所长闻知是前来调查管段内居民线索的,便问姓名,侦查员说是个现年三十岁出头的苏姓女子,原住在南长街“太湖面馆”旁边的巷子里。所长马上摇头:“这个女人已经搬走了,是去年年底离开的。”侦查员急问:“去了哪里?”所长示意小袁:“你去把老叶叫来,让他把册子带来。”片刻,老叶捧着户口迁入迁出的登记册过来了,当着众人的面一翻,上面记载:该女1918年2月13日出生,无业,单身。其户口于1949年12月28日迁出,去向是无锡县张泾镇无相庵。沙懋麟一愣:“无相庵?这是地名还是......这位苏小姐出家了?”老叶说:“当时她是这么说的,还出示了区政府民政股的证明(当时归民政部门管理)。”“那么,苏小姐是怎么个身世呢?”这个,老叶不清楚,所长也摇头,新民警小袁更是一头雾水。不过,所长眼珠子一转就有了主意:“小袁,你赶紧骑车去把你师傅请来。”

小袁的师傅姓丁,今年10月完成为时三个月对小袁的带教后,正好年满六十,办了退休。他是留用旧警,在这个派出所(旧时称警察署)干了三十来年,对管段居民的情况滚瓜烂熟。据老丁说,苏氏名叫苏应娇,是清末太湖惯匪“太湖王”苏理峰的私生女,其母情况不详,据说是戏子出身的行院女(行院,妓院的别称),后由“太湖王”赎身,购置南长街那幢独立小楼作为居所。“太湖王”死后,由其徒弟大曾照料其母女的生活。苏应娇十三岁上,其母病逝,大曾专门请了女佣负责服侍该女。当时,大曾已是太湖“品字堂”三头目之一。警察局曾数次在南长街苏宅周围设伏,企图将其活捉,但该匪机警异常,要么察觉后不入,要么在被包围后施展其高来高去的本领突围而去。曾匪枪法也了得,能双手使枪,百发百中。不过,他从未对捉拿他的警察开过枪。警察中也有帮会人士,认为这是人家对警察手下留情,按照江湖规矩,警方也应该有所回应——对于抓捕曾匪,渐渐就不那么热心了。日伪时期,“品字堂”匪伙沦为汉奸,无锡在日伪统治之下,警方更不可能料理他了。那段时间,他都是公开出入苏宅。坊间传言,苏应娇当时已经成为他的情妇了。抗战胜利后,“品字堂”覆灭,大曾不知下落。苏应娇还是住在那座小楼里,无业,无人知道其生活来源,估计是赖其母遗产以及大曾以前的馈赠度日。解放后,苏应娇的生活就没有那么闲适了。警方经常找其谈话,调查她跟匪伙的关系,外地公安机关也不时派员找她外调。居委会也隔三差五通知她去参加群众大会、游行、义务劳动,等等,对于她来说,这都是不胜其烦之事。估计这是导致她遁入空门的主要原因。“那么,警方调查她跟匪伙的关系,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侦查员问。老丁说:“这个别说派出所了,就是分局也不清楚,得去市局问政保部门。”无锡市公安局政保部门的接待警员却说,当时找苏应娇调查,是军方剿匪指挥部情报科的委托,按照规定,调查材料全部交给军方,警方不留副本。那就只好找当时负责调查的同志了解了。半小时后,一个四十来岁一看就是精干角色的男子出现在侦查员面前,自我介绍复姓完颜,名杰。侦查员说明来意,完颜杰说当时确实是他奉命前往调查的,一起去的还有军方的一名女同志。苏应娇告诉调查人员,她跟匪伙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她接触的只是曾涉川,此人是她父亲的帮会弟子,奉师遗命照料她们母女。至于曾涉川本人的身份、做了什么事、是否犯法,她一概不清楚。她曾数次随曾涉川外出旅行,目的地都是南京、上海、镇江、常州、杭州等江南城市,从未去过什么匪伙的驻地。她曾见过曾涉川随身携带手枪,不过,在旧社会私人持枪的现象并不少见,至于当时的法律是否规定私人不得携带枪支,她不清楚。话说回来,即便清楚,她也没有义务阻止。完颜杰问苏应娇是否见过曾涉川的朋友,苏答称,曾涉川曾带着一个未成年的小跟班来过几次,可她连曾涉川从事什么职业都不清楚,就更不用说那个小跟班了。苏应娇还告诉调查人员,她跟曾涉川最后一次见面是无锡解放前两个多月,之后,再没听到过曾涉川的音讯。完成上述调查,特案组侦查员遂前往无相庵准备跟苏当面接触。哪知,到得那里一问,尼姑庵住持净空师太的回答竟是:“弟子无珠(苏出家后的法名)已经圆寂!”“圆寂?那是几时的事儿?”“已四月有余。”净空师太说,苏应娇出家的原因,是因为她已患妇科肿瘤一年多,曾悄悄求助过中西医生,都是摇头。她知道来日无多,又不想在最后时刻孤独离开人间,况且也得有人为其送终,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出家。她到无相庵剃度的次日,即向净空师太道明一切,并表示如果无相庵不能为其送终的话,她可以立刻离开。净空师太不但没让苏应娇离开,还立刻派弟子去无锡城里请来妇科中医为她诊疗。可是,这种治疗只是适当延长患者的寿命,没能阻挡死神的脚步,苏应娇最终还是走了。苏应娇病逝后,净空生怕日后说不清楚,即向无锡县政府民政股报告了此事。民政股随即约了县公安局治安股民警前来无相庵查看遗体,了解情况,并向为其治疗的中医和多次赎药的中药店作了核查,最后由民政局、公安局联名为无相庵出具了一份证明,苏应娇的身亡确系病重医治无效,与无相庵无涉。特案组对苏应娇这条线索的调查至此结束,支富德、沙懋麟和便衣柳长伟、小岳四人随即返沪,一路上心情自是郁闷,没想到,虹桥路华东特案组驻地那边有一个好消息等着他们......八、擦肩而过前面说过,“郝组”在对曾涉川化名褚飞帆开的那家木器店进行搜查无果后,考虑到曾涉川没准儿来个出其不意,哪天深更半夜溜回来一趟,并未放弃对木器店的监视。但人手有限,郝真儒在请示马处长获准后,由组织上跟邑庙分局进行协调,请分局安排专人对木器店进行秘密监视。此举管段派出所知晓,但居委会以及木器店的四邻八舍均不清楚。之前,“郝组”对木器店进行搜查时,有些邻居是知道的。当然,他们只知道木器店的店主褚木匠出事了,至于出了什么事,谁也不晓得。坊间对此议论纷纷,已经失踪的褚木匠遂成了赖义码头一带的热议人物。这几天,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几乎全是褚木匠,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种热议,竟然使警方发现了一条线索。当时的派出所户籍警,每天至少有一半时间下里弄,不但要下到各自负责区域的居委会,还要跟居民接触,有事没事都聊一阵。派出所户籍警小滕这几天下里弄,耳朵里听到的都是对褚木匠的议论。这也正是他想了解的情况,因为这个木器店店主也是管段派出所目前关注的头号对象。不过,遗憾的是,一连数日,小滕听到的那些内容都跟线索无关。直到这天,12月6日,小滕偶然听到的一条信息,使他蓦地一个激灵!赖义码头街上有一户秦姓居民,只有父子两人。父亲老秦早年加入青帮,虽是一般成员,但因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作为喽啰被派出去打听过工人纠察队的情况,尽管并无收获,属于“毫无建树”,但凭此在解放后就可以给他定罪。不过,老秦倒是逃过了一劫,公安局找了他,但没有拘捕他——他在上海解放前一天患了中风,送急诊后救了过来,但留下了半身不遂言语不清的后遗症。警方稍后找他谈话时,发现没法儿沟通,便对其采取了监视居住的措施。然后就要说到其子小秦了。小伙子是北京路一家私营五金配件批发行的采购员,做人倒是规规矩矩,既未参加任何帮会组织,也没跟地痞流氓一起瞎混干歹事儿。小学毕业后,即由老爸送到一家工具制造厂做学徒,学的是旧时被称为“外国铜匠”的钳工手艺。满师后,被老板派到工厂在北京开的五批发行做了一名店员。后来,工厂东伙发生纠纷,厂店分离,小秦遂留在五金行里。之前,小秦奉五金行老板之命去南京,找客户结算本年账款,在南京待到昨天入夜方才返沪。回来后,负责照料老秦的那个苏北女佣告诉他:“你出差的这一个星期里,这边发生了一桩事儿。那个开木器店的褚木匠你认识吧?他出事啦!前几天还有警察过来搜查木器店呢,不知是否搜到了什么东西。大伙儿都在传,说他已经逃走了,公安局正在到处抓他......”女佣还没说完,小秦已经跳起来了:“乖乖,我下午还在南京看见他呢!”

