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人

修身第一

自吴淞设防以来,老将陈化成在西炮台边的帐篷里住了两年,风雨寒暑,与士兵同甘共苦。1841年,台风夹带暴雨,水势漫溢,部将们劝他移帐于干燥高处,他摇摇头说道:“大帐一移,三军担忧,且我就高燥,而士卒湫隘,于心何安?”到了严冬,他踏雪巡视营伍,命给衣单的士兵发放棉衣。他从不接受任何贿赂,民谣有“官兵都吸民膏髓,陈公但饮吴淞水”之句。他时常激励将士:“武官临阵,斯为奉职,死生固度外事,若畏死,不作武官矣。”

袁隆平生活极其简朴,整日与50多名工作人员吃住在一起,身上的衣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有些人见他不修边幅,便笑他“老土”,可他只是说:“穿得挺挺刮刮的,怎么下地?”

护国战争之前,蔡锷对梁启超说:“失败就战死,绝不下野;成功就归田,绝不争权。”

蔡元培从德国回来的时候,为约束自己而立了三个原则: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当时称为“三不主义”。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先生为促成南北统一,毅然辞掉临时大总统的职务,由袁世凯继任,并于当月19日,南下福州。当船抵马尾时,孙中山看到欢迎人群中晃动着“欢迎孙大总统”、“孙大总统万岁”的纸旗,就立即命令把纸旗去掉,方才登岸,他还生气地对福建都督孙道仁说:“总统交卸后就是平民了,怎么还称我总统呢?‘万岁’二字是封建专制皇帝要他手下的臣民对他的称呼,我们的革命先烈为了反抗‘万岁’二字,流了多少鲜血,丢了多少头颅!我如接受这个称呼,如何对得起先烈呢?”

段祺瑞从不接受他人的巴结与贿赂。如果有人给他送礼,他要把礼物细细看上一阵,然后只选一两样不值钱的留下。江苏督军齐燮元送他一套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围屏,他的家人喜欢得睡不着觉,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半夜爬起来摩挲。可他只轻轻一挥手,就叫人把东西抬出去了。只有冯玉祥送给他的一个大南瓜他收下了,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把南瓜切一半还给冯玉祥。

王国维遗体入殓之时,清华师生均向其遗体行三鞠躬之礼,惟有陈寅恪身着袍子马褂,跪地三叩头。陈行孔孟之道,并非只此一回,早在国学研究院时,他的学生到上海拜访他的父亲散原老人。谈话期间,所有人均坐,惟独陈寅恪站在一旁,并一直坚持到谈话结束。

徐特立任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时,在他的办公室的前廊上挂了一块黑板,每天在上面题诗一首,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徐生活简朴,办校也力循勤俭方针,他常把别的教师用过的粉笔头儿拾起来留着自己用。他在学校的近两年中,几乎没有用过新粉笔。有学生笑他吝啬,他在黑板上写诗作答:半截粉笔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诸生不解余衷曲,反谓余为算细人。

陶行知幼年时,家境不好,母亲省吃俭用持家。为了节约开支,陶母一把剃刀剃了三代人的头。1934年,陶母去世。陶行知为遗物剃刀写了一首纪念诗:“这把刀,曾剃三代头。细算省下钱,换得两担油。”

南京夏日燠热,傅斯年在阅读北宋刊印的《史记》、《敦煌卷子》等珍贵资料时,坚持不开电扇,不抽烟,虽然他人很胖,烟瘾也很大。朱自清与叶圣陶时常到西湖边去,有时下湖,有时只喝喝酒。在校时各据一桌,朱只预备功课,叶却老是写小说和童话。初到时,学校领导来看过他。第二天,朱问叶:“要不要去看看他们?”叶皱眉道:“一定要去么?等一天罢。”后来始终没有去。

日本驻沈阳领事林权助拜谒张锡銮,说有要事相商。张锡銮有意回绝,但宾客来访礼数又不能少。寒暄后,张锡銮不等对方开口,即说:“我患了痢疾,片刻离不开茅厕。公乃外宾,理应接见,现在有话不防告知传话人,我内急已经不能再等了。”说完就走。林权助哭笑不得。

