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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2 18:4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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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周颖琪译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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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 / (英) 弗吉尼亚·伍尔夫著 ; 周颖琪译.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9.10

ISBN 978-7-201-15165-6

Ⅰ. ①一… Ⅱ. ①弗… ②周… Ⅲ. ①散文集-英国-现代 Ⅳ.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78511号

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

YIJIAN ZHI SHUYU ZIJI DE FANGJIAN

出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人 刘庆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reader@tjrmcbs.com

产品经理 朱琳

责任编辑 金晓芸

特约编辑 王小凤

装帧设计 何月婷

制版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发行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5

印数 1-7,000

字数 76千字

版次印次 2019年10月第1版 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果麦文化 出品Chapter 01

你们或许要问,我们要谈的是女性与小说——这和一间自己的房间有什么关系?我会试着解释一下。当我得知,你们要我谈的是女性与小说这个话题,我便坐在河边开始思考,“女性与小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聊聊范妮·伯尼,发表几句简单的评论;再多说几句简·奥斯汀;可以向勃朗特姐妹致敬,再描述一下冰雪覆盖的霍沃斯故居;如果可能的话,再提一下米特福德小姐,调侃几句;再说说乔治·艾略特,表达一番敬意;最后再提几句盖斯凯尔夫人,这个话题就说完了。

但我转念一想,这个话题似乎没有这么简单。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理解,女性与小说这个话题的含义也不同,它可以是女性与女性的形象,可以是女性与女性创作的小说,可以是女性和描写女性的小说,又或者是三种意义缺一不可,而你们希望我能结合三者一起讨论。最后一种角度似乎最有趣,但如果我选择这个角度,便会面临一个巨大的麻烦,那就是我永远也无法得出一个结论。我认为,演讲者的第一要务,是通过一个小时的演讲,向你们传达一点点纯粹的真理,让你们能把它记在笔记本里,放在壁炉上保存起来。但演讲者的这一职责,我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实现了。我所能做的,只不过是从一个更小的角度出发,谈谈我的一点看法——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那么她必须拥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金钱,另一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我这么一说,大家就会发现,无论是关于女性的本质,还是关于小说的本质这样的大问题,我都没有做出回答。我避免针对这两个问题下任何结论,因为至少对我个人来说,女性也好,小说也好,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作为补偿,我会告诉大家,我如何得出了这个关于房间和钱的结论。接下来,我会尽可能完整地跟大家畅谈我的思考过程。等我说明白我的结论,以及这个观点背后的想法、偏见和谎言,你就会发现它们既关乎女性,也关乎小说。总而言之,在任何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上,谁也不要指望自己的观点能够抵达真理,而性别就是这样一个话题。我们能做的只有去表达,我们如何得出了自己的观点。面对听众,我们只能期望他们能发现演讲者自身的局限、偏见与偏好,让他们能在此基础之上得出自己的结论。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小说比起现实可能包含了更多真理。因此,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准备利用自己的自由与特权,讲一讲我来这里之前的两天里发生了什么——讲一讲你们丢给我的这个话题分量有多重,给我的负担有多大,我怎样苦思冥想,怎样在我日常生活的里里外外伤透了脑筋。当然了,我接下来要描述的情形并没有真正发生过,牛桥大学是虚构的,芬汉姆学院也是虚构的,就连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我”也不是任何人,而是一个方便的代称。我的讲述之中存在谎言,但也可能夹杂着一些真理。而你们,要自己找出这些真理,自己分辨其中哪些部分值得保留下来。如果你们找不到任何真理,那就把它们全部扔进废纸篓,忘个一干二净吧。

一两个星期以前,10月里一个天气和煦的日子,我(你可以叫我玛丽·贝顿、玛丽·塞顿、玛丽·卡迈克尔,或者随便叫一个你喜欢的名字——因为名字并不重要)坐在河边,陷入沉思。正如我刚才所说,女性与小说,是一个会引起各种偏见和激愤的话题,我却不得不就这样一个话题发表结论,它像一副沉重的镣铐,压得我抬不起头来。我的左右两旁是几丛不知名的灌木,有金色,有深红色,泛着火光,像是在火热地燃烧。河对岸有几棵柳树,枝条如发丝垂在肩头,低头哀叹,仿佛有说不完的忧伤。河水随意映出了一片天空、一段小桥和灼烧的树,一位大学生撑着桨从倒影中划过,倒影分开了,随即又合二为一,仿佛他从未经过。这样一个地方适合坐下来,忘记时间,沉浸在思考中。思考——这么说不免有些浮夸——任由它的钓线垂入河水之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这条线在水里飘荡,从倒影中漂过,从水草上漂过,任由河水的摆布沉沉浮浮,突然——就像是被拉了一下——一个想法上钩了:接着我谨慎地把线收回,小心翼翼地把它提出水面一看,啊,我把钓上来的想法往草坪上一放,看起来那么渺小,那么无足轻重;聪明的渔夫钓到这种小鱼,会把它们放回水里,等它们长大了,才能做成一道盘中美味。好了,现在我不拿这个想法来烦扰大家,但是,只要你留心,在我接下来要讲的话里,你说不定能找到它。

这个想法虽然微小,但依然具备它同类的神秘特质——只要放回大脑,它就会变得重要,让人情绪高涨;它冲撞、下沉,一会儿闪到这边,一会儿闪到那边,激荡起一圈圈思想的躁动,让人一刻也静不下来。这时,我发现自己正飞快地穿越一片草坪。紧接着出现了一个男人的身影,挡住我的去路。那个奇怪的人穿着燕尾服和礼服衬衫,手里比画着什么,脸上露出惊恐和愤怒的神色,我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他在示意我。帮我理清眼前状况的不是理智,而是本能:他是一名校官,而我是个女人。我走在跑马场上,而路在那边。只有研究员和学者能走这里,石子路才是我应该走的地方。这些想法发生在一瞬间。我一走回正路,校官就放下手臂,神色也恢复了惯常的平和。草坪走起来比石子路更舒服,但我不走也不会遭受多大损失。对于那些某某大学的研究员和学者,如果说我还有什么可以控诉的,那就只有他们为了保护这片连续养护了三百多年的草坪,害我找不到我的小鱼了。