说到这里,躺卧在里屋床上的老秦一声痰咳。小秦马上进去问老爸您想做啥。老秦没吭声,只是朝儿子频使眼色。小秦明白了,这是父亲让他不要乱说,免得惹事。待返回客堂,他就把话题扯到其他方面去了。可是,他想到此为止,女佣却没有这个打算。今天上午她去菜场买菜时,遇到两个邻居正在议论褚木匠之事,就凑上去把昨晚小秦的半截话头说了说。可想而知,这简直是一个爆炸性话题,顿时一传十,十传百。户籍警小滕下里弄时,还没走到居委会,已有人跟他说了此事。他里弄也不下了,立刻返回派出所,向王所长作了汇报。所长和小滕一起赶到居委会,让主任出面去把那苏北女佣叫来。少顷,女佣匆匆赶到,把昨晚的一幕一五一十说了一遍。王所长知道兹事体大,容不得半点儿差错,反复查问。女佣信誓旦旦,再三保证她确实是听小秦这样说的。王所长知道这个案子来头不小,像派出所这样的基层警务单位,没有上级指令,遇到再重大的线索也只有报告的份儿,不能自作主张往下盯着查,于是赶紧向分局一五一十汇报情况。这个信息随即传到了华东特案组。郝真儒指派谭弦带上便衣老杜、小岳驱车前往北京路那家五金批发行找到了小秦。小秦说,他是11月29日去南京出差的,昨天上午完成了老板交代的任务。中午,南京的客户请他在建康路一家饭馆午餐。两人在二楼靠窗口的一副座头上,一边喝酒,一边看街景。这顿饭吃的时间有点儿长,到两点才结束。上主食的时候,小秦无意间看到斜对面一家旅馆临街的玻璃推拉门里走出两个男女,那男的看着眼熟。定睛细看,竟是“褚记木器店”的店主褚木匠。小秦家距木器店不远,他平时上班的路线是朝相反方向走的,家里也不添置木器,只有休息日上菜场买菜时才会经过木器店。次数多了,就看熟了褚木匠的那张脸。但褚木匠应该是不会留意到每周一两次从木器店门前经过的小秦的。话说回来,就算褚木匠认识小秦,当时他也没往旅馆对面的那家饭馆楼上看。谭弦极力压抑着内心的激动:“确实是褚木匠?没看错吧?”“肯定是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灯心绒棉袄围着一条黑色围巾,头戴黑色鸭舌帽。”“那个女的呢?”“哦,这个......让我想想,我当时只顾辨认褚木匠,不曾留意那个女人,大概四十岁左右吧,中等个头儿,偏胖,穿一件绛紫色棉袄,也有可能是其他颜色的棉袄外面套了一件绛紫色的罩衫。其他,我就想不起来了。”郝真儒得知一应情况后,当即决定“郝组”侦查员及外援便衣共六人全部赴南京侦缉曾涉川。支富德等人想以身体原因劝阻老郝留守驻地遥控指挥,被坚决驳回。当天深夜,“郝组”一行抵达南京。南京市公安局已经接到马处长的通知,抽调包括一名刑技员在内的七名精干便衣协助“郝组”行动。根据事先制订的计划,能够说一口地地道道南京方言且对当地情况熟稔于心的特案组侦查员沙懋麟化装访客,进入建康路上那家私营“迎客旅馆”,很快了解到相关情况:12月5日,有一对持苏北行署江都县嘶马镇派出所出具证明的男女以夫妻名义在该旅馆登记人住。今天上午,两人已经退房离开。两人入住时在登记本上写的“来宁事由”是“途经”,今天结账离开时,账房先生从两人的对话中得知,他们是去上海了。“郝组”侦查员和便衣随即进入该旅馆,刑侦科班出身学过刑事勘查的沙懋麟协助南京市公安局那名外援刑技员进行了一系列取证,封存了住宿登记册,对两个上海旅客住过的房间进行勘查。尽管该房间已经由旅馆服务员打扫过了,他们还是提取到了两人的指纹。那位刑技员立刻和沙懋麟前往市局技术室,结合特案组带来的在松江现场和上海“褚记木器店”提取到的曾涉川的指纹样本,经对照鉴定,最终确认入住“迎客旅馆”的那对上海男女中的男旅客,确系曾涉川!与此同时,郝真儒等人跟已被派出所连夜唤来的老板、账房先生、服务员以及人住该旅馆超过三天的旅客逐个进行谈话,但未能发现任何线索。这一番忙碌,一直进行到12月7日清晨。“郝组”离开旅馆,前往南京市公安局给他们安排的临时下榻处,郝、支、沙、谭四位已经累得人仰马翻。但他们还是坚持把获取的一应情况作了汇总。郝真儒下令:“大伙儿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下午继续开会分析案情。”其实,躺在床上的几个侦查员虽然疲惫,但谁都没睡好,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考虑着同样的问题:曾匪此刻在哪里?回上海了?去杭州了?还是依旧在南京待着,只不过转移了下榻处?九、密谋策划曾涉川此刻在哪里呢?他已经从南京搭乘宁沪列车返回上海了。这次,曾涉川进行了一趟上海、松江、杭州、松江、杭州、南京、上海的“长三角大冒险”,中间有“列车斗殴”、“被捕入监”、“袭警杀人”、“医院枪战”等情节,至少两次差点儿丧命。这是此刻他知晓的,还有不知晓的。比如南京之行,按照原计划,他应该还要在南京待一两天的,但“品字三方会”在南京的那个工作对象任老爷子无意间救了他一命,其做出的一个决定使曾涉川改变了主意,提前离开南京,因而与华东特案组擦肩而过。当然,此刻己经安全返沪的曾涉川不可能知道,很快他又将面临更大的危机!曾涉川去南京“出差”,是顶史阿根被捕后无人办这趟差使的空缺。按原太湖“品字堂”匪伙老大保福祥的计划,他和杭州冯恭宝、南京任白土三个组建“品字三方会”,挂靠台湾“国防部二厅”,利用韩战之机,在上海、杭州、南京三个城市以及长三角区域进行破坏活动,制造政治影响;如果台湾老蒋“反攻大陆”取得成功,那就向老蒋邀功请赏,弄个“政府官员”做做,如若不成,则由“国防部二厅”接应“品字三方会”的几个首领前往台湾定居,亦可安排赴海外定居。总之,会有一个舒适、自由、富足的晚年。这项“工程”,若论首功,当推他保福祥保老爷子,然后才是老二冯恭宝、老三任白土。任白土比保福祥小几岁,也已年过半百,正在步入暮年的门槛,两人的身体状况也一样,都是坐轮椅的朋友。不过,若论资格,任白土跟保福祥、冯恭宝是不能比的。保福祥和冯恭宝都曾是香堂老大,一个是太湖“品字堂”老大,个是当年活跃于浙中金华、衢州、丽水等地的“黑魅堂”老大,而任白土打自出道以来从事的就是匪伙师爷,相当于军队里的参谋长兼副官带管后勤。

按说身兼这三职也算不错了,不过黑道上对所在匪伙的等级讲究颇严,就拿从事水面作业的匪伙来说,有海盗、湖匪、江匪三种类型,如果规模实力接近,则海盗居上,湖匪次之,江匪排末位。任白土的那个匪伙,正是名列末位的“长江兄弟”——江匪。被坊间称为“长江兄弟”的江匪,是一项古老的黑道职业。由于长期以来受到交通工具的限制,所有的江匪事业都做不大,案子可以作得一时有名,但行业名气永远只能原地踏步。民国时期,长江自南京以下水域的江匪匪伙,混得好的竟有配备小火轮、汽艇的,但碰到国军的炮艇、军舰,还是死路一条。因此,任白土入伙头天干的是师爷,到其所在匪伙作鸟曾散,还是师爷一个。而保福祥和冯恭宝,两人都是做过匪伙老大的。当然,他们以前执掌的香堂都已是过眼云烟,要想在中共新政权建立后东山再起,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其中最令人头疼的就是招兵买马扩大力量,“品字堂”劫后余生的只有保福祥、曾涉川、史阿根、夏金发、徐秋笙五人,而夏、徐已经关联,保福祥没法儿向他们发出“江湖回归令”。冯恭宝在其堂口覆火后,逃到杭州易姓改名(冯恭宝就是他改名换姓后使用的名字),用以前藏匿的赃金作为资本开了一家五金批发行,伙计就是原匪伙剩下的几个匪徒。他们已经结成死党,如今则是新组建的“品字三方会”的成员。这么几个人,如果作为一个寻常刑事犯罪集团,在建国初期也许可以活动一段时间。而作为把目标定为配合台湾“反攻大陆”这样一个高度的匪特团伙,仅仅靠这几个大约能够坐满一桌的家伙(其中两个还得坐轮椅出场),那就有点儿像天方夜谭了。因此,保福祥就想到了要同时走两步棋,一步是跟台湾取得联系,寻求支持;另一步则是迅速扩大队伍。保福祥跟冯恭宝反复计议下来,认为头一步相对简单,就通过冯恭宝的一个正好要去香港投亲的小辈亲戚,以口述形式让其强记信件内容,抵达香港后还原成文字,分别寄往《中央日报》和“中央通讯社”驻港办事处。不久,那个亲戚来信,用约定的暗语告诉冯恭宝:事已办妥,对方已派员当面与其谈话,不久将前往内地面洽。但是,另一步走起来却颇有些犯难。因为这不是解放前,什么都缺,独独不缺魑魅魍魉,几天里就可招收上百甚至更多的徒众。保福祥就想到了任白土,这个任师爷系土生土长南京人,既然有加盟“长江兄弟”把脑袋拴在裤带上玩黑道的勇气,而且可以被匪伙封为师爷,那肯定有点儿道行,何不请他出山,料想可以招到一些弟兄。须知任白土在匪伙身兼三职,匪伙所有成员的底细包括每次作案按功论赏分得多少脏金,他都是清楚的。这就等同于他掌握了所有匪徒的罪行,抓住了这些人的把柄,随便拣出一两件,就够他们吃枪子的。只要任白土一招呼,那些人想必清楚一旦穿帮的后果,应该没有人打回票。冯恭宝赞同保福祥的想法,但对解放后任白土是否还有那份胆量存疑,对保福祥是否联系得上此公,也觉得没有把握。保福祥对此倒是显得很有信心,说任师爷在解放后的处境跟你我一样,即使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家也不让。逃跑?只要看看我的出行代步工具,就知道不现实。再说,咱们南方人如果在内地逃亡,就只有去北方。北方解放得早,老百姓警惕性高,一听是南方口音就会产生怀疑——若非逃犯,哪有从富庶之地移居贫困省份的道理?还不是立马报官。因此,想逃跑,只有奔海外。这涉及护照、签证等出境手续了,根本没法儿办到。还有一条道,就是偷渡。要么是请海边的朋友相助,联系一条出海打鱼的私船搭乘;要么是通过职业蛇头提供有偿服务。这两条道,无论哪一条,都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在海边有可靠的朋友。而我和任师爷,都是在苏南的“江”和“湖”上讨生活的人,跟沿海朋友很少结交,即便有个别可靠朋友,解放后不是失踪失联,就是被共产党解决了,所以这两条道都没法儿走。那就只剩下躲在哪个角落里充任隐士听天由命,命不好的,一旦被公安发现,只能落一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所以,任师爷跟我一样,但凡有机会,他肯定愿意“上船”。至于如何联系到他,这个请阁下放心,我自有办法。据保福祥被捕后招供,他这么说道并非忽悠对方。他手里有一个联络地址,是任白土的外甥晏祖北的。任白土的这个外甥是个聋哑人,但能通过笔谈与人沟通,替人家看相算命卜卦,在西华门一带小有名气。