梅贻琦一生廉洁奉公,持身以俭。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主动放弃可以享受的一些“特权”,自己付家里工人的工资;自己付电话费;不要学校每月免费供应的两吨煤;从不让他的家人乘坐小轿车办私事……其生前长期独司数十万美元的清华基金,逝世后,却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林公侠说他“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是可以为万世师表”。

民生公司创立之初,卢作孚的月薪仅为30元。当时四川省主席杨森请卢作孚担任公职,月薪500大洋,卢作孚断然谢绝。后来,民生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卢作孚的月薪也不过百元,而当时民生公司一名船长的月薪可达300大洋。和卢作孚相熟的人都知道,去卢作孚家里做客,如果人多一点,就得站着吃饭。

于右任不留日记,是不愿有是非。1946年,于由重庆乘飞机回南京,在飞机上百感交并,追忆数十年来往事,填词一首:“一拳打碎黄鹤楼。二水中分白鹭洲。八年苦战今难受。望园陵,人白首。旧江山浑是新愁。念不尽神明大咒,说不清乾坤自由,听不完楚汉春秋。”

齐白石早年做过木匠,成名后作画常用“鲁班门下”一印,以示不忘昔日的贫苦生活。

弘一法师58岁时,居青岛湛山寺,市长沈鸿烈要宴请他,他征引北宋惟正禅师的偈句婉言谢绝:“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仗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

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完全崩溃。陈寅恪生活窘迫,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想赠其一大笔美元,陈拒不接受。后来,陈决定将自己的藏书卖与胡适,来换胡的美元。于是,胡适派专车到清华,从陈家里装了一车极为珍贵的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西文书,而陈只收了2000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那些书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些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的市价,就远远不止2000美元。

罗瑞卿是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有一次,罗瑞卿去火车站接客人,因为时间晚了,没来得及买站台票,就直接来到了检票口。随行的同志对检票员说:“我们是公安部的,来接客人!”说罢,便让罗瑞卿进了站。在回来的路上,罗瑞卿忽然就问:“进站买站台票了吗?”随行的同志摇摇头。等把客人送到住处之后,罗瑞卿对那位随行的同志说:“现在你马上到车站去,补交三张站台票钱!要知道中国古人有一句话,‘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公安人员应当做守法模范,不能有特权思想!”

成舍我少时家穷,在北京读书办报,常吃不饱,甚至挨饿。后来情况有所好转,成依然节俭朴素,剩菜从不许倒掉,留在下一餐吃,一点儿汤汁也留着拌面。在台北时,他住丽水街,张佛千住永康街,相隔只有三分钟的路程。有一天张到成家串门,两人聊到中午,张佛千要回家,成坚留并笑曰:“今天有菜。”果然有鲜汤及红烧鱼。

胡颂平回忆胡适:先生平时交给我的工作,无论是写一封简单的信稿,或是摘录一些参考资料,或是出去接洽一件事情,总是说:“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件事,你有空时去办,不忙,不忙。”等我办好复命时,也总是说:“谢谢你”,或是说:“太麻烦你了,多谢多谢。”去年12月里,他在台大医院特一号病房里养病,有一天夜里,他的被头不曾盖好,夜班的护士看见了,轻轻地过去帮他盖好。这时他已经睡着了,但他在睡梦中对这位特别护士说:“谢谢你。”第二天,这位护士告诉他时,他自己一点也记不起了。我8点半到了医院之后他对我说:“刚才护士小姐说的话,如果我睡着真的会说‘谢谢你’三个字,我相信这是我的好习惯。”

顾颉刚喜欢把自己的心情和盘托出:“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理性作公平的裁断,……我固然有许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们,原为他们有许多长处,我的理性指导我去效法;并不是愿把我的灵魂送给他们,随他们去摆布。”