我已经记不清楚,是什么想法让我不知不觉擅闯了禁地。我的心绪突然一片宁静,就像空中出现一片云彩,如果这世上真有宁静的心绪,那它一定存在于一个晴好的10月早上,牛桥大学那些中庭和四方院里。我漫步在校园里,走过古老的回廊,粗鄙的现实似乎被磨平,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神奇的玻璃柜,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声音,大脑从一切现实中解放出来(除非你又踩到了草坪),可以任意沉思些什么。我脑中冒出了一篇过去的文章,说的是放长假时重返牛桥大学的事,这让我想起查尔斯·兰姆——萨克雷曾经用兰姆的信抵着额头,称他为圣人兰姆。当然了,在所有逝者当中(我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兰姆是最亲切的一位,面对他,你感觉问得出:“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写出那些文章的?”我觉得,他的文章比马克思·比尔博姆写得还要好,后者的文章固然完美,但兰姆的文章中穿插着狂野的想象和天才的闪光,这让他的文章不尽完美,又闪烁着诗性。可能在一百多年前,兰姆来过牛桥大学。当然他写了一篇文章——名字我不记得了——内容是关于他在这里见到的一份弥尔顿诗歌手稿,可能是《利西达斯》的手稿。兰姆写道,一想到《利西达斯》里面每一个词都可能不是现在这样,他就觉得十分震惊。想到弥尔顿可能更改诗里的用词,他就觉得这是一种亵渎。这让我努力回想《利西达斯》中的句子,自娱自乐地猜想弥尔顿可能会改动哪个词,改动的原因又是什么。我突然意识到,兰姆看到的这份手稿离我不过几百码远,我完全可以跟随兰姆的脚步,穿过四方院,去往珍藏手稿的那个图书馆。去图书馆的路上,我又想起,萨克雷的《亨利·艾斯芒德》手稿也珍藏在同一间图书馆。批评家们常说,《亨利·艾斯芒德》是萨克雷最好的小说。但在我的记忆中,这部小说模仿了18世纪的写作风格,有些不自然,造成一些局限性;除非萨克雷是自然而然地掌握了18世纪的写作风格,只要看看手稿,看看哪些修改是迁就风格,哪些修改是为了合乎情理,这个问题就能真相大白了。但这样一来,必须先明确什么是风格、什么是意义,这个问题——想到这里,我已经来到图书馆门前。我一定是打开了图书馆的门,因为门前赫然立着一位和善的银发绅士,像一位拦路的守护天使,身后飘着的黑袍取代了白色的翅膀。他的嗓音低沉,带着不以为意的口气,冲我挥了挥手,说很抱歉,女士只有在学院研究员的陪同下才能进入图书馆,否则就要出示介绍信。

和这间图书馆的名声相比,一个女人对它的咒骂根本就无足轻重。它庄严而沉静,将所有珍宝紧紧锁在怀中,沾沾自喜地陷入沉睡,而且对我来说,它会永远这样沉睡下去。我怒气冲冲地走下楼梯,对自己发誓,我再也不会到这里留下足音的回响,再也不会从这里讨要友善的接待。可是,离午餐时间还有一小时,我做些什么好呢?去草场上漫步?去河边坐坐?今天的确是一个美好的秋日早晨,树叶颤巍巍地下落,在地上撒下一片红色,怎样打发时间都不难。但这时,一阵乐声飘到我耳边。前面正在举办某种仪式或庆祝活动。我一走进教堂大门,管风琴就发出了一阵庄严的控诉。宁静的空气中响彻基督教的忧伤,这种忧伤比起忧伤本身,更像一段对忧伤的回忆。古老的管风琴发出的低鸣,也融进了这片宁静。就算我有权利,我也不想进去,因为没准儿会被教堂司事拦下,让我出示受洗证明或系主任的介绍信。这些宏伟建筑的外观通常和内部一样好看。而且,集会的人进进出出,在教堂门口忙忙碌碌,仿佛蜂房外聚集的蜜蜂,光是站在外面看就已经足够有趣。有人穿着长袍,戴着方帽;有人肩上披着毛衬里的垂布;有人坐着巴斯轮椅;还有人未到中年,身形就已经极其扭曲枯槁,让人想起水族箱底那些巨蟹和龙虾,每蹒跚挪动一步,都累得气喘吁吁。我靠在墙上,大学校园看上去俨然一处庇护所,保护着这些珍稀人类,如果把他们丢进斯特兰德大街上自谋生路,他们肯定很快就会被淘汰。我想起一些老故事,讲的是那些老院长和老教师,但还没等我鼓起勇气吹声口哨——据说以前的教授一听见口哨声便拔腿就跑——庄严的集会人群就已经进入了教堂。小教堂外表依旧,高高的穹顶和小尖塔会在夜里发光,光亮能照到几英里之外,一直传到山那边很远很远的地方,像一艘永不抵岸的船,航行就是它的永恒。也许,这个环绕着整齐草坪的四方院、这座巨大的建筑和小教堂本身,都曾经是一片沼泽地,青草在这里飘摇,猪群在这里拱土觅食。也许,很久很久以前,一队队牛马拉来了一车车石块,就在我驻足的这片阴影里,过去的人们花费了无数力气,搬起这些灰溜溜的石块,按照顺序垒在一起,油漆工们带着装窗户用的玻璃,泥瓦匠们带着油灰、水泥、铲子和泥刀,几百年来在那屋顶上忙活个不停。每到星期六,都有人从自己的皮钱包里掏出大把金银,塞到那些工匠手里,让他们换来一晚欢乐,喝喝酒或是玩玩九柱游戏。我想,只有金银财宝源源不断地注入这个庭院,石材才能不间断供应,泥瓦匠才能不间歇地工作;他们平地、开沟、挖掘、排水。那个时代是信仰的时代,人们有意投入这些钱,在稳固的地基上垒好石头,之后又有更多钱来自国王、女王和贵族们的金库,让圣歌在这里响起,学者在这里进修。有人分配土地,有人缴纳什一税。后来,信仰的时代成为过去,理性时代到来,金银的源流依然不断,人们建立研究员制度,资助讲师职位。只不过现在,金银不再来源于国王的金库,而是来自商业和制造业的收入,来自那些靠经营实业发了财的人,他们慷慨解囊是出于自愿,为了回报当年他们学到的技艺,而资助大学设立更多教授、研究员和讲师职位。几个世纪前,这些图书馆、实验室,这些天文台,那些昂贵、精致、保存在玻璃柜里的先进设备都不存在,这里曾经只有青草和猪群。当然,此时此刻我漫步在庭院,走在那些金银铸就的坚实地基上,铺好的路面严严实实地掩盖了野草的生长。头上顶着盘子的侍者匆忙上下楼梯。窗台上的花盆里开满了艳丽的鲜花。屋内传来留声机的刺耳声响。我没法不联想——不管想什么,它都被打断了。钟声响起,到吃午饭的时间了。