如果有事情找任白土,只要在手心写一个:任,然后结一个手印(道家的相术之一,经过修炼的术士把手指弯曲成某种常人难以做到的形状),他看后即会帮忙联系。也可以不直接见面,通过书信的方式联系——把所结手印式样在信封左下角依样画出轮廓,在邮票的四个边沿涂上胶水,覆盖在手印上,在落款名址下面画一条黑线,晏祖北收到后一看便知是怎么回事了,揭开邮票,验看手印无误,该信函很快就送到任白土面前了。保福祥就通过上述方式跟任白土联系,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先写了一封信试探。回信地址当然是假的,使用的是某公寓楼的地址。当时的公寓楼沿袭旧时做法,门卫室也是收发间,信函报纸由邮差送达后,都放在门厅里的信报架上,让住户自取。这种方式可靠便利,住在附近的四邻八舍在遇到家里无人接收信报时,也会写公寓的地址,待有空时去公寓取。保福祥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当然,取信的差使是让冯恭宝差手下伙计去干的。三天后,保福祥就收到了邮戳显示为南京寄出的平信,信封信笺均系任师爷亲笔,自然也是暗语。保福祥依样再发一封信过去,说手头有一笔生意要做,希望得到对方的支持,不日他会派信使前往联系,当面奉告。那个信使,就是史阿根。保福祥的打算是,亲笔写一封密札,向任白土言明情况,邀请对方“共襄大业”。根据之前与冯恭宝的分析,任师爷不会也不敢推辞一只要他推辞,就会有一个举报电话打进南京市公安局,检举尚未落网的长江匪伙首领之一任白土藏匿的情况,相信不出三天,任白土就会被公安局铐走。新政权对于任师爷这样的匪首,绝无从宽的可能。这一点,任白土自己应该最清楚。可惜,史阿根不是一个合适的信使,这个做小生意的浦东人既无胆量,亦无跑交通的那份机智。但是,保老大目前手下无人,只能本着“拉在篮里就是菜”的想法,把史阿根当正菜端出来。当然,保福祥虑事精细,考虑到史阿根有出事的可能,打算把密信内容写在一方白绸上,缝在一件符合史阿根身材的七八成新的棉马甲的贴边夹缝里,届时让他穿上,却不告诉他内情。如果一切顺利,这家伙平安抵达南京西华门(今西安门)晏祖北的命馆,该怎么把信交给人家呢?这时候,就需要曾涉川出场了。保福祥知道命馆对面有一家二层楼的“迎客旅馆”,临街有五个房间,可让曾涉川在史阿根不知情的情况下亦赴南京,入住“迎客旅馆”临街房间,居高临下进行监视。待史阿根抵达后,他也下楼前往命馆。这时候史阿根应该已经跟晏祖北接上头了,曾涉川正好入内,让史脱下身上的棉马甲,曾涉川拿着面见任师爷,就万事大吉了。十、惊弓之鸟这次,保福祥把曾涉川、史阿根两个从上海唤到杭州,就是为做这件事。不曾想,途中曾涉川行事不慎,竟然折进局子,接着就发生了袭警杀人脱逃的大案。保福祥闻知此事,自责虑事不周,行事过急,把让史阿根赴南京出差之事提前跟曾涉川透露了,又没叮嘱曾暂不向史阿根说起。现在,不知史阿根是否已经招供。所以,曾涉川一逃到杭州,由冯恭宝手下的弟兄带到他的下榻处后,他问明情况,即让曾涉川重返松江,弄清楚史阿根究竟是死是活,如果没死,那就赶紧补枪。于是,就有了松江军分区医院的那场枪战。曾涉川没能完成任务,自己反而负了伤。曾涉川逃回杭州后,保福祥跟冯恭宝又进行了一番密议,作出决定:一是保福祥立刻离开目前下榻的临时居所,迁往冯恭宝以前在杭州古新河畔昭庆寺里街以化名购置的另一处寓所;二是南京的事情不能再等,立刻委派曾涉川以“品字三方会”的名义,前往西华门跟晏祖北接头。为防止心机甚深的任师爷生疑,可以先把绸布密扎交由晏祖北转交其舅,然后约好时间听取回音。12月3日傍晚,保福祥在晚餐饭桌上问及曾涉川身上的枪伤如何。曾涉川说:“谢大哥关心,这伤本来就不重,只是让子弹蹭掉了一点儿皮肉,咱们太湖‘品字堂’的金创药又好,根本不碍事,早晨我换药时,发现都已经快收口了。”“如此甚好,那明天你就上路吧。”保福祥叮嘱,“为防止史阿根招供,从而引起共产党公安对‘品字三方会’的高度关注,你这次出差南京,务必加倍小心。我让王嫂与你同行,你们两个以夫妻名义一起前往南京,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减少公安方面对你的留意。史阿根以前没见过王嫂,他也不可能知道我身边还有这么一个女佣人。即使他招供,公安也不可能往这方面去考虑。当然,还要化装。王嫂的丈夫是扬州人,她这次原是准备从杭州前往扬州,叫上她丈夫去上海给我当包车车夫的,离开上海时已经去派出所开了证明。你们两个到南京后,可以用她的证明找家旅馆堂而皇之人住。在南京办完事儿,你带着王嫂直接回上海。董家渡你那木器店自然已经废了,不仅那里不能回,连周边都不能露面。你到了上海新的下榻处后,就待在屋里不要露面,乖乖地养性子,你那火暴脾气成不了大事,必须来一个脱胎换骨!听明白了?”曾涉川点头如鸡啄米,诺诺连声。关于新的下榻处,保老大说:“就是我原先住的地方。我在那里有户口,有合法身份,街坊邻居也好,居委会也好,派出所也好,都认为我确实是户口本上的那个海外归侨,再者我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残废老人,没有人对我产生怀疑。这次我出门旅行,也有说法,是去北方跟多年没见面的兄弟见面,在派出所备过案,民警还在户口本上签了字盖了章。你去住下后,不会有麻烦。你的身份我早有安排,是王嫂的丈夫,名叫陆学贤,籍贯江苏昆山,后来去了扬州,跟王嫂结婚。现在,我准备买一辆三轮车代步,需要雇一个车夫,就是王嫂的男人陆学贤。从现在起,你就是那个陆学贤,王嫂已经通过她在的亲戚疏通当地派出所开出了证明,回头到了上海,你可以去管段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至于王嫂真正的丈夫陆学贤,我已让冯老板给他在杭州这边介绍了一份水上运输的工作,一年到头都在外面漂泊。这个工作收入高,他们夫妻两个都很满意,王嫂甚至要给我磕头呐。因此你可以放心,你冒充他的身份,不可能有什么隐患。”就这样,次日大清早,曾涉川和王秀丫(王嫂)离开杭州,搭乘长途汽车前往南京。下午四点多抵达南京后,王秀丫问假丈夫去哪家旅馆。曾涉川对南京很熟悉,想了想,说去建康路吧,那里旅馆比较多,我们入住其中一家,不容易惹人注意。然后,他就不开口了——事先两人说好,鉴于口音问题,对外打交道概由王秀丫出面,她那口正宗的扬州话,还有那副模样,一看便知是扬州过来的。保老大之所以这样谨慎,是考虑到曾涉川在松江制造的袭警杀人脱逃大案必定会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视,公安机关肯定会进行布控查缉,远地方不说,长三角地区以及苏北行署、皖北行署、山东省、福建省肯定是在查控范围内的。所以,不但让曾涉川搞了化装,而且弄了个王秀丫给他假扮夫妻。曾涉川在王秀丫的掩护下,在南京建康路“迎客旅馆”住下后,没碰上警方的盘查。不过,曾涉川跟任白土的接头却没有完成。他和王秀丫入住“迎客旅馆”后,“两口子”随即去西华门一带溜达了一圈,其目的是观察晏祖北的那家命馆是否安全。这个安排是计划中的一部分,当然王秀丫并不知晓,保福祥对曾涉川有特别关照:王秀丫就是我用高于寻常价雇佣的一个佣人,并不知道我们的秘密,你行事必须避开她的视线!曾涉川转悠了一圈,发现那家算命馆一切正常,便带着王秀丫前往鼓楼附近的一家小饭用了晚餐。然后回到下榻的“迎客旅馆”过夜。次日上午,曾涉川对王秀丫说要去外面会个朋友友,让王秀丫待在旅馆不要出去,他自己则去了西华门的中山东路。任师爷的外甥晏祖北的那家小小命馆刚开门,那聋哑小子才沏了杯茶坐下,见曾涉川入内,以为主顾光临,起身相迎。见曾涉川结出约定的手印,不由暗吃一惊,随即恢复平常神情,摊开纸笔,示意笔谈。两三句“交谈”下来,曾涉川知道其舅任师爷一切安好,遂从随身带着的那个小旅行包里取出一件丝棉马甲放在桌上。晏祖北会意,马上脱下自己身上那件松松垮垮的棉袍,穿上马甲,又把棉袍穿好。然后,他拿笔在手,在纸上写下“明此时”三字。曾涉川眼光一扫,起身把一张一万元钞票放在桌上,随手把那张记录着双方交谈内容的纸拿起来揉作一团,扯过桌子那一端的烟灰缸,掏烟自己叼了一支,给晏祖北递了一支,划燃火柴,先点燃了那纸团,然后再点烟。随后抱拳作揖,告辞而去。

返回旅馆后,曾涉川带着假老婆去水西门转了转,在外面吃过午饭后回旅馆休息。午睡起来,王秀丫提出想去夫子庙看看,曾涉川其实并不想出门,但既然扮作一对夫妻来南京,要么走亲戚,要么旅游,再不就是办其他什么事儿,不可能整天窝在旅馆不出去,这样反而容易引起旁人怀疑,也就同意了。没想到,“两口子”出去时,正好被正在旅馆斜对面饭店二楼喝酒的小秦瞟个正着。王秀丫牢记着“顾先生”(保福祥在上海的假身份)的指令,把假妻子扮得很像,甚至提出是否在南京多待两天再返沪。曾涉川也有那种“闲着也是闲着”、“老大给的出差费不用白不用”的念头,于是欣然答应,说明天上午他先出去一趟,会过朋友后再回旅馆接她去游览玄武湖。不过,王秀丫的愿望未能实现,因为次日情况发生了变化。12月6日上午,曾涉川叫了一辆黄包车前往西华门。出于谨慎,没让车夫在命馆门前停车,而是命其径直往前。经过命馆时,不由得暗吃一惊:命馆大门紧闭,竟然没有营业!曾涉川估计命馆出事了,心里一个激灵之后,强迫自己镇静下来。他向车夫报的是到西华门下车,这时,车夫指着前面的城楼,说先生这里就是西华门。他下车付了车资,四下里看了看,又继续往前慢慢溜达。片刻,曾涉川上了另一辆停在那里候客的营运马车,速返建康路“迎客旅馆”,吩咐王秀丫去前台结账。王秀丫的旅游梦变成了肥皂泡,但她跟保老大有些年头儿了,知道不可违抗东家,自然也不敢跟曾涉川道半个不字,应声照办,赶紧收拾东西去前台结账。两人匆匆前往中央门火车站,上了一辆途经南京的列车返沪。抵达上海北站后,趁王秀丫去上厕所的空当儿,曾涉川去车站对面的邮局向杭州发了一份暗语电报,告知命馆疑似出事,跟任师爷接头失利的消息(该情节王秀丫并不知晓,被捕后未供述这个内容)。接着,他与王秀丫前往南苏州路,以王秀丫的丈夫陆学贤的名义在保福祥已经租居数年的那套房子里住了下来。出于谨慎,曾涉川仔细回忆自己在南京这三天的言行,认为并无不妥之处,遂长吁了一口气,暗忖即使任师爷果真出了事,也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当然,往下一段时间他得更加谨慎,因为现在他的身份是保老大的私家三轮车夫,得在外面抛头露面,得提防遇到以前的熟人邻里。曾涉川打算给自己来一个改头换面,这个,估计光靠化装是过不了关的,还得易容,再问问保老大是否有吃了可以改变嗓音的秘方,开几帖中药让他吃吃。