1960年3月,朱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川北大巴山。到家的那天,有位老人正坐在门坎上晒太阳。听见脚步响,瞪圆眼睛一看,突然惊叫道:“是你呀!咋个就这么着回来了!”这位老人就是朱德的堂弟,他见朱德穿得那样朴素,不禁感叹道:“你给老百姓办了这么多好事情,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是咱全中国的总司令,天底下有名望,怎么就穿这一身衣裳回老家来啦?”“穿着不冷就行了嘛!”朱德爽朗地说。“亏你是总司令,总得大车小车、护兵马弁拥护着来呀!”“总司令是个啥子嘛!没有大家,没有群众,还有啥子司令!总司令也不那么稀罕。”兄弟俩说罢,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马三立十分注重保健,他每天“早晚共走一千六百步,坚持搓脸、磕牙、搓头发……扭腰转身,拍打前胸后背”。“文革”时期,马三立被关到了牛棚里。他仍然坚持健身,不能有明显动作的他,就每天搓脸两次,磕牙两次。一次,他偷偷磕牙的时候,被人发现了,硬说他是对党“咬牙切齿”,于是各种批斗接踵而来,马老这才停止了磕牙。

谢冰莹晚年时因意外失去了右腿,她用智慧、毅力和宗教信仰克服了断腿的痛苦。她说:“有时,我也会这么安慰自己:‘和当年比起来,我现在所受的疼痛又算得了什么呢?那时都忍过去了,现在不也可以忍过去吗?’每当深夜,我的腿疼痛不堪,辗转床笫时,我就劝自己要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里的那位老人,要老当益壮,不要老而无用。”

赵树理说:“……钱是人民币,来自人民,再交到人民手里就行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赵树理的许多著名小说,除在国内发行,还被苏、美、日、法等国家翻译出版。所以,他经常收到从国内或国外寄来的稿酬,其中有些稿费他根本不取,就直接交了党费,他还向组织提出建议,取消对自己既拿工资又得稿费的双重待遇,并自动放弃了国家给他的薪金。齐如山常说:“人家做媳妇的不出闺门,我这大男人也8年未出过门。”他本是个爱热闹的人,但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为了不做汉奸,只好在家呆着,每天写作。

黄苗子在其遗嘱中说:“我坚决反对在我死后开什么追悼会、座谈会,更不许宣读经过上级逐层批审和家属逐字争执仍然言过其实或言不及实的什么‘悼词’。否则,引用郑板桥的话:‘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钱锺书80岁生日当天,家中的电话响翻了天。机关团体、亲朋好友,纷纷要给他贺寿。钱钟书所在的社科院也准备为他开一个学术研讨会庆祝。对此,钱钟书一律谢绝。他说:“不必花这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骨气第二

1855年3月7日,林凤祥在指挥作战时负重伤,东连镇为僧格林沁攻破,林凤祥在地窖被擒。5月31日,李开芳于山东茌平冯官屯兵败被擒,北伐军全军覆没。在敌酋僧格林沁面前,林凤祥慷慨陈词:“余奉命讨胡,功败垂成,恨不能捣穴犁巢,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倒悬之苦,妖奴,汝快砍吾首去,毋污我!”3月15日,林凤祥在北京英勇就义,年仅31岁。临刑时,“刀所及处,眼光犹直视之,终未尝出一声”。

僧格林沁逮捕了张乐行,僧格林沁诘问:“何故反?”张乐行答道:“行不好反,官反之耳!”4月5日,张乐行与儿子张喜、义子王宛儿在亳州义门集周家营惨受酷刑而死。临刑时,他大骂叛徒,不许儿子喊痛。

谭嗣同就义前赋诗云:“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又有绝命语:“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章太炎16岁那年,受父命参加“童子试”,当时试卷的试题是:论灿烂之大清。考场上非常安静,考生们都在埋头答题。章太炎想起鸦片战争后,中国所遭受的苦难……这怎能证明大清灿烂呢?于是把自己的积愤洒于字里行间。不到一个小时,便完成了答卷。交卷后,章太炎正要离开考场,只见主考官拍案而起:“你的胆子真够大的啊,竟然……”章太炎非常镇定地说:“我之所思,件件合乎当今国人之思;我之所论,桩桩合乎国情之实,何罪之有?”顿时,考场出现了一阵骚乱。主考官无法驳倒他,为了不把事态扩大,他令人将章太炎挟出考场。出了考场的章太炎依然镇定自若。

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后被清军捕获。就义前,他神色自若地说:“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矣!”