奇怪的是,小说家笔下的午餐会,似乎总是在描写某个人说的某些俏皮话,或某个人做了某件聪明事。很少有人费口舌去描述大家吃了什么。小说家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不去提及汤品、三文鱼或乳鸭,仿佛汤品、三文鱼和乳鸭之类的东西不重要,仿佛没有人抽过一根雪茄烟,仿佛没有人饮过一杯酒。现在,我要擅自打破这一惯例,告诉你们,在这次午餐会上,第一道菜是鳎目鱼,装在深盘里,校厨在上面撒了一层雪白的奶油,只零星露出一些棕色的斑点,就像母鹿身上的梅花一样。下一道菜是山鹑。你可别以为这道菜就是盘子里放上几只棕色的秃毛小鸟。这道菜量大而且配料丰富,搭配各种沙拉和酱汁,有甜有辣,摆放得整整齐齐;土豆片切得和硬币一样厚,口感还相当柔软;菜心鲜美多汁,形状宛如玫瑰花蕾。侍者静候一旁,说不定他就是刚才那位校官,只不过表情更温和些。我刚吃完烤肉和配菜,他就端上一份甜点,旁边装饰着折叠纸巾,点心一入口,嘴里顿时翻涌起各种甜味。如果说它是布丁,让它与大米和木薯淀粉为伍,那简直是一种大不敬。与此同时,酒杯中流淌着黄色或深红色的琼浆,一杯喝完,又满上一杯。渐渐地,在我们的脊髓深处、灵魂栖居的地方,有什么东西被点燃了,不是被那种我们称之为才华的刺眼电光,它只在我们的唇齿之间跳跃,而是一种更深刻、更微妙、更隐蔽的光,是理性交流碰撞出的明黄色火焰。不用着急,不用炫耀,做自己就好,不用做其他任何人。我们来到了极乐世界,凡·戴克和我们做伴——换句话说,坐在床边的座位上,点一支烟,深深地陷入靠垫之中,你会觉得生活多么美好,回报多么芬芳,愤怒和委屈多么微不足道,友情和同类多么值得称道。

如果我手边恰好有烟灰缸,如果我没有不合时宜地把烟灰抖出窗外,如果情况稍有一点儿不同,我就不会碰巧看到它,我们假设它是一只没有尾巴的猫。这只无尾猫突然出现,悄无声息地穿过四方院,熄灭了我的感性之光,取而代之的是潜意识的理智,就好像有人在我身上蒙上了一道阴影。也许是德国白葡萄酒的酒劲过了,我望着那只曼岛猫在草坪中间停下脚步,仿佛它也在思考宇宙,我突然觉得周围少了什么,有什么不一样。我一边听着大家的谈话,一边问自己,到底少了什么,到底有什么不对。要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让自己的思绪离开这个房间,回到过去,回到战争之前,在脑中还原另一场午餐会的场景,地点离这里不远,但不一样,一切都不一样。宾客们正在交谈,他们人数众多,都很年轻,有的是我这种性别,有的是另一种。他们的对话顺畅、愉悦、自在又风趣。我把这些对话放到跨越时空的另一场对话中,比较这两者,非常确定其中一方由另一方演变而来,是另一方的合法继承人。没有任何改变,没有任何不同,只不过在这里,我不仅去听人们说的话,还听那些话语背后的杂音和暗流。对,没错——变化就在这里。如果回到战前,人们在这种午餐会上说的话和现在并无不同,但听起来却不一样,因为过去人们的交谈伴随着一种嗡嗡的杂音,虽然不清楚,但听起来很悦耳,令人振奋,甚至改变了话语本身的含义。那种杂音能用语言来形容吗?也许只有借诗人之手才能做到。我身边有本书,随手打开一翻,就翻到了丁尼生。我听到丁尼生在这里吟唱:一颗晶莹的泪珠从门前一朵西番莲滑下。她来了,我的鸟儿,我的爱人;她来了,我的一生,我的宿命;红玫瑰叫,“她近了,她近了”;白玫瑰啜泣,“她迟了”;飞燕草倾听,“听到了,听到了”;百合花低语,“我在等待”。

这是战前的午餐会上男人们的杂音吗?也是女人们的吗?我的心是鸟儿在歌唱筑巢在那挂着露珠的新枝上;我的心是一棵苹果树累累的硕果在枝头荡漾;我的心是一片彩虹贝壳在宁静的大海中划桨;我的心无比快乐因为我的爱人就要来到我身旁。

这是战前的午餐会上女人们的杂音吗?

一想到战前时期的人们在午餐会上低吟这些词句,我就觉得十分荒唐,忍不住大笑起来,为了避免尴尬,我只能指了指草坪中央那只曼岛猫,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少了条尾巴,看起来确实有点滑稽。它是生下来就这样,还是意外失去了尾巴?据说曼岛上确实生活着一些无尾猫,但它毕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常见。无尾猫是种奇怪的动物,说不上美丽,只能算新奇。真是奇怪,一条尾巴竟然能造成这么大的区别——你知道的,午餐会结束、人们纷纷起身去拿外套和帽子的时候,就会说些这样的话。

多亏主人热情好客,这次午餐会持续到了下午晚些时候。美好的10月天色暗淡下来,我走上大道,道旁的树上有叶子落下。轻轻地,一扇扇门在我身后关上。数不清的钥匙被数不清的校官插进上了油的锁孔;藏宝箱又将度过一个安全的夜晚。走过大道,我走上一条小路——路名我不记得了——沿着这条路走,别转错弯,就能到芬汉姆学院。时间有的是。晚餐到7点半才会开始。这么一顿丰富的午餐过后,晚餐不吃也罢。奇怪的是,一段诗驱动着我的大脑,驱使我的双腿走在路上,穿越时间,快步走向海丁利。那些诗句——一颗晶莹的泪珠从门前一朵西番莲滑下。她来了,我的鸟儿,我的爱人——

流淌进了我的血液。这时,我换了一种方法,伴随着湍流翻过堤堰的声音,唱道:我的心是鸟儿在歌唱筑巢在那挂着露珠的新枝上;我的心是一棵苹果树……

多伟大的诗人,就像人们在暮色中常做的那样,多伟大的诗人!

带着有点嫉妒的心情,我做了一个有点愚蠢和荒唐的比较,想看看我们这个时代还能不能找到两位像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这样伟大的诗人。我一边凝视着水中的泡沫一边想,显然这是不能的。诗歌之所以能让人忘乎所以、陷入狂喜,是因为它歌颂人们熟悉的心情(比如说战前时期午餐会上的心情),因此人们能自然而然地做出反应,无须再次确认这种心情,无须拿它和此时此刻的心情比较。而当代诗人表达的情绪是捏造的,从此时此刻的我们身上剥离了下来。我没法一下子认出它,往往产生莫名的恐惧;人们敏锐地观察它,把它和自己过去的心情做比较,有些嫉妒,有些怀疑。现代诗难读就难在这里,因此就算看到优秀的现代诗,人们记住的诗句也不会超过两行。因为我记忆力不够好,脑中的证据不足,所以这个问题的结论只能暂且搁置了。我一边继续朝海丁利的方向走去,一边想,到底是为什么,午餐会上的人们不再发出杂音呢?阿尔弗雷德为什么不再唱:她来了,我的鸟儿,我的爱人——