易容的秘方他倒是有,以前也曾指导别人操作过,技术上应该没问题,只是要吃些苦头,还得减少饮食摄入量。曾涉川是贪吃星,这一关过起来估计颇有些难度。但这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再难也得咬紧牙关坚持下来。曾涉川如此这般反复盘算,自以为样样都盘算到了,却不曾想到,危险已经悄然向他袭来!《尘封档案》系列178:华东特案组之品字三方会(五)2022-05-19 22:43·声呐研究所十一、调查假夫妻12月8日上午,“郝组”侦查员开会,对曾涉川在南京出现并在旅馆入住三天之举进行分析。结合之前史阿根的供词,曾涉川曾指派他到南京办事,大伙儿认为如果这个说法是真实的,那么此次曾涉川赴南京,应该是因为史阿根出了事,老大就让他代替史前往南京出这趟差了。这趟差的内容,估计是“品字三方会”的头目要跟南京的同伙联系——捎话或者送一份密信之类。“郝组”侦查员的上述分析,跟事实基本相符,只稍稍有一点儿偏差:保老大拟指派史阿根前往南京西华门聋哑人晏祖北的命馆送信的同时,还设置了一个秘密监视人,那就是曾涉川。分析到这里,发生了一个卡顿:既然最初是安排史阿根送信,而史阿根不过是“品字三方会”里负责跑腿的喽啰,照常理,在完成老板交代的任务后,应该立刻离开南京才对。可是,替代他执行联络任务的曾涉川却在南京待了三天,这是为什么呢?对于这个疑问,众侦查员七嘴八舌议论一番,都不得要领。支富德提议,先不去考虑这个环节,而是着重分析曾涉川在“迎客旅馆”逗留期间的活动,看看是否能发现什么端倪。于是,就让负责整理案卷的钟思捷把一应材料送来,四名侦查员一边翻阅,一边发表见解。目前特案组已经知晓,曾涉川是与一个操扬州口音、年约四十、体态微胖的女人以夫妻名义入住“迎客旅馆”的。这个女人名叫王秀丫,扬州人氏,户籍地是苏北行署江都县。其“丈夫”曾涉川在旅馆入住登记册上的名字是陆学贤,昆山人氏,户籍地与王秀丫相同。两人的职业一个是无业,一个是工人。办理人住登记手续的依据,是一纸江都县嘶马镇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当时,“郝组”即以上海市公安局的名义致电江都警方,要求核实这纸证明的真伪。“郝组”返沪后,收到江都警方的回电,陆学贤夫妇确有其人,系嘶马镇居民,该证明系嘶马镇派出所出具,事由是陆学贤在泸找到了一份工作,王氏请求派出所为其开一份旅沪打工证明。王秀丫在沪给人帮佣已有四五年,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后,曾回乡请派出所出过证明。沪上警方规定,这种证明的有效期仅限当年度,所以,1950年王秀丫回扬州过年时,又派出所开了一份证明。这次回乡为其夫开证明时,已经将近年底,经办警员干脆给他们夫妻俩开了一份夫妇两人去沪打工的证明。江都警方在接到“郝组”以上海警方的名义打来的协查电话后,即刻进行调查,发现王秀丫的丈夫陆学贤并未离开本地,而是在扬州市郊乡下替一家在海外经商的华侨富户看守墓地,独居陵园,过着一份寂寞清闲的日子。陆学贤当然不知道,有个叫曾涉川的惯匪正顶着他的名字从事犯罪活动。根据上述情况,“郝组”四名侦查员分析认为,曾涉川之所以在南京待了三天,有如下几下可能——一是匪特原准备指派给史阿根去完成的任务内容发生了变化,导致接替者曾涉川在南京滞留。二是双方的对接发生了一些小偏差,或者南京这边的接头人正好有另外的事情缠身,无法及时接上头,直到三天后方才完成联络。三是曾、王这对假夫妻竟然假戏真做,而匪首也并未指定他们这次出差的时限,所以曾涉川在完成联络任务后又多待了一两天,借机游山玩水。但这种可能性很小,从江都警方提供的相关信息来看,曾、王两个的假夫妻关系会持续一段时间,不论离开南京之后去哪里(根据那份夫妻二人去上海打工的证明,侦查员分析他们离开南京后,大概率是要去上海),都要以夫妻名义公然同居,有江都警方的那份证明,通常说来,没有人会对他们产生怀疑。王氏暂且搁在一边不作评论,曾匪却是老江湖,即便上述关于二人假戏真做准备做一对野鸳鸯的推测是正确的,他也应当意识到,其刚刚犯下的袭警杀人的重案,正在被警方追捕,哪怕在外面多待一夜,也是非常危险的,理应赶紧离开是非之地,躲到上海某个安全系数较高,可以掩护其身份的地方,比如王秀丫的东家那里。四是是否会有这么一种情况,台湾“国防部二厅”正在设法与“品字三方会”进行“工作对接”。如此,“品字三方会”的领导层就对原计划进行了调整。然而,南京方面的“X”对这样的调整心存顾虑,收到曾涉川送来的密信后,没有马上回复,而是反复斟酌,因而导致曾涉川在南京多待了两天。至于这多待的两天里曾是否收到回复,侦查员就无法进行推测了。大伙儿分析到这里,郝真儒征求支富德、沙懋麟、谭弦三人的意见:这个问题是否值得紧盯着不放?支富德摇头:“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现在我们最关心的是曾涉川的下落,曾匪是眼下我们手里最重要的一条线索,‘郝组’的所有工作都应该围绕这一点进行。既然目前并未发现任何曾匪还在南京的迹象,我建议咱们还是把注意力转移到上海。”支富德的这个观点得到了众人的赞同。往下,侦查员就把分析的方向转向上海,重点是那个女佣王秀丫。这个王秀丫应该是“品字三方会”的成员之一,至少是外围成员。据江都警方提供的情况,该女已在上海待了四五年,一直给人家做女佣。由此估计,她被匪特发展为团伙成员应该是最近的事儿,因为稍前那段时间“品字三方会”尚未组建,曾涉川之流还躲在阴暗角落里,自身难保,根本不可能想到要发展新成员。而匪特方面要把王秀丫发展为自己人是需要条件的——第一,发展她的人必须是她经常接触的对象,王氏对其有一定的信任度,否则她不可能随随便便上贼船。而任何组织发展新成员也都需要一个接触、考察的程序,被发展对象如果不愿意跟其接触,那就走不了这个程序。第二,即便王氏遇到她愿意接触又值得信任的对象,这个程序也要走一段时间,不会一蹴而就。江都警方的回复中,对王氏在沪的工作有具体说法,即做佣工。这种职业在上海滩有一个比较客气得体的称谓,叫“帮佣”。尽管说法很客气,听着容易接受,但实质上跟旧时所说的“下人”几无差别。不管是“帮佣”还是“下人”,工作内容都是一样的,每天必须把固定的活儿保质保量干完。对于打算把王氏作为发展对象的“X”来说,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发展王氏,就是要让王氏替他们办事,可王氏的帮佣身份决定了她在时间上并不自由,那么,发展王氏对于“品字三方会”还有多大意义呢?侦查员反复讨论下来,想到了一条轻而易举逾越这道障碍的途径,那就是“不存在任何障碍”。顺着这个思路拓展开去,就会得出这个结论:王氏帮佣的那户人家,也即王氏的东家,就是“X”之一。这样一分析,“郝组”四侦查员顿感振奋。那个王秀丫不是有户籍地江都派出所的证明吗,到上海其居住地管段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时,是要以此作为依据的。只要以市局治安处的名义向全市各区派出所下达一个紧急通知,不就可以查摸出她的东家在哪里了吗?找到了她,也就找到了曾涉川,这对假夫妻不就双双落网了吗?郝真儒立刻叫上支富德,两人一起驱车前往马处长的办公地汇报上述情况。马处长拍板:“没问题!我这就让小杨跟市局联系。”这个推断符合逻辑,大伙儿都觉得靠谱。12月8日上午,市局治安处发出通知,要求全市各派出所调查本管段内的临时户口申报情况,一旦发现一个年约四十的江都籍王姓女子的申报材料,须立即向市局报告,为此,还设了一部专线电话。郝真儒对一应工作作了安排:他本人与内勤钟思捷负责守电话机,接听派出所打来的电话;支富德担任行动组长,负责指挥沙懋麟、谭弦以及柳长伟等外援便衣,随时准备出发前往相关派出所核查。两天下来,倒是有十多个派出所打来电话,报告管段内发现疑似对象,但特案组派员前往核查,都排除了。到第二天晚上八时许,全市各派出所都已核查完毕,竟然没有任何发现。“郝组”众侦查员均感奇怪,江都警方反馈的有关王氏的情况应该无误,问题可能出在上海这边的哪个派出所,或许是经办警员查得不细,或许更严重——上海解放已经一年半有余,警方内部发现过留用旧警察中有暗藏特务,或者虽然不是特务,但跟犯罪分子有勾结的情况;我南下接管干部中也有个别人蜕化变质,犯错误甚至犯罪的。看来,这条线索还要继续往下查。当然,光靠这方面的查摸还不够,需要通过其他途径,对王秀丫在沪可能的落脚点进行调查。

十二、帮佣与东家那么,曾涉川、王秀丫现在何处呢?两人的南京之行,侥幸与警方擦肩而过,12月6日下午,顺利返回上海。前面说过,保福祥在上海黄浦区南苏州路上有一处租居的独门独宅居所,1945年“品字堂”覆灭前夕,国民党吴县保安团的一个与其有生死之交的韩姓营长给他送出紧急信息,他逃至上海,遂入住此处。该房产的主人是苏州籍旅星加坡(当时对新加坡的称谓)华侨富商辛必鑫的姨太太薛氏,抗战前一年春天,薛氏去太湖西山踏青,遭土匪绑架。那段时间,辛老板正在香港谈生意,闻讯大惊,唯恐来不及返沪救助,急电苏州一个帮会人士葛某请求救援。这个葛某据说一度市面做得很大,但那段时间却因跟同一香堂的弟兄关系有些僵,不敢外出活动。可是,他跟辛老板的关系非同一般,不能见死不救,翻来覆去盘算,最后想到了曾有过交往的“品字堂”保老大。保福祥接到葛某的求助急函,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派出喽啰打听是何方同道作的案子。原来,作案的五个土匪并非黑道专业人士,而是忙时种田打工闲时聚拢起来偶尔干一票的“半吊子”。于是,修书一封派人送去,让他们“看着办”。五个业余土匪哪敢得罪太湖“品字堂”的保老大,不敢怠慢,立刻放人。当然,事后他们拿到了辛老板给付的一笔大洋。辛老板和薛氏对保福祥自然感激不尽。稍后,礼请保老大密赴沪上,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国际饭店隆重设宴款待。辛老板跟保福祥一顿酒喝下来,发现这个保老大言谈举止不俗,乃是一位“文明黑老大”,就跟他拜了把子——反正他在星加坡,不怕因结交匪人被国民党警察敲诈勒索。这一拜,两人都得了实惠。次年全面抗战爆发,辛老板来国内的次数被迫减少,待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他根本就没法儿来上海了。