1912年,袁世凯当选为大总统后,利用各种手段试图控制国会。1913年在宋教仁遇刺及大借款案发生后,国会议员对政府提出四大弹劾案,一些省份的议会也对袁世凯的人为宠佞、戕害言论自由提出弹劾,要求其到议会作出解释。袁于是对地方大员大肆行贿,但多数议员正直无私,并不买袁的账。李烈钧做寿时,袁送上200万元作为寿礼并晋勋爵。李毫不客气地拒绝。对此,李烈钧后来说:“余思建勋于国家,岂丑类所得诱饵。袁见不能利诱,嫉妒颇甚,欲去余尤急。”

民国初,在昆山花园,一黄包车夫与一外国水手评理。水手坐车,两毛钱车费只付一毛,车夫不服,要他补足,水手回过头来打了车夫一记耳光。路人愤愤不平,同声喊“打”!车夫说:“许多人打一个不算好汉,让我一个人来和他干。”说着,只一拳一脚就把水手打翻在地。水手乖乖地付足了车费,溜之大吉。

刘师培经不住富贵利禄的引诱,先变节为清廷密探,后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刘师培曾拉黄侃称说帝制,黄侃声色俱厉地说:“如此等事,请先生一人任之。”然后拂袖而去。

胡沁园见齐白石的画上无印,便给他几方寿山石,让他去找刻印名家丁可均刻一方印。齐白石把印送去时,丁可均爱理不理,齐白石把石头放在刻桌上就走了。第二天他去取印,连叫三声“丁师傅”也不见答话,齐白石气了,大声叫了一下,丁才回过头,把那方寿山石往齐白石身上一丢,说:“拿回去磨平再来。”齐白石为这方石磨磨送送已是五次了,他再也忍不住,一气之下把石章拿了回去。当晚,他用修脚刀自刻一方“死不休”印。

“五卅惨案”发生时,教育家孟宪臣正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由于美籍校长拒绝悬挂中国国旗,孟愤而离校,随后创办了光华大学。

蒋百里留日回国后担任保定军校校长,段祺瑞担心蒋“坐大”,故对保定军校百般刁难,要物不给,要钱没有。蒋百里拿着总统批示的条子来提钱,徐树铮在段的纵容下说:“既然是总统批的条子,你就去找总统要钱吧!”蒋百里悲愤交加,星夜赶回保定军校召集全体学员开大会,他哽咽道:“我从来没想到中国的事情太难办了,这里难办,别处也一样难办。我对不起大家……”说完,拔出手枪,对着胸口就是一枪。

1921年,徐悲鸿在法国留学期间,有个外国学生当面挑衅其说:“中国人愚昧无知,生就的当亡国奴的材料,即使把你们送进天堂里深造,也成不了才。”徐悲鸿被激怒了,他说:“那好,我代表我的祖国,你代表你的国家,等学习结业时,看到底谁是人才,谁是蠢材!”

黄埔军校开学不久便成立了特别党部,作为国民党员的蒋介石很快就以校长、特别党部的名义下达文件,直接指定各党小组长,还规定党小组长每周直接向校长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被指定的共产党小组长宣侠父对此表示抗议,专门上书特别党部,把矛头直指蒋介石。蒋气极之余,令宣侠父写悔过书,否则将开除出校。宣侠父不但没写,而且在3天后愤然离开了军校。临走时,给同学留言:“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

1924年7月,鲁迅到西北大学演讲,讲题为《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其间,陕西省长、军阀刘镇华邀请鲁迅为驻扎在西安的陆军下级军官演讲,目的非常明显,想让鲁迅在演讲中对自己大加赞扬一番,以抬高自己的威信。鲁迅在受邀时指出:“我可以向士兵做演讲,但是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结果,鲁迅为官兵上了一回小说课,刘镇华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远在苏联的莫斯科孙逸仙学院群情激愤。当时蒋经国正在该校学习,在一次全校性的声讨会上,他第一个冲上台,振臂用俄语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反革命蒋介石!”蒋经国因此事在莫斯科大大出名。