克里斯蒂娜为什么不再和:我的心无比快乐因为我的爱人就要来到我身旁。

一切都是战争的错吗?1914年8月,枪声响起的时候,男人和女人们的面孔在彼此眼中就此失色,浪漫从此死亡了吗?的确,在一片枪炮的火光中,我们的统治者的面庞显得如此令人震惊(尤其是对幻想自己能接受教育的女性来说)。他们看起来如此丑陋——无论是德国人、英国人还是法国人——如此愚蠢。可是,不管你怎么怪罪任何地点或者任何人,引得丁尼生和罗塞蒂热情歌颂恋人到来的那种幻想,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经常出现了。我们只能去阅读,去观察,去倾听,去回忆。可我们为什么要去“怪罪”呢?如果它终究是一种幻象,我们为什么不赞美灾难呢?因为不管是什么灾难,它让幻想破灭,让真理显现。说到真理……这个省略号的意思是,我光顾着寻找真理,错过了转去芬汉姆的那个弯。我问自己,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幻想?比如旁边这些房子的红窗户,在暮色中散发着暗淡的灯光,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但是到了早上9点,屋里撒着糖果,窗前晾着鞋带,房屋原本的脏兮兮的红色显露出来,哪一种才是真实的?还有那些垂柳、小河和岸边的花园,现在在薄雾中朦朦胧胧,但在阳光的照射下,却能呈现出金色和红色,到底哪一种是真实,哪一种是幻象?这里我省略自己的具体思考过程,因为在去海丁利的路上,我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我请大家假设,我很快就发现自己少转一个弯,然后折回去,回到了去芬汉姆的路上。

我前面说过,这是10月里的一天,为了不辜负大家的信任,为了不玷污小说的好名声,我不会突然变换季节,开始描述花园墙壁上垂下的紫丁香,或是番红花、郁金香等春天的花儿。小说必须尊重事实,事实越可信,小说就越好——据说是这样。因此,这天确实是秋日里的一天,叶子还是黄的,还在下落,只不过比刚才落得快了点,因为夜幕已经降临(准确来说,时间是7点23分),一阵微风(准确来说,是一阵西南风)吹起。但是,这一切当中有一种不和谐:我的心是鸟儿在歌唱筑巢在那挂着露珠的新枝上;我的心是一棵苹果树累累的硕果在枝头荡漾;

或许,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我荒唐的幻想——当然,这一切只是一场幻想——紫丁香花在花园的墙头摇摆,钩粉蝶四处飞舞,花粉在空中飘散。一阵风吹起,不知从哪个方向来的,掀起还没长大的嫩树叶子,让空中闪过一片银灰色的光。现在是光与暗的交界时分,所有颜色都变得更加浓重,紫色和金色在窗玻璃上燃烧,像一颗激动的心脏在跳动;出于某种原因,世界的美显露出来,却很快又要消逝(这时,我推开门走进了花园,因为门竟然开着,周围也没有什么校官),这种美像刀锋的两面,一面是欢笑,另一面是愤怒,把心撕裂开来。春日的黄昏里,芬汉姆的花园就在我眼前,大开着门,园里长满高高的草,水仙花和风铃草点缀其中,肆意摇摆,也许到了花期它们也还是这样凌乱,现在更是随风摆动,仿佛要把自己连根拔起。建筑物的窗户高低错落,仿佛一扇扇船窗,淹没在红砖的巨浪中,随着春日的云朵飞快飘过,窗户的颜色也从柠檬黄转成银色。有人躺在吊床上,还有人穿过草坪走过来,那个身影在暗淡的光线里就像一个幻影,一半靠看,另一半靠猜——没有人拦住她?接着,一个弯着腰的身影突然出现在露台上,好像是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一眼花园,她额头很大,身上穿着一件破旧的连衣裙,强大而谦逊——难道她是那位有名的学者,那位J——H——本人?一切都如此暗淡,又如此强烈,就好像薄雾给花园披上了一条围巾,星光或利剑又把它划得粉碎——从春天的心脏里,突然跳出某种可怕的现实来。因为年轻——

我的汤上来了。我正在一间大餐厅里吃晚餐。现在根本不是什么春天,而是一个10月里的夜晚。大家都在大餐厅里就位,晚餐准备妥当,汤已经上来了。这是一道普通的肉汤,激不起我的任何幻想。如果盘底有图案,我隔着这么稀的汤汁就能看到,可盘底没有图案,连盘子都这么普通。下一道菜是牛肉配蔬菜、土豆——一种家常菜的典型搭配,让人想起脏兮兮的菜市场上的牛臀肉,叶边卷曲泛黄的菜心,还有星期一早上拎着网兜的女人讨价还价的声音。看到菜的分量很足,想到煤矿工人吃得肯定更少,我们没理由抱怨这些平常食物。接下来上桌的是梅干和奶油冻。或许有人抱怨,梅干虽然有奶油冻搭配,但依然是一种穷酸的蔬菜(算不上是水果),它们纤维很多,像吝啬鬼的心脏,流出来的汁液也像吝啬鬼的血管里的那种液体一样,他们一辈子舍不得喝酒、舍不得穿暖,更不愿给穷人一丁点儿施舍,这样抱怨的人一定能想到,对某些人来说,梅干已经是一种大慈大悲的施舍。接着上来的是饼干和奶酪,之后,席间传起了水壶,因为饼干难免让人吃得口干,更何况这些饼干干得如此彻底。所有餐点都上完了。晚餐到此结束。大家都把椅子向后一推,吱呀一声站起身来,旋转门剧烈地开开关关,很快大厅里就不剩一点食物的痕迹,它显然已经为第二天的早餐做好了准备。英格兰的年轻人唱着歌,吵吵闹闹地穿过过道,走上楼梯。作为一个客人,一个陌生人(我在芬汉姆和在三一学院、索默维尔学院、格顿学院、纽汉姆学院或克赖斯特彻奇学院一样,没有什么权利),难道我能说“晚饭不好吃”,或者说(现在我和玛丽·塞顿坐在她家客厅里)“我们难道不该单独来这儿吃”?因为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是秘密,在陌生人面前通常伪装得非常乐观和勇敢,如果我说了这种话,就相当于在窥视和打探。换了别人,也不该这样说。我们的谈话一时间变得很无聊。心灵、身体和大脑共同组成人类的躯壳,它们浑然一体,不能独立存在,这种状态就算再过一百万年也不会改变,因此,对于一场优质的交谈来说,一顿好饭的作用非常重要。少了一顿好饭,人就不能好好思考,好好去爱,好好睡觉。牛肉和梅干并不能点亮我们的灵魂之光。我们大概进入了极乐世界,凡·戴克大概就在下一个街角等待——一天的工作结束后,靠牛肉和梅干催生的只有这种模棱两可的勉强心境。好在我这位科学教师朋友家里有个橱柜,里面放着一个大酒瓶,几只小酒杯——(但还应该有鳎目鱼或山鹑之类的下酒菜)——于是我们才能坐在炉火旁,部分修复我们经过一天生计后受伤的心灵。没过多久,我们就自在地聊了起来。之前独自一人时,我们脑中冒出过许许多多好奇的话题,现在见面了,难免要把它们都拿出来聊上一番——有人结婚了,有人没结;有人这样想,有人那样想;有人意外飞黄腾达,还有人居然落魄了——话匣子一打开,我们自然而然体察起了人性和这个神奇的世界。谈论的时候,我羞愧地意识到,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象一个场景,因此放任所有话题自生自灭了。我们可以聊西班牙或葡萄牙,一本书或者一场赛马,但我真正感兴趣的不是这些,而是大约五个世纪以前泥瓦匠们在高屋顶房子上忙碌的场景。国王和贵族带来了大把大把的钱,浇灌进房屋的地基里。这个场景在我脑中生动地再现,又被另一个场景取代:瘦弱的牛、脏兮兮的市场、蔫了的蔬菜、吝啬的老男人。这两幅图景不相同也不相关,看上去很荒唐,但它们总是交织在一起,互相争斗,占满了我的大脑。为了防止我们的对话被曲解,最好的办法就是说出我心中所想,运气好的话,它就能像埋在温莎的老国王的头颅一样,棺材盖一打开,就萎缩、消散。于是我简短地告诉玛丽·塞顿,泥瓦匠在小教堂的屋顶上忙活了那么多年,那些国王、女王和贵族扛来了那么多袋金币银币,一铲子一铲子埋进土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大资本家们的支票和债券取代了过去的锭块和粗金块。那些学校地下埋了那么多钱,可我们这所学校、这些华丽的红砖和花园里疯长的野草下面埋了什么呢?我们吃饭用的这些简陋餐具,这些(我不知不觉脱口而出)牛肉、奶黄和梅干背后,又有怎样一股力量?