这段时间,薛氏在上海待着,有时遇到麻烦事,都是“品字堂”派人帮她搞定。抗战胜利后,辛老板来沪把薛氏接往香港,要把上海的那幢房子划到保福祥名下。保福祥说在沪上有套房子作为临时落脚点,颇合我心意,不过产权就不要转了,算是租给我的,咱哥儿们签份协议,上面要写明房租多少。我呢,就不客气了,租金不付,但对外口径一致,是租了你们的房子。随即办理手续,并通过道上朋友关系,趁汪伪旧警局还在照常办公,立刻去办理了户口登记,还把建立上海户口的时间提前了五年多。“租房协议”刚签好,“品字堂”就遭遇了厄运。保福祥幸亏在沪上有这套房子和改名换姓的户口,得以逃过军警的追捕。稍后,保福祥就从荐头店物色了一名女佣,就是王秀丫。上海警察局对居民户口、外来人员临时户口并不如何重视,但1948年下半年之后,出于“防谍”需要,开始重视外来人员的临时户口申报。保福祥就让王秀丫去警察署申报临时户口。接待她的警员有着老上海看不起外乡人尤其是苏北人的习气,拿腔拿调施展出一副小吏做派。王秀丫初到上海,没见过市面,见到官家人就紧张舌头短,导致那口苏北话愈加令人难懂,结果,那警员就把王秀丫听作“黄小霞”记录下来。解放后,派出所找了一些青年积极分子把旧户口档案誊抄为新户口档案,誊抄者自然照抄无误。不久,王秀丫回老家开出户籍证明,回上海向派出所登记。接待警员是个年近六旬的留用旧警,虽然发现了“王秀丫”和“黄小霞”的区别,但马上意识到是谐音导致的记录错误。修起来太麻烦,还要更换户口本,干脆偷个懒,不改了,反正是临时户口,就在那纸证明上加了个注解:“又名王秀丫”。就这样,王秀丫在上海的临时户口档案中变成了黄小霞。这,就是全市派出所都未发现王秀丫信息的原因。“郝组”接下来采取的追查措施中,有一条就是通过上海市公安局治安处要求全市派出所以苏北诸地籍贯为重点重新进行核查,不过,这项工作还没做完就停止了,因为“郝组”已经找到了曾涉川和王秀丫的下落。却说曾涉川、王秀丫从南京逃窜返沪后,住进了保福祥在南苏州路上的那座长期租居但不必支付租金的房子。曾涉川已经向王秀丫问清了她在这里的身份证明情况,说暂时先不去向派出所申报他这个假丈夫的临时户口。王秀丫舌头虽短,脑子却不笨,知道这纸证明已在南京旅馆住宿时使用过,尽管他们在“迎客旅馆”住了三日平安无事,但并不等于离开后警方没去查过,一旦发现疑点,那肯定要顺藤摸瓜追查到上海来的。此刻若是报临时户口,那就得露馅。当下自是频频点头。曾涉川说我这一阵东奔西窜搞得非常疲备,幸亏枪伤没发作,基本痊愈了。这几天为安全计,正好足不出户,好好歇息几天。接下来的事情多着呢,得把身体养好。然后又叮嘱王秀丫,让她外出时要注意安全,不该说的话不说,免得引人注目。王秀丫说:“这个我知道,顾先生早就关照过的,打自三十四年(此指民国三十四年,即1945年)年底我跟随顾先生以来,从来过差错,您尽可放心。”接下来几天,曾涉川果然足不出户,睡觉、喝酒、打开收音机听听新闻,或者用留声机听苏州评弹。他觉得这样过日子倒也滋润,就是有点儿闷。12月10日下午,他说今晚想去“大世界”转转,散散心,回头在外面吃了夜宵再回来。王秀丫从保福祥处获得的指令是,“在没有接到新的指令之前,绝对听从褚先生(在王秀丫面前,曾涉川使用的姓名是褚飞帆)的命令”,因此,她对于曾涉川突然冒出的这个念头没有想法,唯有点头。当晚六点多吃过晚饭后,曾涉川悄然溜出后门,叫了一辆三轮车,前往西藏南路、延安东路的“大世界”(当时已经改称“人民游乐场”,稍后恢复原名“大世界”)去散心了。曾涉川做梦也想不到,就在他离开后大约半小时,“郝组”已经查摸到南苏州路保福祥居所的信息!“郝组”在全市派出所协查王秀丫的信息失利之后,经过研究,决定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划出王氏的籍贯范围,请各派出所继续查临时户口档案;二是全组侦查员以及外援便衣前往曾涉川经营的“褚记木器店”所在地董家渡赖义码头街,走访其周边街坊邻居,指望能够发现蛛丝马迹。上述后一条措施,其实是无奈之举,虽然可行,但其实谁都不太看好。这个主意的依据是:据已被捕的匪特团伙成员史阿根交代,他在关闭了上海老城隍庙的那家土特产商店,和两个“伙计”夏金发、徐秋笙分手,返回老家浦东周浦镇后,没再跟曾涉川见过面,一直到1950年11月3日,曾前往周浦找他。当时曾涉川对史阿根说,他之前并不知道保老大竟然还活着。曾涉川既然已经跟保老大失联,那么当然应该是保老大主动找的他,就像曾涉川主动去跟史阿根联系一样。那么,保老大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跟曾涉川进行首次联系呢?通常说来,一是书信,二是差人送信(包括口信),三是直接前往“褚记木器店”。以保福祥的那份“虎死不倒架”的“余威”以及老土匪的狡猾谨慎,他应该先派人前往木器店窥探,吃准确实安全后,方才决定跟曾涉川接头。种种迹象表明,王秀丫所谓的在上海帮佣的东家,很有可能就是保福祥。否则,这样一个来自苏北并无黑道背景的文盲,“品字三方会”是没有理由平白无故将其发展为成员的。如果这个估测是准确的,那么保福祥对“褚记木器店”的窥探之举以及之后与曾涉川的联络,都有可能安排王氏前往。所以,“郝组”决定对此进行调查,这里面当然有“撞撞运气”的成分。没想到,这个运气竟然被他们撞到了!郝真儒、支富德、沙懋麟、谭弦以及柳长伟、老杜、小岳加上分局、派出所协助警员共十四人,分七个小组,两人一拨分别对“褚记木器店”周边街坊、商铺以及居委会进行了走访。12月10日下午三时许,终于查摸到一条信息!这条信息来源于一个名叫伍亦纯的中年男子。要说这个老伍,还是刑警出身。他十八岁考入沪上法租界巡捕房,经过培训后,分派到刑事部做了一名刑事捕探。一直干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沪上租界,稍后,租界巡捕房便改为汪伪汉奸政权的警察局。新上任的汉奸官员对警员进行大调动,伍亦纯业务平平,加上不会溜须拍马讨好上司,给打发去市郊接合部的一个警务点驻守。伍亦纯觉得不爽,干脆辞职,到江南造船厂(当时已被日本侵略者接管,改称“江南造船株式会社”)做了一名门。他在门卫岗位上一直干到1949年初夏上海解放,江南造船厂被新政权接收,伍亦纯被辞退。随后,老伍又在出租汽车行开起了出租车。10月下旬的一天,老伍于午前接了一茬活儿,把乘客送到目的地后,因离其家不远,就回家吃午饭。可是,把车开到附近时,发现前面的马路被封了,原来是工务局修路,从这天开始封路半月。老伍只得把汽车开到旁边一所小学操场上暂停,步行回家。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很平常的遭遇,对于老伍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曾涉川来说,却是灭顶之灾的开始。老伍停了车步行回家,走到先前汽车被堵住的封路铁马前,发现有一辆“祥生汽车行”的出租车像他刚才一样,也想往这边行驶,同样被铁马拦下了。不过,这辆黑色出租车的司机并非像他那样家住附近,顺路回家吃午饭,而是载客经过。那就只有调头绕道。老伍正这么想着的时候,黑色轿车驾驶座一侧的车门打开了,司机下车,三步并作两步去车尾打开后备厢,从里面取出一辆折叠轮椅车。接着,后车门也开了,下来一个四十来岁的健壮妇女,浓眉大眼圆盘脸,留着蓬松的狮子头发式。以老伍那职业眼光,一看便知这是一个给人帮佣的娘姨。那妇女返身从车内搀扶出一个两颊灰白长髯飘飘、脸色红润的老者,手持镶银红木手杖,看似健康状况还不错,只是两条腿行走不便。这时,一阵猛烈的寒风吹来,那司机猝不及防咽了一口,被冷空气刺激得剧咳连连。老伍见状,便帮其把轮椅车打开,推到已经下了轿车的老者旁边。那妇女招呼一声“麻烦您帮着撑住”,便忙着把老者搀扶上轮椅。片刻,司机缓过劲儿来,先向老伍道谢,再接过妇女递过的车资,倒车掉头离开了。马路给封了,只能走路边的人行道。对于那老者来说,幸运的是人行道之前刚整修过,路面比较平整,可以免受颠簸之苦,不过由于比较狭窄,时不时要和对面过来的行人互相避让。这么一来,老伍以及所有与其同向而行的行人就只好慢行了,因为无法“超车”。就这样,前刑警老伍尾随那健壮妇女推行的轮椅车走走停停,五七分钟才过了被封的那段路面。从人民路拐入赖义码头街,这里没有封路自然走得就快了些。老伍快步超越轮椅车,到前面一家烟纸店买了一盒香烟。付过钞票后,又跟熟识的店主聊了几句,离开时无意间发现,那老者己经到了目的地,正由妇女扶着下车。对于老伍来说,这是很平常的一幕,看过也就算了,更没跟任何人说起过。今天他正好轮休在家,忽然来了两个穿便服的男子。以其老刑警的眼力,自然一眼就看出对方的与众不同。这两个便衣,就是沙懋麟和分局治安科警员小何。事先,老沙已经听小何说过伍亦纯的情况。进门后,两个老刑警(沙懋麟当年曾是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刑侦大队刑警)一扯,竟然有一种“蛮谈得拢”的感觉。两个老刑警聊了一会儿旧警局的事,小何瞅个空当儿把在附近地段挨家挨户走访居民的目的说了说,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最近一两个月里,是否看见或者听说过您家附近的那个褚木匠的什么情况?老伍自然知道他的街坊褚木匠出事的消息。那天“郝组”前往“褚记木器店”搜查的时候,他正好受妻子差遣,拎着个瓶子去附近酱园打酱油,只是他不知道前往搜查的便衣来头颇大,不是分局,也不是市局,竟然是华东公安部的特案组。作为一名老刑警,老伍知道途经这种现场不要停留,遂匆匆而过。现在,竟有多名便衣出动,挨家挨户走访了解褚木匠的情况,看来这个细木工匠人师傅的事儿不小,这个案子起码是上海市公安局直接督办的!以其多年从事刑侦工作的经验,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日后麻烦,都应尽量把自己听到看到的有关木器店的大事小事和盘托出,至于有用没用,那是人家的事。于是搜肠刮肚,在沙懋麟的提示引导下,“苏北口音”这个情节终于唤起了他的记忆。可以想象,面对这份“撞到的运气”,“郝组”该是何等兴奋。四人进行简短研究时,连一向不苟言笑的郝真儒都用玩笑的口吻说:“如果焦允俊同志知道咱们领先了一步,恐怕要吹胡子瞪眼哩。”这是“郝组”七拨人马当天走访工作中获得的唯一线索。就是这条线索,使“郝组”迅速而又准确无误地捕捉到了要犯曾涉川的踪迹。这其中,也得益于线索提供者伍亦纯的老刑警素质。尽管他当时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偶然目睹的一幕对此刻警方的调查有重要意义,但几乎已经形成习惯的职业本能,让他在完全无意识的状态下记住了苏北口音中年妇女和长须老者搭乘的那辆黑色出租车的所属公司和车牌号的后三位数字。