1927年4月28日,军阀张作霖在北京京师看守所秘密杀害了李大钊。在此之前,敌人除了用酷刑折磨他外,还对他施以利诱劝降,李大钊慨然作答:“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蔬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

1928年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长、中将严重抛掉所有职务,独自隐居于庐山,在太乙峰下建草庐“劬园”。“劬”者,劳累也。蒋介石曾多次拉拢他,并以高官重爵请他出山,严不但不为所动,还在其草庐的墙壁上贴满标语:“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者皆自然界之扒手,社会之蟊贼也!”

1931年秋,吉鸿昌率团到美国考察。在纽约,吉鸿昌常被人误认为日本人,吉总是郑重严肃地告诉对方:“我是中国人!”一听是中国人,美国人的眼里充满了不屑和鄙夷。面对洋人的嘲笑和侮辱,吉鸿昌气愤异常,他亲自做了一块纸牌挂在自己的胸前,纸牌上用毛笔写着“我是中国人”5个大字。

1931年8月17日,因为第三党内部投机分子陈敬斋的告密,邓演达和其他12个第三党干部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被捕了。被捕后,开始把他们关在静安寺捕房,第二天由捕房引渡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同日又秘密押送到江苏第一分院候审。当时蒋曾派人去警告他说,如果你能从此反悔,停止反蒋活动,那么不但可以获得自由,而且还可以坐上南京军政部长这个位置。邓斩钉截铁地答复:“愿枪决,不愿反正。”

东北伪满洲国成立四周年的时候,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要致送一份贺礼:由4位书画名家联袂合作的一幅堂屏。溥儒是日方拟邀的画家之一。然而当派遣军参谋长携重金亲至西山邀请时,却遭到了断然拒绝。日军参谋长碰了钉子,非常生气,又不敢发作,于是就把润金留下,拂袖而去。朋友们听说了这件事后,很为溥儒的安全担心,溥儒则毫无惧色,还托人把润金退了回去。大概由于溥儒在艺坛的名声太大,日本军阀也不敢轻易为难他,于是终告无事。

1933年3月,陈赓被国民党逮捕。蒋介石知道陈赓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的优秀人才,是难得的军事指挥官,因此想留为己用。于是亲自出马,准备说服陈赓。当初在第二次东征中,陈赓曾冒着危险救过蒋介石的性命。蒋便把这件事挂在嘴边上,装作“知恩报恩,感激不尽”的样子,笑着对陈赓说:“你是校长的好学生,我很佩服你的才华。虽然你在政治上犯了错误,但看在我们过去的交情上,我还是能原谅你的。”陈赓清楚蒋的用心,冷冷地答道:“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并不需要你这种原谅。”停了片刻,蒋递给陈赓一张纸,皮笑肉不笑地说:“只要是肯写几个字,什么事都好商量……”“写什么字?”“自首……”陈赓猛地一把夺过蒋介石手中的纸,挥笔疾书,一下写满了“打倒蒋介石!打倒卖国贼!”等口号。蒋气得头昏脑涨,连叫道:“你这个态度,你这个态度!……”然后命令把陈赓押下去。

1934年,吉鸿昌英勇就义。临刑前,他让敌人给他拿把椅子,他坐在椅子上高声向刽子手说道:“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吧!我要亲眼看着子弹怎样打死我的!”