事情是这样,玛丽·塞顿说,1860年前后——哦,来龙去脉你都知道,她这样说道,我猜这段故事她都讲烦了。但她还是说——“这所学校先是租好了房子,然后成立了委员会,写了地址寄出了信,拟好了公告。开过了会,宣读了回信,他们收到许多这样那样的承诺,但某某先生一分钱都不肯掏。《星期六评论》更是过分。我们怎么筹支办公费用?要搞义卖吗?能拉个漂亮姑娘帮我们撑撑场面吗?看看约翰·斯图亚特·米尔有什么意见。谁能说服某某报的编辑刊登一封信?能不能请某某女士签个名?某某女士出城去了。六十年以前,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大家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经历了漫长的斗争,克服了最大的困难,终于才凑到了三万英镑。因此,我们当然没钱喝酒吃山鹑,也请不起侍者顶着餐盘给大家上菜,”她说,“我们买不起沙发,租不起分房间的房子。”“各种便利设施,”她从某本书里引用道,“以后再说吧。”

一想到那么多妇女年复一年的工作,却连两千英镑都很难攒下,一想到学校的创办人费这么大的劲才筹到三万英镑,让人忍不住嘲讽一番,我们这个性别的人活该如此贫穷,太不应该了。我们的母亲不去给我们挣钱,都在忙活些什么?忙着往脸上擦粉?看商店橱窗?在蒙特卡洛的阳光下花枝招展?壁炉上有几张照片。玛丽的妈妈——如果是的话——她闲暇时肯定是个败家子(她跟一个教堂牧师生了十三个孩子),但如果她的生活如此放荡奢侈,她脸上却没留下多少欢愉的痕迹。她长相平平,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妇人,系着一条大格子围巾,别了一枚大胸针。她坐在一把藤椅上,正在哄一只西班牙猎犬看镜头,脸上的神情愉悦又紧张,仿佛她知道闪光灯一闪,狗就会扑上去。如果她去做生意,经营一家人造丝厂,或者当个证券大亨,如果她能给芬汉姆学院留下二三十万英镑,我们今天晚上就能舒舒服服地坐着,谈论考古学、植物学、人类学、物理、原子的性质、数学、天文、相对论和地理。如果塞顿太太、她妈妈和她妈妈的妈妈像她们的父辈和祖父辈一样,掌握了伟大的致富之道,并留下遗产,用来为女性设立研究员和讲师职位,发放奖金和奖学金,我们今天晚上就能单独地坐在这里,惬意地吃鸟喝酒,我们可以靠着某人慷慨捐赠的职业,度过愉快又体面的一生,这一切不再是奢求。我们有机会去探索,去写作;我们可以去圣地游荡;可以坐在帕特农神庙的台阶上沉思;可以上午10点钟才到办公室,下午4点半就舒舒服服地回家写点小诗。如果塞顿太太这类人十五岁就开始做生意,这样一来——问题出现了——玛丽就不会被生下来。我问玛丽对此做何感想。窗外是10月的夜晚,宁静而美好,黄了叶子的树梢上刚好点缀着一两颗星星。玛丽经常想起(他们家虽然人很多,但活得很幸福)她小时候在苏格兰玩的那些游戏、经历的那些争吵,总是不厌其烦地称赞那里清新的空气和好吃的蛋糕。但如果说只要她放弃这一切,就会有人大笔一挥,给芬汉姆提供五万英镑左右的资助,她愿意吗?要想有钱资助学校,就注定顾不上家庭。一边抚养十三个孩子一边挣大钱——这根本没人能做到。想想看,现实就是这样。首先,生孩子要怀胎九个月。孩子生下来后,哺乳期又要耽误三或四个月。孩子大点之后,当然还要付出五年时间陪孩子玩。你总不能让孩子满大街乱跑。有人去俄罗斯,见过孩子疯跑的景象,那可不怎么令人愉快。据说,孩子的人格就是在一到五岁之间形成的。如果塞顿太太忙着赚钱,你上哪去留下这些关于游戏和争吵的记忆?你又怎么会了解苏格兰清新的空气、蛋糕和其他东西?更何况这些假设根本不成立,因为你根本不会存在。如果塞顿太太、她妈妈和她妈妈的妈妈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给大学和图书馆的成立打牢了基础,那又会怎么样?这个问题也不成立:第一,她们根本没法挣钱;第二,就算她们能挣到钱,法律也没有赋予她们持有自己财产的权利。在过去的四十八年里,塞顿太太才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点小钱。在此前几个世纪里,女人的财产属于自己的丈夫——一定是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塞顿太太和她妈妈才与证券交易所无缘。她们会想,我挣到的每一分钱都会被拿走,交给我聪明的丈夫来处置——设立奖学金也好,资助贝利尔学院或国王学院的研究员职位也好。既然如此,就算我能挣到钱,我也没什么动力去挣。挣钱的事情还是交给男人去做吧。