“郝组”据此迅速查明,当天驾驶那辆出租车的是“祥生汽车行”司机田家发。田家发没有当过刑警,当然不具备伍亦纯那样的观察力,不过,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具有年轻人记性好的特点。况且,出租车司机搭载坐轮椅的乘客,这种情况本就少见,再加上那个老者虽然不能自如行走,但那副长髯飘飘气度不凡的样子,却是田家发开出租车以来从没碰到过的,因而对当时的情况记得比较清楚。侦查员一问此事,他稍稍一想便回答说,那老者好像是在黄河路南苏州路口上的车。侦查员分析,当时虽然还没有立冬,但气温已经比较低了。那个老者是残疾人,行走不便,而据伍亦纯回忆,他穿的衣服并不是很厚,再说,那个疑似王秀丫的娘姨,也没有必要在寒风中把老者推行很长一段路才叫车,估计其住所应该就在田家发所说的候车路口附近。十三、曾匪殒命侦查触角随即伸向苏州河畔的南苏州路。支富德、沙懋麟、谭弦以及柳长伟、老杜、小岳六人一起前往调查,全都带上了手枪,准备一旦查明曾涉川的藏匿点,立刻采取行动,将曾涉川生擒活捉。当然,那个已被“郝组”高度怀疑是原“品字堂”掌门人、现疑似“品字三方会”老大的保福祥如果也在那里,也须一并拿下。一干人先去管段派出所。其时,派出所上日班的民警已经下班了,但所长等领导还在研究工作,听了“郝组”侦查员的来意,随即命值班民警把附近几个居委会的干部全都唤来,接受侦查员的咨询。由于那老者的特征非常明显,那些大妈大婶立刻想到了化名“顾先登”的保福祥。接着,“顾先登”家苏北口音的娘姨也被大伙儿指认出来,其特征跟南京“迎客旅馆”东伙及上海目击者伍亦纯、田家发的描述相符,至于曾涉川其人,大伙儿都说没有见过。调阅临时户口档案,之前没查到“王秀丫”的原因总算弄清楚了。即把那个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的留用老警员从附近住处召来,经过一番了解,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至此,侦查员已经可以认定“黄小霞”即是“王秀丫”了;至于那个名叫顾先登的老者是不是惯匪头目保福祥,还有待补充相关证据。支富德当即跟郝真儒通电话,请求即刻采取抓捕行动。事后想来,支富德这个电话如果不打,而是直接以华东特案组副组长的名义下达行动指令,大致上就能把曾涉川生擒活捉了。当然,这仅仅是从理论上说。现实情况是,曾匪并未发觉我方已经掌握了其行踪,通常说来没有立刻开溜逃窜的可能,那么根据纪律,支富德是必须向郝真儒请示的。晚上六点半左右,“郝组”方面七名侦查员以及分局、派出所增援警员共十八人,悄然包围了那幢房屋。居民小组长刘大婶像平时通知居民开会、搞卫生一样,神态自若地上前叩门。前来应门的王秀丫不疑有他,开门的一刹那,侦查员一拥而入,先将王氏控制住,然后直扑里面。可是,逐间房屋检查下来,这幢房子里只有王秀丫一人。随即讯问王氏,这个女人哪里经历过这等阵势,已经吓得昏厥过去。沙懋麟对此类情况有经验,急掐人中,又让从厨房里找了块生姜,用菜刀背拍碎了塞入口腔。王秀丫这才清醒过来,正要哭泣,被厉声喝止,问褚木匠何在。侦查员这才知道,就在“郝组”采取布控措施前,曾涉川到“大世界”散心去了。至于顾先生,则在杭州。郝真儒接到电话报告后,立刻下令:封锁消息,由老沙和小岳就地看守王秀丫。同时向马处长紧急请求增调精干抓捕人员,一部分前往保福样住所守伏,以防曾涉川或者保福祥突然返回,该现场由老沙同志负责;另一部分迅速前往“大世界”,跟支富德、谭弦以及松江外援便衣会合,由支富德任现场指挥,对曾匪实施抓捕。众人随即行动,遗憾的是,没有达到目的——曾涉川在“大世界”三楼发现有“可疑人员”混在游客人群里向其逼近,随即攀窗脱逃。他是顺着窗外的水落管往下溜的,如果他真溜到底,那倒也好,支富德早已考虑到这一步,安排了市局政保处增援的四个彪形大汉在此守株待兔。没想到,这主儿才下到二楼半,水落管因年久失修发生断裂。这个变故太突然,曾匪纵有再大的本领也应付不了,遂直直地跌落下去。下面正好放着一堆刚从一楼维修房间清理出来的连带着钢筋的水泥块,大大小小,长长短短,随意码放。曾涉川也是该着倒霉,正好跌落在这堆钢筋上。这等高度,加上其本身的重量,至少十来根钢筋尖端扎进其头部、颈部、胸腹部,结果可想而知。急送医院,可纵然扁鹊、华陀再世,也是一筹莫展回天乏术了!当天深夜,“焦组”几位侦查员正在省公安厅内部招待所的房间里研究案情时,收到了杭州市公安局机要通信员送来的加密电报。焦允俊让其他几位侦查员稍等,起身进了自己的卧室。一会儿,他拿着已经译出的电报来到客厅,把电文在上一放,示意张宝贤、孙慎言过目。这是郝真儒以“郝组”负责人的名义向特案组长发来的工作汇报——就是前往“大世界”缉拿曾涉川未成的情况经过。当然人,被焦允俊称为“真君子”的老郝在电文中对自己虑事不周以至于发生这样严重的事故作了检讨,并表示待焦允俊返沪后,召开案组支委会讨论对他的处分。张宝贤、孙慎言看罢,互相看了一眼,一个说“断了一条线索”,另一个摇头不语。焦允俊说:“老郝也真是,去‘大世界’这种地方逮人,而且抓捕对象又是曾涉川这种身手了得的惯匪,谁敢担保万无一失?让俺焦某说,抓活的当然最好,没抓成意外发生事故死了,也好。总比脱逃强吧?这个家伙,在松江警方全副武装看押下去醉白池劳动,还能袭警夺枪杀人害命,然后逃之夭夭全身而退,在‘大世界’这种热闹场所,那就更不好弄了。老郝书生气太重,想着自己站出来承担责任。一会儿我回份电报,告诉他这事儿向马头儿如实报告即可,如果领导要追究责任,就把俺这个组长推出来顶缸。宝贤,我口述,你给记录一下,先给老郝回电,否则这书呆子没准儿今晚就夜不成寐也难说。”张宝贤应声备好纸笔,看着焦允俊静候口述。可是,焦允俊嘴巴张了张,又闭上了,缓缓摇头,喃喃而语:“这回电还真不好写啊!老郝来电中那桩事故倒好说,问题是目前‘焦组’面临的状况比老郝那摊子好像还不如吧——‘郝组’好歹还抓到了王氏那个活口,咱们算是也逮着了一个,可是......一这真像是‘小曲好唱口难开’嘛......”焦允俊所说的“咱们算是也逮着了一个”,整个过程是这样的——12月4日,焦允俊、张宝贤以及两个松江外援便衣简博、小申从舟山、宁波调查结束返回杭州。这次调查了解到,解放前杭州的那个“三方会”匪伙,已于1946年中秋之夜在舟山海面荡舟喝酒赏月时被国民党军舰撞沉,匪徒全部落海,只留下一人负伤末死,被救起后送往宁波国民党军医院治疗,次日该伤贡即被来自杭州的不明身份者接走了。经接触过该伤员的护士林某比照“三方会”匪伙的一张旧照片辨认,确认这个海难幸存者应是“三方会”老三王啸。“焦组”的宁波、舟山之行虽然扑空,但有了这条线索,已经可以弥补那份遗憾了。根据之前特案组的相关分析,认为“品字三方会”即是解放前的太湖“品字堂”和杭州“三方会”匪伙成员的合并,然后再拼凑一些其他匪盗、散兵游勇之类的乌合之众。所以,这个幸存者王啸,应该列为华东特案组正在追缉的“品字它方会”的几名重要匪首“X”之一,估计已经从原先的方会”老三晋升为“品字三方会”的老二。于是,这主儿就成了“焦组”的重点目标。调查先从了解王啸其人开始。焦允俊认为,虽然“三方会”已经从江湖舞台上消失,但是其消失时间距今不长,不过四年,加上这股匪伙的消失原因比较特殊——集体船难,黑道中人应该还有印象,这就在客观上降低了打听王啸其人的难度。具体应该从哪个方向着手呢?众侦查员商量下来,决定一是向浙江省、杭州市的原省委市委社会部即如今的公安厅局下辖的政保处了解,二是向以前的江湖黑道人士调查。于是,“焦组”分为两个摊子:张宝贤、孙慎言、小申负责调查原江湖黑道人士,焦允俊、简博去向省市两级政保部门了解情况。这项调查,从12月5日一直持续到12月9日,整整进行了五天。最后,汇总两拨人马查摸到的信息,归纳起来其实只有一句话:这个王啸,是一个行为举止特立独行的黑道帅哥。一般说来,活跃在黑道上的那些哥们儿,干的是刀头上舔血的勾当,其行为举止野蛮、血腥、残忍,那是很常见的。因此,他们对于同道的长相是俊还是丑,举止是潇洒还是猥琐,语言是粗鲁还是文雅,一概不予理会,他们讲究和看重的是本领大小、手段高低,至于长得帅不帅,向不关心——这是绿林黑道,并非选秀舞台。可奇怪的是,这种千古一贯的观念,在江南黑道冒出王啸这个家伙后,竟然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变化。江洋大盗、帮会人士提到王啸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是一个帅哥。这种观念,在杭州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组织收集整理的本地封建帮会、反动会道门的资料中,竟然也有体现,里面言及王啸时,对其外形的说法是“俊朗斯文,举止潇洒”。这个罕见的现象令焦允俊等侦查员颇为不解:如此说来,这主儿应该去演戏或者拍电影,给厂商做广告也不错;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帅哥持枪执刀制造抢劫、绑架案件时,会是一幕怎样的情景。特案组长甚至对于这些众口一词的说法表示怀疑:“会不会弄错啊?那张‘三方会’全体成员的合影上,这个坐第三把交椅的家伙我看着相貌平平,跟其他匪徒明明是一副嘴脸嘛!宝贤你是行家,最有发言权,你来说说看。”张宝贤当年参加八路军后,组织上根据其特长,派他去了武工队。干武工队需要深人敌后,比较危险,而老张的岗位则是险上加险——他是专职锄奸员。不过,每次任务张宝贤都完成得很好。焦允俊说他是“行家”,意指他干的这行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素质——辨认目标照片以及真容的能力。以当年的艰苦环境,不可能对从事专项工作的同志进行技术培训,张宝贤辨认照片的水平,是通过自己不断地琢磨,并在实践中反复总结经验逐渐提高的。当下,张宝贤用放大镜仔细查看照片,认为这个坐第三把交椅的匪徒确实是这个匪伙中长得“最有派头”的一个。焦允俊接过放大镜也端详了片刻,继而叹口气:“好吧,宝贤说得有道理......”

