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是小说中的重要元素,尽管西方现代小说流派,特别是新小说派打出了人物之死的旗号,但文学是“人”学,人物毕竟还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就像英国小说家伊利莎白·鲍温所说的:“不管怎么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人’是小说所最关切的,小说要写的将永远是‘人’,虽然随着时间的改变,随着因时间与表现方法的改变,小说将写什么样的人,这些人将扮演什么角色也可能发生变化。”①小说不仅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而且在写人的广泛性、写人的深度上也是其他文体所难以企及的。小说不仅写人的外貌肖像,写人的性格气质,还奋力开掘人的心灵“金矿”,乃至人的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因此,把“人学”用在小说身上,应当更恰切一点,而小说理论领域对人物的研究也是比较深入的,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人物理论。

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研究,可分成两大系统:一类是从叙述学的角度,着重观察人物在故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承担的角色,可称为“功能性”人物观。它“将人物视为从属于情节或行动的‘行动者’。情节是首要的,人物是次要的,人物的作用仅仅在于推动情节的发展”。②这一派人物理论可一直上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20世纪有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叙述学等。

普洛普在研究俄国童话时,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提出童话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行动或行为功能,于是他根据人物执行动作的功能,将童话中千变万化的人物抽象归纳成七种角色:坏人、施予者、帮助者、被寻求者和她的父亲、传信者、主人公、假主人公。他还指出在童话中一个人物可以充当不止一个角色,一种角色当然也可以由不同的人物来承担,但童话中一般都具有这七种角色。

格雷马斯以语义学为基础,将普洛普的七种角色简化成三组两两对立的六种“行动元”角色:一组是行动的发送者/接受者;一组是行动的援助者/对抗者,前者对发送者起帮助作用,后者对接受者起破坏作用;再一组是行动的主体/客体。

而具体到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则显然可进一步简化为五种,借用古代戏曲的角色来说,就是生、旦、净、末、丑。才子佳人小说,包括这类小说的各种变体,如儿女英雄主题、革命+恋爱主题、英雄女将故事、侠男烈女故事以及现代的言情小说,都可寻绎出类似的角色。

另一类是从人物本身特性出发,研究人物特点,可称为“心理性”的人物观。它强调“作品中的人物具有心理可信性或心理实质的(逼真的)‘人’,而不是‘功能’”。③从19世纪以来的小说批评家大都属于这一派。先是福斯特提出将人物划分为平面人物和圆形人物两种。前者往往只有一种或很少几种特性,甚至可用一句话或几个字来描述他(她)。民间故事、通俗小说等作品中的人物大都属于这一类,而像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实际上也属于这种类型。《三国》中号称刻画了三位“奇”“绝”的人物:关羽是“义”绝,为古往今来中的第一名将;诸葛亮是“智”绝,为古往今来第一名相;曹操是“奸”绝,为古往今来第一大奸臣。圆形人物则具有多种特性,性格是复杂的、多侧面的、立体的,是既高度个性化又有广泛共性、代表性的人物。马振方主张在福斯特的人物理论中,再补充一个“尖形”人物序列,位于“平面”人物和“圆形”人物之间,如古典名著《水浒传》中的人物,往往既有某一突出的特性,又在这一特性下包含着多种性格侧面。

后来尤恩又在福斯特人物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物分类的三原则,又称三根性格轴:一是由单一至复杂过渡之轴,二是由静态向发展过渡之轴,三是由外部向内部转换之轴,并据此对人物性格进行了分类和宏观描述。单一至复杂这一轴,是指人物性格从单一性,即往往只有一个主导性的性格,向人物性格复杂化逐渐过渡。静态到发展这一轴中,静态这一极代表人物性格的固定化,即人物从出场一直到结束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发展这一极则表示人物性格在作品中存在着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根据这三根轴,纷繁复杂的众多人物就可辨别得很分明了。

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么可知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描写存在着四大趋向:一是小说人物的反英雄化趋向,二是向内转趋向,三是反人性化趋向,四是反典型化趋向。前三种趋向着眼于人物的特性,后一种着眼于人物的写作技巧。

反英雄化只是对人物发展趋势的笼统概括,实际上它包括三个阶段:一是写超人型人物阶段,二是写凡人型人物阶段,三是写非人型人物阶段,即超人——凡人——非人公式;或者说是由神到人再到兽,即神——人——兽公式;或者大致上可以这样说:古代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豪杰、神仙鬼怪这类高于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的形象,到了现代文学中更多地是写与现实中的普通人没有多少两样的人物形象,到了当代文学的前期虽有一段逐步拔高、美化,甚至神化作品主人公的倾向,但到了新时期很快就又回复到写普通人的路子,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小说中有写低于普通人或正常人,至少是异于正常人的那些流氓罪犯、心理变态者、精神病患者、吸毒犯、小痞子之类人物的倾向,并侧重挖掘这些人物的自然属性,写出他们的兽性、动物性。