不管那位看着西班牙猎犬的老妇人有没有错,但出于某种原因,我们的母亲一辈在自己的事情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一点毫无疑问。结果,她们没留下一分钱,没法建设“便利设施”,没钱喝酒、吃山鹑、雇用校官、打理赛马场、看书、抽烟、去图书馆、休闲娱乐。从平地之上盖起一堵墙来,已经是她们所能做到的极限。

我们站在窗边,一边交谈一边欣赏夜景,像千千万万人每天晚上做的那样,遥望下方这座名城的穹顶和塔楼。在这个秋天的月夜里,它显得格外美、格外神秘。历史悠久的石块洁白而庄重。我们想到那里的藏书,那些挂在独立房间墙上的老教士和名人肖像画,那些彩窗在步道上投下的奇妙的球形和月牙形影子,那些石碑、纪念碑和上面的铭文,那里的喷泉和草坪,那些望得见安静庭院的安静房间。我还想到(原谅我这样想)令人沉醉的烟和酒,可以深深陷进去的扶手椅,舒服的地毯:那种奢侈、私密和宽敞的环境带来的优雅、舒适和尊严。相比之下,我们的母辈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完全不值一提——她们忙着给圣安德鲁斯的牧师生十三个孩子,连三万英镑都很难拿得出来。

我回到下榻的旅馆,走过黑漆漆的街道,思前想后。人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都会陷入沉思。我想,为什么塞顿太太没钱留给我们,贫穷对一个人的心智会产生什么影响,财富又会产生什么影响,我想到今早看到的那个披着裘皮的古怪老绅士,我想起他们听到有人吹口哨会拔腿就跑,我想起小教堂的管风琴轰鸣和图书馆紧闭的大门,我想到被拒之门外有多么不愉快,又转念一想,要是被关在里面则更不愉快,我想到一个性别享受着安稳与繁荣,另一个性别却遭受着贫困和动荡,我想到一种传统和一种传统的缺失会怎样影响一个作家。最后我想到,经过了这一天的磕磕绊绊,是时候把所有争论、印象、愤怒和欢笑一起,揉成一团扔进树篱里。成千上万颗星星在深蓝的夜空中闪烁。面对深不可测的世界,我一个人显得如此孤独。所有人都睡去了——有的俯卧,有的平躺,都陷入了沉默。牛桥的街道上似乎没有人醒着。旅馆的门突然开向两边,仿佛一只看不见的手把它推开——没有仆人帮我点灯,送我回屋睡觉,夜太深了。Chapter 02

请大家注意,现在我把场景换一换。时间还是落叶的季节,但地点从牛桥换成伦敦。请大家想象一间房间,和其他数不清的房间一样,有一扇窗子,隔着行人的帽子、大篷车和汽车遥望对面的窗子,房间里有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张白纸,上面除了“女性与小说”几个大字以外,什么也没有。很不巧,我们刚在牛桥吃完午餐和晚餐,就要去拜访大英博物馆了。我必须排除个人经验和巧合,才能从主观印象中提炼真理的精华。牛桥之行和那里的午餐和晚餐,让我产生了一连串疑问。为什么男人喝酒,女人只能喝水?为什么一个性别群体如此富裕,另一个性别群体却如此贫穷?贫穷对小说有什么影响?从事艺术创作有哪些必要条件?——无数个问题浮现在我脑中。可我需要的不是问题,而是答案;我只能请教有学识但无偏见的人,他们远离口舌之争,解开了肉体的困惑,把自己的研究和思考结果写成书,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里。我拿上一支铅笔和一个笔记本,问自己,如果大英博物馆的书架上都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还能去哪儿找呢?

我做好了准备,怀着信心和求知欲,出发前去寻找真理。这天虽然没有下雨,但也阴沉沉的,博物馆附近的街道上到处都是敞开的煤仓口,一袋袋煤炭被倾倒进去;许多四轮马车停在路边,把一个个绳子捆着的箱子卸下人行道,里面或许装满了某个瑞典或者意大利家庭的全部家当,他们在这个冬季来到布鲁姆斯伯里,住进公寓,寻找财富、避难所或者其他想要的东西。街上,小贩推着手推车走来走去,用沙哑的嗓音叫卖着植物。有的人吆喝,有的人在唱。伦敦像一个大工厂,像一个机器,我们都在梭机上前后摇晃,为白色底布织出图案来。大英博物馆是这个工厂的一个部分。推开旋转门,巨大的穹顶出现在我面前,仿佛一个光秃秃的大脑袋,我只是其中一个思想,被一大堆响当当的名字包围了。我走向借阅台,取了纸卡,打开目录“”这五个点每个都代表了五分钟的震惊、好奇和困惑。你知不知道,一年的时间里,有多少关于女性的书出版?其中有多少是男性写的?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可能是地球上被讨论最多的动物?我带着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铅笔来到这里,准备读读书,本以为一个上午肯定够我找出一点真理记在本子上。我开始拼命联想那些寿命很长、眼睛很多的动物,我得变成一群大象、一群蜘蛛,才能处理眼前的信息。只有铁爪和铜喙才能突破真理的外壳。在这么一大片乱七八糟的纸片里,我怎样才能找出夹杂其中的小小真理呢?我一边自问,一边绝望地从上到下浏览那一串长长的书名。光是书名就让我大开眼界。性别及其本质可能会吸引医生和生物学家;但令人吃惊的是,性别话题——准确来说是女性这个话题这么招人喜欢,有讨人喜欢的散文作家、灵巧的小说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的年轻男人、没有学历的男人,以及除了性别不是女性没有其他特点的人。这些书有的浅薄、轻浮,但也有很多很严肃,很有预见性,充满说教和劝告。单是读读这些书名,我就能想象无数老师和牧师登上讲台或者讲道坛,他们滔滔不绝,光是这一个话题,就能讲得远远超过规定的时间。这个现象太奇怪了,显然——我查了查首字母M的书——只有男性作者的作品。女性不会写书研究男性——对此,我迫不及待地松了口气,要不然我就得先读完男性研究女性的书,再读完女性研究男性的书,还没等我开始动笔,一百年开一次花的龙舌兰恐怕都要开完两次了。于是,我随便选了十几本书,把我的纸卡放在金属网托盘上,和其他追求真理精华的人一样,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开始了等待。