十四、假行僧之谜王啸的年龄、相貌特征算是得到了确证,可是人呢?“焦组”要找的是他这个人啊!两拨人对王啸行踪下落的调查毫无进展。这个黑道帅哥的名气虽然响,但出镜露脸的频率却很低。黑道上许多人知晓王啸其人,但真正见过他、跟他当面打过交道的就微乎其微了。这次,“焦组”用了三天时间走“朝野”(指官方和江湖)两条途径查摸其人踪迹,也只是查明了上述内容。这个人,还真如黑道给他起的那个绰号一般,是个“杭城隐士”。王啸在黑道上成名,靠的是两个字,一是谋,二是帅。据江湖传说,王啸虽为“三方会”老三,但他很少杀人,也很少直接参与作案。他对“三方会”的贡献,主要是“智谋”。至于怎样运用他的智谋使“三方会”匪伙在浙东江湖上活跃多年,屡屡作案却从未失过风,以及用什么方法使原本没有关联的舟山海匪、塖县大盗、杭州匪伙纠集起来,组建了“三方会”这个暴力犯罪联合体,这是“三方会”的内部机密,恐怕只有“三方会”内部成员才说得清楚。如今这股匪伙只剩下王老三一个人了,想通过查明“三方会”的内幕设法访查其踪迹,那简直是痴人说梦。“焦组”侦查员不会干这种傻事,所以焦允俊说,咱们得计议一下,看如何另觅良方。焦允俊跟张宝贤、孙慎言反复商量下来,最后决定采用孙慎言提出的建议:向杭州市公安局求援,希望能跟当初接受中共杭州地下市委社会部委托、撰写那本铅印内部资料《杭州地区帮会情况》的作者见面,向作者当面了解,他是怎么得知“三方会”老三王啸的相关情况的。跟杭州市公安局一联系,自然没问题。不过,这两年的时间里形势变化太快,旧政权覆灭,新政权建立;原中共杭州地下市委已经撤销,由新市委代替,干部调动频繁,人事档案的建立却没能跟上,市公安局有那本《杭州地区帮会情况》的内部资料,却没人知道是哪位或者哪几位作者编写的。这本印刷品注明是秘密资料,又是非正式出版物,不可能有作者、编者、出版者的署名。而原中共杭州地下市委解放前主持此事的那位干部已经于去年南下参加福建的接管工作,目前下落不明,无法联系。无奈之下,“焦组”只好自己想办法了。焦允俊想出了一个主意:这本出版物既然是铅印的,那应该有为其印刷制作成册的印刷厂或者作坊吧,虽然上面没写,但咱们可以试着打听一下,没准儿有希望找到线索。于是,再跟市公安局联系——解放后印刷业被列入特种行业,是由公安治安部门管理的。这回还算顺利,治安科几个电话一打,就报来了该出版物的印刷人:“奋强印刷社”老板杨友良,住延龄路(今延安路)127号。侦查员当即前往,跟老杨见了面。年届五十的杨友良早年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从事印刷,后来回杭州自己经营一家印刷作坊,即“奋强印刷社”。老杨有个外甥叫费安君,系国力浙江大学大二学生,地下团员。当初是这个外甥来跟老舅谈这笔生意的,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必须严格保密;二是所有费用暂挂账上,得过一段时间再付。老杨知道小费是个进步青年、活跃分子,也大致上猜到外甥十有八九跟中共地下党有联系,但他还是答应了。小费跟舅舅谈妥此事后,隔日就失踪了。直到解放后才知道,他上了国民党察局的黑名单,敌人准备抓人。幸亏组织上提前得知了消息,立即通知让其撤往四明山根据地。杭州解放后,小伙子穿着军装返回杭城,在市团委待了一段时间,又奉命前往福建去参加接管工作。当然,老杨接下的那桩活儿,并没因为小费的失踪而受到影响。一个多星期后,就来了一个穿长衫、戴眼镜的先生,自称姓凌,是来请老杨相帮印一本书的。老杨使用外甥留下的暗号跟对方接上头后,接受了这位凌先生的审查,主要是印刷设备和保密条件方面的内容。审查顺利通过后又过了三天,凌先生送来了原稿。老杨根据对方的要求,单独操作,排字、打校样都在深夜进行。凌先生待在现场,坐等打出校样后现场校对,离开时把已经完成排字的那部分原稿带走,然后留下第二天需要排版的原稿。一个多星期后,这本被称为“书”的印刷品顺利完成,凌先生派人前来取走了货。老杨这笔业务的费用,直到1949年7月杭州解放后两个多月方才拿到。那么,这位应该算是责任编辑的凌先生解放后在哪里呢?老杨说那笔工钱就是凌先生送来的,他说在市教育局工作。侦查员马不停蹄,立刻跟教有局联系。谢天谢地,凌先生并未南下去福建参加接工作,而是在教育局当副科长。侦查员向其了解《杭州地区帮会情况》的作者,凌先生说他是其中之一,另有两位分别姓邬、宗,邬同志是北方人,浙大毕业后留杭工作,加入了中共地下党,解放后调回北方老家了。宗同志还年轻,是银行职员,也是地下党员,现在市财政局工作,因为才二十二岁,同志们都以“小宗”相称。巧得很,关于“三方会”的那段文字,正是小宗编写的。焦允俊和张宝贤前往市财政局拜访小宗,途中老焦对张宝贤说,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能了解到已经在江湖上消失的“三方会”的材料,估计有帮会方面的家族背景。果然,跟小宗一接触,他告诉焦、张,他的伯父(杭州解放前夕举家逃往台湾)是杭州青帮名流,他对“三方会”的了解,就是通过伯父的介绍才获得的。使焦允俊、张宝贤欣喜的是,小宗跟那个被称为“杭城隐士”的原“三方会”老三王啸当面交谈过!那是1948年12月上旬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之前接连下了三天雨,这天一早就出了太阳。小宗根据伯父的指点,前往艮山门的一家茶馆。茶馆的景老板是他伯父的弟子,对比其小十多岁的小宗一口一个“少爷”,极为客气。景老板把小宗引入后院,在其作为居所的那幢二层小楼前那块一上午都能晒到太阳的空地上放了一副座头,摆上茶具、茶叶罐和几碟子茶食。景老板对王啸也是只闻其名不识其面,特地差一个学徒前往约定的路口等候。一会儿,学徒接到了客人,由景老板引领来到后院。那是个三十四五岁中高个头儿的男子,周身透着精悍气质,满头浓发乌黑发亮,估计是抹过头油发蜡(稍后有微风拂来,确实闻到了生发油的气味),脸容端正,浓眉大眼,鼻梁挺拔,肤色白皙。景老板给双方作了介绍后告退了。王啸冲小宗拱手作揖,一开口,还真有传说中的那份“声如洪钟”的韵味:“宗少爷好!”随即欠身鞠躬,状极恭敬,口称,“请代晚辈向宗前辈请安致礼!”小宗急忙侧身闪让,微微欠身作揖,嘴里说着客套话。这是江湖礼数,算是代伯父受半礼。那小学徒拎着一壶沸水从前面店堂进来,给两人沏上茶水,轻手轻脚地离开了。小宗掏出香烟请王啸,王谢过后说他已经戒烟数年了。小宗留意他的手指,果然没有烟痕,牙齿也白白净净。两人喝着茶聊天,小宗开门见山道明来意——他的寄爹(江南对干爹的称谓)是沪上小有名气的研究江南社会风情的专家,最近应海外一家研究中华传统文化机构之约,撰写介绍江南社会风情百象的一部专著。寄爹为此特地跑到杭州,向小宗的伯父请教江南江湖的情况,伯父为此花了整整三天半的时间接待他,介绍了浙江的各路帮会道门香堂,独缺三四十年间叱咤江湖的“三方会”。因为“三方会”组织严密,行事机密,几乎所有情况都不为外人所知。寄爹对此深表遗憾,伯父安慰说此事似可补救,听说“三方会”虽然不幸遭遇海难,但尚有幸存者健在,那就是该香堂坐第三把交椅的“杭城隐士”王啸。但此公生性低调,不事张扬,多年以来一向深藏不露,道上朋友差不多都是只闻其名不睹其容,乃是一位神龙首尾皆不见只露半片神鳞的江湖隐士,容我托人慢慢查访,如有消息,当急电你赴杭。若是你要务缠身无法拨冗,可让小宗代为出面。介绍完情由,小宗说:“我今天是奉伯父之命以寄爹之名前来跟先生会晤的。伯父关照,世事有规,江湖有道,王先生乃江南道上高人,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请向他转告我的致敬之意。你此去要当面道明来意,一切话题概由王先生选择,他说多少你听多少,凡是他没说到的,并非遗忘,而是碍于道上规矩不便透露,你要记住,切切不可追问。”小宗其时是地下团员,还在大学读书,暗地里参加党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以前不过干些发警告信、刻印传单、通知上街游行集合的时间地点注意事项之类的小事儿。这次被地下党组织指派参与采写这本关于杭州帮会情况的册子,主要是因为他有其帮会名流伯父的有利条件。事先,组织上也没有关照他留意收集可以作为情报使用的相关信息,再说,他也缺乏这种能力。因此他跟王啸的接触,是严格按照组织上的要求进行的。搞地下工作就是这样,组织上派你去干什么工作,你认真干好,就完成任务,中间绝对不能自作主张横生枝节,否则就是违纪行为。小宗跟王啸说的上述内容,不但是其伯父的叮嘱,也符合组织给他框定的界限。言毕,他就掏出笔记本和钢笔,边听边记录。王啸说了些什么呢?都是“三方会”成立前后的一些往事,还说到了其中的一些人物,几个头领包括他自己这个老三都说到了,但不过寥寥数语,点到为处,倒是对舟山海匪中的骨分子多费了些口舌。对于最后决定“三方会”命运的为舟山海难,他则刻意回避,只以“出事”两字一言蔽之。