1935年冬,日军组织重兵“围剿”抗联队伍。在一次战斗中,为掩护部队突围,赵一曼受伤被俘。在监狱里,她受尽了折磨,但从未屈服过。1936年8月2日,日寇将赵一曼绑在一辆马车上押到珠河县枪杀。刑前,日军问赵一曼:“还有什么话要说?”赵一曼昂然回答:“为抗日斗争而死是光荣的!”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寻找侵略中国的借口,利用御用文人杜撰“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版图之所有。为驳此谬说,傅斯年主持并邀史学界同人,挑灯夜战撰写《东北史纲》,一面驳斥日本指鹿为马的胡说,以正视听;一面让国人了解东北历史,激发国人的爱国激情。同时,他又托人将《东北史纲》的主要部分译成英文,递交给“国联”,迫使“国联”做出了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此为中国及各国共认之事实”的结论。

陈序经在西南联大时,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1941年,国民党政府规定,所有在大学中担任行政职务的负责人,校长、教务长、秘书长、院长等都要加入国民党。当这一命令传达到联大后,陈序经破口大骂:“什么东西!我就不入国民党!”

1942年春,因叛徒告密,廖承志不幸被捕。在监狱中,他横眉冷对蒋介石的威胁利诱。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进行谈判,中共代表团就释放廖承志等人的事一再和国民党交涉。这此,廖承志已被从江西转移到重庆,关在国民党的杀人魔窟歌乐山下面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牢房里,蒋介石迫于形势,曾找廖承志谈过一次话,企图引诱他投降国民党。他试探着问:“如果放了你,你还是要回到你的组织中去吗?”廖承志气宇轩昂地说:“那当然!”蒋介石气急败坏地说:“放了你,于公于私都说不过去。”廖承志毫不退让,回答说:“这就是说,如果我不放弃自己的立场,你就不会给我自由了,既如此,还有什么可谈的!”说完,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廖承志被关在监狱里时,蒋介石很害怕何香凝去重庆找他评理。何香凝在机场,有人劝阻她上飞机;她要赴重庆,就立刻有人送去巨额支票。何香凝知道是蒋从中作梗,便在支票背面写了两句诗:“画幅岁寒图易米,不用人间造孽钱。”原封不动地把支票交来人退回。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在香港的梅兰芳悲愤不已,沦陷的当天,他毅然留起了胡子。家人为之奇怪,梅说:“我留了胡子,日本鬼子还能强迫我演戏吗?”

抗战期间,有一次马寅初准备在重庆大学商学院大礼堂演讲,台下混进了国民党特务,情况很危险。马老带了女儿和棺材上台。他说:“为了真理,我不能不讲。我带了棺材,是准备吃特务的子弹;带女儿来是让她亲眼看着,特务是怎样卑鄙地向她爸爸开黑枪的,以便她坚定地继承我的遗志。”接着,话锋一转,就针对国民政府的种种腐败状况、四大家族的企业、财产等等算了一笔细账。他大声疾呼:“如今老百姓穷得连饭都吃不饱了。还要这个捐,那个税,我看要捐、要税,首先应该向四大家族开刀!”他的演讲赢得了阵阵春雷般的掌声,混在台下的特务始终不敢下手。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连连派人去与马老“交谈”,以高官、美金为诱饵,劝他不要再发表此类演说,然而均被马老严词拒绝。逼得蒋介石亲自派人去请马老,说有事叙谈,马老照样拒绝了。

抗战期间,张奚若作为一名“国民参政会”的议员,曾多次在参政会上对现行的政治制度进行激烈的抨击,呼吁政治民主在中国的实现。在受到蒋介石的一再压制后,张一怒之下拂袖退出了参政会,回到联大。当国民参政会再次开会,请他赴渝出席时,他给蒋介石发去了一封8字电文:“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1948年夏季的一天,吴晗找到朱自清兴冲冲地说:“我找你签名来了。”朱自清当时患了严重胃病,却无钱治疗。因为那时物价飞涨,他全家十二口人吃都不够,哪有钱去治病呢?他看着吴晗,问道:“签什么名啊!”吴晗展开折叠的大纸,只见抬头有一行醒目的大字:抗议美国扶日政策,拒领美援面粉。朱自清只看了一眼,便用颤抖的手拿起笔来。吴晗看见朱自清太贫困了,便凑过来说:“这次您……”“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朱自清推开吴晗的手,在宣言上一丝不苟地签上了名字。

1948年8月6日,朱自清因胃疼住进北大附属医院,借钱做手术,却被误诊为盲肠炎,等后来发现是胃溃疡时,已经来不及了。8月12日午时,朱自清逝世。临死前,他还不忘叮嘱夫人陈竹隐:“我已拒绝美援,不要去买配售的美国面粉。”