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奇怪的差异,我一边想着一边在纸卡上画起了圈,尽管英国纳税人交钱提供的这些纸,不是用来给我画画的。从这个图书目录来看,为什么男人对女人的兴趣比女人对男人的兴趣大那么多?我百思不得其解,走起神来,开始想象那些写一辈子书来研究女性的男人,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有的年轻,有的年长;有的已婚,有的未婚;有的长着红鼻子,有的驼背。不管怎样,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自己如此受关注,感到受宠若惊,就连残疾人和病弱者都没受到过这样的待遇——我沉浸在这些无聊的念头中,直到一大堆书被推到我桌前,我才停止了幻想。现在问题来了。一位在牛桥大学受过训练的学生,肯定懂得使用某种方法,带着自己的问题,排除干扰,直奔答案,就像把一头羊赶进羊圈一样。比如我旁边这位学生,正孜孜不倦地摘抄一本科学指南,我非常肯定,每过十多分钟,他都能从原石中炼出金子来。他满意的嘟哝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如果某人运气没那么好,没受过大学训练,羊群就赶不进羊圈,而是受了惊吓,被猎狗追着窜来窜去,狼狈不堪。教授、老师、社会学家、牧师、小说家、随笔作家、记者、除了不是女性没有其他资质的男人,这一大群人追赶着我小小的疑问——有些女性为什么贫穷?——这一个问题变成了五十个问题,直到它们一股脑儿冲进河里,被水流卷走了。我的笔记本上写满了笔记。为了展示我当时的心理状态,我不妨给大家读一些听听。这页笔记的标题很简单,就是“女性与贫困”几个大字,但接下来的内容却是:中世纪时的情况斐济岛上的习俗被当作女神来崇拜道德意识更薄弱理想主义责任心更强南太平洋诸岛,性成熟期吸引力被献祭脑容量较小潜意识更强体毛较少脑力水平、道德意识和身体素质的劣性爱孩子寿命更长肌肉更无力情感更强烈虚荣心高等教育莎士比亚的观点伯肯黑德勋爵的观点英奇主教的观点拉布吕耶尔的观点约翰逊博士的观点奥斯卡·布朗宁先生的观点……

我长吸了一口气,在笔记的边角继续写道:为什么塞缪尔·巴特勒说,“聪明的男人从来不议论女人?”显然,聪明的男人一个劲儿地在谈论女人。我仰在椅背上,望着巨大的穹顶,我只是穹顶之下的一个思想,但是多少有点混乱。我接着想,很遗憾,聪明的男人眼中的女人都不一样。蒲伯说:大部分女人都没有个性。

拉布吕耶尔说:女人很极端,要么比男人好,要么比男人坏——

两个观察同样敏锐的现代人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女性能不能接受教育?拿破仑觉得不能。约翰逊博士觉得能。女性有没有灵魂?有些野蛮人说没有。另一些人说,女性是一种半人半神的性别,因此崇拜她们。圣人说女性的头脑比较肤浅;另一些人说,她们的感知更深入。歌德崇敬她们,墨索里尼鄙夷她们。男人总是想着女人,想法却都不一样,这个问题根本没法弄清楚。我看看隔壁桌那位读者,羡慕起来,他的摘抄如此工整,每一条都标着A或者B或者C,再看看我的笔记本,潦草而混乱,充满了互相矛盾的记录。我感到痛苦、迷茫,非常屈辱。真理已经从我的手指缝里溜走,一点也没留下。

我想,我总不能就这样回家去,用以下发现充当女性与小说研究的重大成果:女性身上的体毛少于男性或者南太平洋诸岛上的女性性成熟期为九岁——还是九十岁来着?——我连自己的笔迹都认不出来了。我忙活了一早上,却没有得出任何更有分量、更体面的结论,真是丢脸。如果我连过去的女性(为了简便,我将女性简称为W)问题都弄不明白,又何必在意W的未来呢?那些绅士人数众多、博学多识,他们研究女性和女性在各个方面的影响——无论是政治、孩子、薪水,还是道德水平方面——然而向他们请教似乎完全是浪费时间。我还不如不打开他们的书。

我越想越觉得失落和绝望,居然下意识地在纸上画起了画,而不是像我旁边那人一样写下结论。我在画一张脸,一个人影。这人是冯·X教授,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写下自己的不朽之作,题为《论女性在脑力水平、道德意识和身体素质上的劣根性》。我笔下的他是一个不招女人喜欢的男人。他身材臃肿,脸很宽,眼睛却很小,脸色通红。他脸上的表情说明,他心中燃烧着某种激烈的情绪,以至于用手中的笔猛戳稿纸,就像要戳死某种害虫一样,害虫死了他也不满足,必须继续杀戮,而真正引起他愤怒和烦躁的东西,并没有消除。我看着自己的画想,原因在于他的妻子吗?她爱上了一位骑兵军官吗?那军官身材苗条、举止优雅,穿着羊羔皮外套吗?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他小时候被哪个漂亮女孩嘲笑过?我想,恐怕小时候的教授也不是个招人喜欢的孩子。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笔下的教授沉浸在他的伟大著作中,论述女性在脑力水平、道德意识和身体素质上的劣根性,一副非常愤怒和丑陋的模样。花一个上午却一无所获,我开始用画画来偷懒了。但就在无所事事和白日梦幻中,真理往往会浮出水面。我低头看着笔记本,运用心理学的一种基本方法——说心理分析都是抬举它——得出结论,愤怒的教授反映了我心中的怒气。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怒火冲上了我的笔尖。它是从哪儿来的?好奇、困惑、愉快、厌烦,今天早上我接连出现的几种情绪都有迹可循。愤怒这条黑蛇也潜伏在其中吗?没错,素描就是证据。显然,唤醒了我心中这个恶魔的,就是某本书里的某句话,就是教授说女性在脑力水平、道德意识和身体素质上比男性劣等的那句。我的心脏狂跳,双颊火辣辣的。我气得满脸通红。教授的话很愚蠢,但也没什么特别之处。谁也不喜欢被人下结论说,自己天生低某个小男人一等——比如邻座的学生,他脖子上系着一条打好结的领带,喘着粗气,大概两个星期没刮胡子了。谁心中又没有愚蠢的虚荣心呢?这是人的天性。我开始在教授愤怒的脸上画圈,直到把他的脸涂成一丛着火的灌木,一颗燃烧的彗星——总之,就是把他涂得失去了人形和意义。现在的教授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汉普斯特荒原上燃烧的一团火把。我找到了愤怒的源头,很快消气了,但我的疑问还在。教授们的愤怒又该如何解释?他们为什么愤怒?因为这些书给人留下的印象总是蕴含着某种热度。这种热度通过不同的样貌呈现,可以是讽刺,可以是伤感、好奇、谴责。但通常还有另一种难以察觉的情绪存在,我称之为愤怒。这种愤怒潜藏在表面之下,和其他各种情感交织在一起。从它产生的种种奇怪效果来看,它不单纯也不坦率,而是复杂而隐蔽的。