采访大约进行了个把小时,结束时王啸可能从小宗的神情中发现对方似有遗憾,便问:“宗少爷是否有什么不解之处?”小宗最想了解的是导致“三方会”覆灭的那场海难以及王啸是怎么得以幸存下来的,可是他想起伯父的叮嘱,不敢坏道上的规矩,也担心逾越了组织上规定的界限,引起对方怀疑,反而坏了事,所以就问了一个无关紧要、估计对方肯定会回答的问题:“外界传说阁下英姿不凡,今天有缘得见,果然名不虚传。”小宗的言下之意是,你当强盗就当强盗呗,干吗要扮酷?王啸听罢大笑,却没正面回答小宗那个隐含的问题,只是说:“那是多年前一个据说精于相术的游方和尚和我一起喝酒时的戏言,不必当真。”此外,小宗还告诉侦查员,那天采访时偶然发生一件事,让他意识到这个王啸还真的是身手不凡——两人喝茶谈话的所在,是茶馆后院主人住所门前的一块朝阳的空地,住所的大门有个门厅,门厅上面是二楼阳台。小宗和王啸谈话期间,阳台上有个哑巴娘姨(她是茶馆景老板的一个远房亲戚)正在晾晒景老板珍藏的茶饼茶砖,在把这些珍藏品一枚枚一块块往阳台栏杆的沿口上放的时候,一个失手,掉落下一枚圆形茶饼。娘姨一惊——下面可是坐着老板的贵客啊,这一掉落,即便没砸在人家脑袋上,也要吓人一跳,那可是闯大祸了。哑巴没法儿呼喊,情急之下便张嘴作呼叫状,喉咙里发出唔唔之声,以引起下面两个贵宾的注意。小宗正和王啸说话,听见头顶的响动,下意识抬头去看,只见一坨扁圆的物件直直向他们的头顶掉落下来。正待起身避让,却见王啸就像屁股底下安了弹簧,瞬间身姿已经改坐为站,伸手把那枚堪堪砸到头顶的茶饼轻轻接住。小宗回忆,那手法煞是好看,就像事先准备好了似的,只一伸手就把茶饼给捏住了。哪知,更好看的还在后头,王啸把那茶饼接住后,抬脸朝阳台那个已经惊得脸色煞白的哑巴娘姨微微一笑,忽然起手,茶饼向上飞去,一面上升,一面旋转——确切地说,它是凭借旋转的力量才能平稳上升的。与此同时,向娘姨做了一个手势,示意闪开。娘姨原本是伸出双臂准备去接茶饼的,见状便把胳膊缩回了。只见茶饼升到阳台栏杆上方时,忽地落下,正好落在栏杆沿口上。小宗自小在伯父及其徒子徒孙讲述的各种江湖传闻中长大,也算是有点儿见识的,这一幕,还是把他看呆了,一个愣怔后方才点赞:“王先生厉害!”王啸只是微微一笑:“见笑!雕虫小技而已。”当天,“焦组”三侦查员对小宗提供的上述情况进行了分析。老郝不在场,不必担心烟味儿,三人可以毫无顾忌地抽烟。三盒烟抽光,焦允俊忽然一拍桌子,恍然道:“我知道了,王啸这主儿十有八九是出家人——是个和尚!”张宝贤不解:“何以见得?”焦允俊侃侃而谈:“俺琢磨下来,有三个理由——首先,这主儿具备当一个合格和尚的先天条件,长相端正,嗓音清亮,胖瘦适中,四肢健全,脑子也好使。呵呵,老孙别皱眉头,我知道你心里在想,难道出家也有条件?是的,出家是有条件的,不论做和尚道士抑或尼姑,在形体容貌上都有讲究,尽管不会像搞选美那样苛刻,但最起码要五官端正、没有残疾、口齿清楚;另外,脑子也要灵活,因为当和尚是要念经的,那些经文都要牢牢记住,张嘴就来。你们都去过寺院,寺院里的和尚,绝大多数符合我说的上述条件。相貌丑陋、手足残缺、口齿不清、似疯似傻的和尚有没有?当然有,但那多半是任何寺院都不肯收留的流浪和尚。“再说其次。并不是所有和尚都是打内心深处笃信佛教的,很多和尚把出家作为一种营生对待。旧时有一种说法,所谓‘到庙里做和尚挣钱去’。这个‘挣钱’,指的就是做法事。通常做法事是放焰口,这种佛教仪式我了解一些。抗战时有一年我流年不利,去敌后执行任务,遭到日本特务的追缉,人倒溜得快没啥,可装着盘缠的那个包包丢了。不但没了旅费,连吃饭都成问题,而敌人还在张榜通缉我。无奈之下只好去乡下一座大庙投靠一个任监寺的远亲。他长我十八岁,但论辈分比我小两辈,对我非常关照。他让我化装成僧人,剃光了脑袋,用一种特殊的颜料画了香疤,还真神了,不管远瞧近看都跟烫出的无异。既然装和尚,就要装得像,我跟着庙里的和尚去放过焰口。具体过程就不说了,反正一次就要去十个和尚,一个是正座,一个是敲鼓的,剩下八个和尚分两侧端坐。正座那位是这拨僧人中的老大,他要领唱,而且还要独唱,比如中间通常有一大段《叹髅骷》,这时候其他和尚都放下法器暂作休息,所以这份收入里,这个主座分得最多。收人位居第二的是敲鼓的——呵呵,我一看你俩的眼神,就知道你们看不起敲鼓的。别以为敲鼓容易啊,别的不说,单是一开头那招‘发雷’,手上没功夫就敲不出那份抑扬顿挫。小宗说王啸嗓音洪亮,我马上就联想到放焰口时的正座了。“往下就要说到他的身手了。据小宗说,他把从二楼阳台上掉落的茶饼疾如闪电般接住,又稳稳当当掷回阳台,这是什么道道儿呢?那是佛教僧人中著名的‘飞铙’技法啊!旧时每年农历七月,不少地方都有盂兰会,就是在空旷场地上放大焰口。那场面,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几十个和尚,手持诸般法器整出满场动静,忽然间全部法器皆停,只那几十副大铙急促地敲起来。忽然起手,十多斤重的大铙旋转着飞向半空,落下来又稳稳接住。注意,不是平平常常地那么一伸手接住,要耍出各种架势,什么‘犀牛望月’、‘苏秦背剑’、‘蛟龙出洞’、‘灵蛇抢食’......这叫‘飞铙’,是道行深的僧人‘经忏俱通’的两通之一——拜忏中的‘飞铙’技法。”张宝贤惊叹:“这哪是念经,简直是耍杂戏(即如今的杂技)啊!”焦允俊点头:“就是!所以我想,王啸自称雕虫小技的那手接茶饼的手法,应该是借用了和尚‘飞铙’的技法。以上三点,就是我高度怀疑王啸是和尚之故。”张宝贤说:“那看来小宗同志当时看到的他那一头浓密黑发,是他为了掩人耳目戴的假发。”孙慎言难得地发表了意见:“差不离。”焦允俊说:“那咱们就暗查杭州以及周边郊区的寺庙,估计是能够查得到其踪的。”“焦组”当即对此作了周密部署,在浙江省公安厅、杭州市公安局的协助下,经过数日访查,12月9日,终于在其时隶属于浙江省临安专署的富阳县(今杭州市富阳区)新登城南贤明山麓半山腰的广福禅寺查到王啸的踪迹。广福禅寺系一座建始于北宋淳化年间的古刹,明清两朝都曾重建。进入民国后,因疏于管理,日渐衰落,到解放时已沦为一座破庙。王啸以云游僧人的名义长期隐身于该寺,由于其熟埝经忏,相貌又端正,颇受寺院青睐,只因是云游僧人身份,寺踪未曾将其升职。当天傍晚,法名普慧的大盗王啸被“焦组”捉拿归案。连夜讯问,王啸供称,其确系原“三方会”中坐第三把交椅的那个“杭城隐士”。侦查员听下来,觉得这主儿还真是黑道奇葩——他在杭州城区、郊区各有一个家,两处均正式娶妻生子,且都是户口本上的“户主”,所用姓名、籍贯虽然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少年时出过家,成年后还俗经商。他以云游僧人的身份在浙江全省各处游荡,对两个互不知晓对方存在的妻子则称是在外面跑生意。其“云游”驻地,基本是在富阳广福禅寺。“云游”期间,少不了要参与“三方会”的犯罪活动。不过,王啸很少亲自出马作案,即便出马,也必定以黑纱蒙面,以掩其真容。焦允俊、张宝贤、孙慎言可算是见多识广,也从未听说过有这等处心积虑隐蔽自己踪迹的大盗。然后,就要问到关于“品字三方会”之事了。王啸听着却是一脸茫然,说他打自舟山海难死里逃生后,还真是大彻大悟,主动与黑道断绝了关系。当然,他要养家糊口——而且是养两个家,所以还继续扮演着“杭城隐士”的角色,跟几家商行有业务往来,以经纪人的身份帮他们进货、出货,在富阳广福禅寺挂单时,也依旧参与佛家经忏活动,按例获取一份分成。至于寺院出租土地的收入,他因系云游挂单身份,是分不到的。他以前充任“三方会”老三时,累积的脏金还有一些,分别藏匿于两个家庭和广福禅寺只有他知道的隐秘之处,有时生意不好做,他就取出一些贴补家用。焦允俊、张宝贤、孙慎言三个都是老江湖,跟王啸“聊”下来,发现这主儿虽然精明,但缺乏黑帮首领的那种极端凶残和狡猾。在黑帮里混生活,尤其是混到黑帮的核心领导层,仅仅靠小聪明是不能服众的,以此推算,即便是没有发生船难,他这种性格,第三把交椅恐怕也坐不太长。因此,他们对王啸自认为“三方会”的老三感到怀疑,可反复盘问,这家伙发誓赌咒,坚称句句属实。焦允俊于是换了一个角度,让王啸交代最近一个月里的一应活动情况。根据其态度,“焦组”认为王啸其实是愿意配合警方开展侦查工作的。落网伊始,他就向焦允俊透露了对其子女日后生活的担忧,害怕他们因其父的缘故生活无着、流落街头。焦允俊告诉他,现在是新中国新社会,新政权不会允许旧社会的那些令人发指的现象继续存在,像你这样的情形,不论是坐牢还是杀头,家属都由政府予以人道主义安置。王啸是聪明人,对自己能够死里逃生不抱幻想,唯一的担心就是家人,焦允俊如此这般一说,他也就放下了,愿意配合审讯。如此,就对最近三个月内的情况作了一个“细说流年”般的详尽交代。焦、张、孙三侦查员越听越糊涂,怎么这些交代跟“品字三方会”一点儿关系都没有?难道他并非骨干分子“X”之一,我们费了那么大周折,竟然找错人头了?

(苏州铁艺楼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