这类变态的人、精神分裂的人占据了小说艺术世界的中心,与从新文学以来正常人描写的差不多了,留给新时期作家的未知领域,几乎只有非正常人、变态狂、精神病患者,也有一定关系。在近年的人物画廊中,给读者留下鲜明印象往往都是不正常的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索罗金所说的:“罪犯,娼妓,荡妇,街头小流氓,衣衫褴褛者,奇异的东方人格和场面,‘穷人’,‘被压迫者’,‘被贫困压垮的人’,各种被社会抛弃的人,在社会方面和心理方面失调的人,残忍的人,贪婪者,贪食者,精神或道德不健全者,病态的人——人类中的这些人或相似的人越来越成为这样一种艺术和心理所喜爱的主题。我们时代的艺术都充满了这种人和事件。在我们时代的所谓科学和哲学中,对人作解释的这种‘玷污自然的’趋势,也是我们在我们的艺术中所遇到的相同现象。”④这段话实际上也可作为近年中国小说的注解。从新时期以来的先锋小说到新写实小说,再到近年的女性主义小说、新生代小说和“文学新人类”小说,以及十分走俏畅销的匪行小说、痞子小说,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射到这种“另类”人身上,使小说世界成了灰色人物,乃至黑色人物的天下。不是新写实小说中灰头灰脸的窝囊废,就是杀人放火、抢劫残暴的土匪流氓。从小说中找不到一丝亮色,在人物身上更寻不到一毫闪光点。这使人物描写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当然,一旦这种人物描写陷入谷地的时候,就会向新高攀登,也许会迎来新一轮的人物描写的超人化。

而从人物描写的修辞技巧来说,可概括为由神化修辞到英雄化修辞,再到反英雄化修辞,最后到非英雄化修辞的过程。以前小说中的人物多是超人,着力描画这些头上顶着灵圈的人物的神奇英勇本领,尽力拔高人物,显出人物的与众不同,现在则相反,尽力强调小说中的人物等同于生活中的芸芸众生,写的是总在挣扎着的可怜的卑微的小人物,萎靡不振,狼狈不堪,甚至是一群傻瓜、白痴。这因为现代人被现代社会的声浪淹没和挤压得已经变形了,成了非人。像新写实小说中的人物就是一群无可奈何地承受着命运的戏弄和摆布的“小写的人”。虽然他们也曾有过挣扎,甚至抗争,但无济于事,而且他们也丝毫不想成为启蒙主义所指称的大写的“人”,更不是现代主义所描绘的富有反抗异化和抵抗沉沦色彩的“人”。他们是一群小人物,甚至是边缘人、社会之外的人,生活平凡、琐碎,不矫情,不造作,日夜奔波,或者说挣扎在生活的浪涛之中,随生活的波浪而浮沉,满足于凡庸平淡,甚至不无世俗的生活,只会徒然地发着“烦恼人生”、“不谈爱情”、“懒得离婚”和“一地鸡毛”这样疲惫而无奈的感叹。

小说人物描写还存在着逐步内化的趋向:古代小说侧重写人的外部形态,包括人物肖像外貌、服饰打扮和人的性格,着重挖掘人的社会属性的一面,如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都是如此,《红楼梦》虽在写人的复杂心理波动方面大有突破,但不能改变古典小说的总体趋向。茅盾在批评古代“性文学”时,曾强调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性文学”,就因为古代小说缺乏从心理的角度写“性”,只停留在写动作、过程这种肤浅层次。这句话实际上可作为整个古代小说写作倾向的注脚,即古代小说缺少有深度的心理描写和刻画,连写人的最隐秘的自然属性方面都不能做到这一点,何况其他。

从新文学初期开始,小说在写人的内在心理和挖掘人的本能方面就有了结构性突破,“五四”以来出现一批侧重写人的心理,尤其是性心理的小说,如郁达夫的《沉沦》、《银灰色的死》,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施蛰存的《石秀》,茅盾的《腐蚀》等。在这些小说中,心理描写不再是起补充作用,目的深化人物性格,而构成了小说的主干和中心,并且在刻画人物心理的深度和复杂性上也是力透纸背,触及到人物的变态心理。新时期以来,随着意识流小说、先锋小说的出场,写作的向内转更趋明显,小说更深入地闯进了变态心理领域,描写人的本能和非理性一面,逼视人的丑陋的无意识或变态心理,描绘了一个复杂的“内宇宙”,建造了一个蒸腾着梦幻、臆想、呓语、荒谬、怪诞、疯狂的变态心理迷宫。

这就是说,不仅存在着由写人物的外部行为为主到写人的内心活动为主,由部分写人的心理活动到整部小说以心理活动为中心的变化曲线,就是写人的心理活动本身也存在着由写人的常态心理到写人的变态心理的变化曲线。当然,小说心理描写的深入受惠于心理学、精神病学在20世纪的大幅度发展,使人们对人的自身认识日趋深刻,特别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荣格的原型心理学称得上是心理学界的“哥白尼革命”。