无论如何,我看看桌上这一堆书,觉得它们对我毫无帮助。它们没有任何科学价值,尽管退一步来说,它们包含很多有教育意义、有趣或无趣的内容,以及斐济岛居民的奇怪民俗实录。这些书是情感的宣泄,而不是对真理的追求。因此,我应该把它们归还博物馆柜台,让它们回归这个巨大蜂窝的原位。我花了一上午只弄明白一件事,那就是愤怒。那些教授——我管他们统统叫教授——很愤怒。我把书还掉之后,问自己,为什么?我走进柱廊,置身于鸽子和史前独木舟之间,一遍遍地问自己,为什么?他们为什么愤怒?我一边思考,一边溜达着寻找吃午饭的地方。我暂且称之为愤怒的这种情感,到底有着怎样的本质?我在大英博物馆附近找了家小餐馆,坐下来等菜时,一直在试图解开这个谜。上一位食客在椅子上落下一份午间版晚报,我看菜还没来,无所事事,便读起晚报的标题。一串大字横跨了整个页面:某人在南非大获成功。还有稍小一点的文字宣布:奥斯丁·张伯伦爵士正在日内瓦;地下室惊现一把沾着人类头发的砍肉斧头;某某法官在离婚法庭上就女性的不知羞耻发表了评论。报纸上还散布着其他新闻:女演员被人从加利福尼亚的某座山上吊下来,悬在半空中;近几日会下雾。我想,哪怕有个外星人从这里短暂路过,拿起这张报纸,也一定能从这些零零碎碎的证据看出,英国是一个父权社会。任何正常人都能看出教授的统治地位。他就是权力、财富和影响力的化身。他既是报纸的所有人,也是它的主编和副主编。他是外交部长,是大法官。他是板球运动员,他拥有赛马和游艇。他是公司主管,能让股东赚到200%的分红。他捐赠百万善款给学校,他管理学校。他把女演员吊在半空中。他判断斧头上的毛发是否属于人类,他决定犯人有罪或无罪,是上绞刑架还是重获自由。除了天气,他似乎能控制一切。然而他依然愤怒。我不是空口无凭。阅读他写的关于女性的书,我想的不是他的话,而是他这个人。如果一个论述者语言冷静,那他脑中只有自己的论题,他的读者也会不自觉地去思考那个论题。如果他心平气和地描写女性,摆出无可争议的证据,而不是想要得出一种结果,否定另一种,我就不会感到愤怒。我会接受事实,就像接受豌豆是绿色、金丝雀是黄色一样。我会说,那就这样吧。我愤怒,因为他也愤怒。我一边翻看晚报一边想,一个拥有这么多权力的男人居然还愤怒,似乎有些荒唐。或者说,愤怒总是和权力如影随形?比如,富人经常满心愤恨,因为他们怀疑穷人想掠夺自己的财富。对于教授,或者大家长们(后一个称呼可能更准确些)来说,他们愤怒的原因有一部分和富人相同,还有一部分深层原因不那么明显。也许,他们根本不“愤怒”,他们在私人关系中表现出仰慕和热忱,堪称典范。也许,当那位教授有点过度强调女性的劣等时,心里想的不是女性的劣等,而是自身的优越。这种感觉对他来说是无价之宝,因此他维护自己的优越感时过于激动和强硬。我看着人行道上拥挤的行人,心想,男性和女性的生活都充满艰难困苦,是一场无休止的战斗。活着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力量。更何况,人类也许是活在幻想中的生物,幻想则需要自信来支撑。没了自信,我们都是襁褓中的婴孩。我们如何用最快的速度,制造出这种无法衡量的无价之宝?答案就是贬低他人,想象自己在某个方面生来优越,比如财富、地位、挺拔的鼻子或拥有一幅罗姆尼画的祖父肖像,人类可悲的想象力无边无际。因此,对于一位要征服、要统治的大家长来说,想象世界上一半的人天生比自己劣等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这种想法一定是他力量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个观点可以套用到现实生活中去。它能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些心理困惑吗?它是否能解释我那天的震惊:Z先生是我认识的最高尚、最谦虚的男性,有一天他拿起一本丽贝卡·韦斯特的书,读了一段,大呼:“可恶的女性主义者!她居然说男人势利眼!”他的呼喊让我非常吃惊,韦斯特小姐只是就另外一个性别发表了一番有可能正确但逆耳的见解,这一行为到底有什么可恶之处?他愤怒不仅仅是因为虚荣心受到伤害,还因为他要抵抗伤害他自尊的那股力量。几百年来,女性一直被当作一面神奇的魔镜,只要照一照,就能成倍放大男性的力量。如果没有这股力量,地球恐怕仍是一片沼泽和丛林,人类不会经历战争的荣耀,而是会继续在羊骨残片上画鹿,用打火石交换羊皮或者其他风格淳朴的简单衣物。超人和命运的主宰将不会出现,帝王也不曾取得和失去他们的王冠。不管这面魔镜在文明社会有什么用途,它都是一切暴力和英雄行为的重要道具。因此,拿破仑和墨索里尼要强调女性的劣等,如果女性不劣等,他们就无法膨胀。这就部分解释了男性为什么如此需要女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男性一旦受女性批评,就会如此焦躁;如果女性对男性说,这本书不好、那幅画无力或其他类似的话,难免会激起他们巨大的痛苦或愤怒,而如果男性对女性提出同样的批评,结果则远远不会这么严重。因为女性一开始说真话,男性在镜中的形象就会萎缩,他的内心就会动摇。在一早一晚用餐时间,如果他心中自己的形象没有膨胀到两倍大,他要怎么继续做判断、教化土著、制定法律、写书、穿衣打扮、在宴席间高谈阔论?我一边想,一边捏碎面包,搅了搅咖啡,注视着街上的人们。镜子里的自我形象无比重要,因为它满足人们的虚荣心,刺激人们的神经。没了它,人就没了生命力,像一个瘾君子没了可卡因。我望着窗外,心想,人行道上一半的行人带着这种幻想大步赶着去工作。早晨,他们在美好的幻觉中穿上外套,戴上帽子。他们开始了充满信心、精神振奋的一天,他们相信史密斯小姐的茶会正在恭候自己大驾光临;他们走进一间房间时,认为自己比这里的一半人都要优越;他们讲话时充满这种自信和自我肯定,对公共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在某个人的大脑缝隙里留下了奇怪的感受。

另一个性别的心理是个危险且迷人的话题,我希望等大家每年拥有了五百英镑时,也去研究一下这个话题,但这时我的思绪被打断了,我该付账了。一共是五先令九便士。我递给服务员一张十先令钞票,他跑去找零。我发现钱包里还有另一张十先令钞票,激动得无法呼吸,我的钱包竟然还有自动生钱的本事。我打开钱包,钱就在那里。社会为我提供了鸡肉、咖啡、床和住所,只因为我和姑姑同姓,就能每个月收到她留下的一定数量的纸钞。

我得告诉大家,我的姑姑叫玛丽·贝顿,有一天她骑着马在孟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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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铁艺楼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