解放前,梅兰芳在上海演戏,由于名声响亮,很多富商名流不免想借他的名望笼络人心,牟取暴利。一天晚上,梅兰芳演完戏,到后台卸妆,只见一个衣着华丽的富商,笑眯眯地迎了上来,恭维地说:“梅先生艺高绝伦,可贺,可贺。一点意思,聊表寸心。”说着递过来一张一万元的现金支票。梅兰芳接过支票,看也不看,从袋里掏出一盒火柴,随手“嚓”的一声,把支票点燃起来。旁边的人大吃一惊,那个阔佬气得脸色铁青。梅兰芳笑笑说:“艺术不是能用金钱收买的,你走吧。”来人无奈地怏怏而去。

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举办60周年校庆,陈伯达出席并作纪念讲话。陈冲着坐在主席台上的马寅初,厉声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做出检讨!”马闻听此言,微微扬着脸,望着陈伯达的头顶,一言不发,视若无物。

蒋介石请胡小石为其撰写寿文,胡以“只会给死人写祭文,不会替活人写寿文”为由拒绝。学道第三王国维自述其经验:苟考之古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其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识、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

胡琴圣手孙佐臣,早年练功,于严寒时将双手插入雪中,冻得僵硬麻木,才开始胡琴练习,非到手指灵活,掌心涔然汗出不止。

1875年初春,章太炎6岁,其父章浚邀请十余位文人、亲友来家中饮酒作赋。春雨霏霏,情趣盎然,一位与章浚同宗的章老先生乘兴之余,令小太炎应景诵诗一首。小太炎略作思考答诵:“天上雷阵阵,地下雨倾盆。笼中鸡闭户,室外犬管门。”

丁日昌幼有神童之誉,20岁中秀才。但此后连年赴举不第。由于久不得志,愤然赴县衙击鼓鸣冤,高呼:“青天白日,饿死秀才!”这件事让惠潮嘉道道员李璋煜知道了,将他招至幕中,从此进入官场。

魏源主张将帅要多读兵书,并对“纸上谈兵”作了新的解释。他说,人们动不动就讥笑研读兵书的人为“纸上谈兵”,殊不知纸上的功夫有深浅之分,如能掌握学习要领,对前人的用兵韬略领会其精神实质,做到融会贯通,那么,遇到战争,就会灵活运用,使“纸上”之功变为“马上”之功。

程潜少年时,学习十分刻苦。夜阑人静,也经常点着油灯苦读。一次,一个盗贼光顾程家,看见程潜正在一遍一遍地诵读《诗经》,正襟危坐,琅琅有声。小偷被少年的抑扬顿挫深深吸引,于是不偷。后来,他对乡人说起程潜:“程家的后生书读得非常认真,将来必有出头之日。”

谢无量10岁时,父亲命其以风筝为题写一篇论说文,他却写了一首《咏风筝》的诗:“儿童心怀巧,剪纸作飞鸢。不是麻绳系,乘风直上天。”

齐白石年轻时是个雕花木匠,那时叫齐纯芝,人称芝木匠。胡沁园见其天赋才气过人,且有刚直不阿的品格,决定收其为徒。胡问他:“你愿不愿意读读书、学学画?”芝木匠回答:“愿意倒是愿意,只是家里穷,年岁又大了,怕学无所成。”胡说:“怕什么!《三字经》里面的‘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你才24岁,只要有志气,什么都学得好,我有意收你为徒,你可以在我家一面读书,一面卖画养家。”自此,齐纯芝开始了习文作画的艺术生涯。

华罗庚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利用帮工的空闲时间自学数学,后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数学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一日,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在办公室里打开《科学》杂志,当看完这篇论文后,他神色凝重地问周围同事:“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没人知道。再问:“他是在哪个大学教书的?”同事们仍然面面相觑。恰好有个江苏籍的教员在旁,突然想到他弟弟有个小同乡叫华罗庚,便说:“这个华罗庚哪里教过什么大学,仅念过初中,听说在金坛中学当事务员。”熊庆来惊讶不已,立即作出决定:“这个年轻人应该请到清华来!”