从人性的角度说,则有从人性善到人性丑再到人性恶的演变历程,即人性善——人性丑——人性恶。古代小说中尽管描写了许多恶人、坏人,但人们更注重的是站在这些坏人旁边的高大的英雄或好人,特别是塑造出大量近乎完美的好人形象,为人们提供了效法的楷模和崇拜的偶像。这就是说恶人的存在,并不代表人们对人性失去了信心,或者说人性善依然是主导。到了现代新文学初期,小说就开始大量写好人身上的缺陷,或者说这是与“五四”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倾向相并行的人性丑趋向,鲁迅的小说就毫不留情地过滤着人性的杂质,并拿起启蒙的手术刀解剖着国民的劣根性。但人道主义的微弱灯火在民族危亡的峥嵘岁月和阶级斗争的狂热岁月里被扑灭了,阶级性代替人性成了时代主题,并最终将人踩到脚下,使“人性”和“人”失去了应有的光辉。

因此,到了新时期文学之初那里,人道主义成了主旋律,人的发现成了轴心,文学界以空前的热忱,呼唤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呼唤着人的尊严和价值。但不久人们就从对“文革”的深入反思中觉醒过来,意识到人道主义和人性善的虚妄,人们再一次动摇了对人性的信心和人道主义的热情,人们从人性的光辉背后看到了人性的虚弱、人性的堕落,尤其是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步确立,人道主义在市场的铁壁面前被碰得头破血流。或者说,人们从对“文革”的痛苦反思中进一步认识到如果说在极“左”政治的高压面前,人性会被逼迫得堕落,那么在商品经济的挤压面前,人性则会被诱惑得堕落。于是文学先是告别了人性善,重新拣起“五四”启蒙的手术刀,举向国民劣根性,挖掘人性丑,接着又进一步深入到人性恶的禁地,探测人性的深层结构。从寻根派中的劣根派开始,历经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主义小说、新生代小说,几乎都把目光集中到开掘人性恶的富矿上,以至现在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表现人性恶,表现人的冷漠感、孤独感就等于现代意识。当年黑格尔所说的“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的本性是善的时候,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的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⑤受到了众多小说家的欢迎。作家喜欢将人物置于手术台上或显微镜下,剥去其伪装,蜕去其头上眩目的光圈,还原出其真面目或真相,并拷问出其藏在灵魂深处的罪恶来。这就是说,恶不再是坏人、歹徒的专利,而潜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一遇合适机会它就会喷薄而出。

人物描写的反典型化实际上也包含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写类型化人物时期,第二阶段是写典型化人物时期,第三阶段是写原型化人物时期,即类型——典型——原型。古代小说从《金瓶梅》开始踏上写典型人物的历程。这之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作品是类型化人物的天下。人物性格单一、固定,好坏善恶一目了然,且界限分明,就像鲁迅曾批判的好人全好,坏人全坏。

《金瓶梅》中人物的性格不再从出场到终篇都是固定不变的,如潘金莲的性格就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到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作品中人物性格更显示出其复杂性来,不再固守好人全好,坏人全坏模式了,人物自身都是好坏善恶的统一体,而且人物个性鲜明,成为高度共性和高度个性的统一体。至现代新文学小说中,这一点更趋明显,特别是随着现实主义逐渐定于一尊,写典型人物就成了人物描写的铁的“定律”和小说艺术价值高低的衡量标准。这一人物观发展到当代以后,进一步演变成“三突出”原则,突出了典型的共性和倾向性一面,忽视了人物的个性和真实性的那一面,使人物有背离真正的典型精神的趋势。

到了新时期以来,这一定律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们的鄙弃,加之人们对“文革”样板小说中过分神化的高大全人物形象的逆反心理,小说人物描写一变而走上反英雄化、反典型化之路,即故意写英雄身上的瑕疵、弱点,不光彩或不伟大的成名动机,使英雄走下了神坛。随着西方小说及小说理论的输入,中国小说,尤其是先锋小说、寻根派小说又表现出追求原型人物的迹象。原型区别于典型在于它强调的是历史继承性,强调现代人物与远古神话人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它虽也注重人物的共性,但不像典型人物有人为拔高之嫌。

这是从宏观的历史角度相对而言的,实际上三类人物是很难绝然分开的,只是呈一种逐渐推移的姿态,而且在当代小说中,这三大类人物还呈共时态并存,即在当代小说人物谱中,既有类型化的人物、典型化的人物,也有原型人物。

注释:

①伍蠡甫、胡经之.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211

②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6

③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67

④[美]雷蒙德·库佐尔特、艾迪斯·金. 二十世纪社会思潮[M]. 张向东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184~185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4卷233

(苏州铁艺楼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