黄远生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个有地位的记者:参加中国最后一届科举考试,并中了进士。按当时的制度,考中进士的黄远生本可以迅速走马上任当知县,可他却选择了去海外留学。在他的再三恳求下,清朝以新进士的资格派他去日本中央大学专攻法律。黄远生在大学里的表现很突出,不仅成绩名列前茅,而且被教师和同学推举为课堂翻译。

苏步青念小学时,天天背诵《左传》、《唐诗三百首》,到毕业时,这两部书已能背诵如流;到中学后,老师不信他能写出作文《读〈曹刿论战〉》,便顺口举出一篇《子产不毁乡校》让他背,小苏步青一口气背完后说:“整部《左传》,我都可以背出来。”

陆费逵6岁随家由汉中迁居南昌,水陆途中历经84天。到南昌后,他就能将沿途所经大小地名依次回答出来,无一遗漏。

谢冰莹4岁识字,两个月后居然背出了随园全部女弟子诗。

洪业庭训时,就能背诵1400多首杜甫诗和30余篇杜甫文,后来在美国写《杜甫传》巨著,全凭记忆所储存,不需再去查找杜甫诗文。

严北溟5岁进私塾,所读《三字经》、《千字文》一两遍就能背诵。他后来能背诵唐诗、宋词3000多首。

熊十力10岁时,父亲讲授《三字经》,他一天就背熟了。熊能背诵很多书,他著书立说,案上仅文房四宝,而没有一本参考书。

冯玉祥在常德求学时,十分努力,每日读英文两小时。上课时,关上大门,门外悬一牌,上书:“冯玉祥死了!”不准外人进去,课毕始启门除牌云:“冯玉祥复活了。”

李公仆幼时非常顽皮,他在私塾里读书,那些小同伴常常叫他为“嫌人”,意思是说他顽皮得讨人嫌。有一次,有个小学生骂他,他跑去告诉老师,让老师叫了那个小学生来问:是说他“嫌人”还是“贤人”?镇江口音,嫌和贤,是同音的,那小学生站在老师面前,很委屈地说是圣贤的“贤人”,因为他不敢承认是在骂人。老师就趁着给他们调解,讲了些故事,说了些道理。两个孩子很受感动,重新做了朋友。

初中毕业证是华罗庚所拥有的唯一一张文凭。1936年,26岁的华罗庚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不愿读博士学位,只求做个Visitor(访问者)。因为做访问者可以冲破束缚,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他说:“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

梁启超被学生们尊称为“老博士”,梁闻后说,我还年轻,并没有老。一个学生说,那么称“先秦博士”如何?先生不是正教我们先秦政治思想史吗?梁说,不敢当,不敢当,不过可以加一个“准”字,称“准先秦博士”。

饶余威说:“钱钟书上课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与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时总是第一。”

陈登科在2岁时,被一个老塾师判定为“只能放猪,不能读书”的孩子。陈并未因此而气馁,参加新四军后,他在仅识几百字的情况下,写了篇报道自己亲身参加战斗的稿子。令他颇受鼓舞的是,他第一次向《盐阜大众报》投稿,文章就被登出来了,虽然全文的60多个字中,被编辑订正了的错别字就有34个。民国时,章太炎曾一度在湖北主持县长考试。应试的人,大多为清代的读书人,熟读经史。章太炎出了两个试题:“宰相出自州郡”、“区田荒旱之法”。考生面面相觑,不知出自哪部经典,没法下笔。有一位应试的老夫子,站起来请主考官大人对题目加以解释。章太炎大怒曰:“这样简单的题目还不能作,怎么能做父母官、百里侯,你们自己去想一想!”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写过一副对联自勉:“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睡;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顾颉刚出生在书香门第,家教极严。一次,外面下了大雨,顾颉刚借故不想去上课,对母亲说:“今天雨太大了!”母亲回答他:“你不想去吗?就是下铁,你也得去!”

华罗庚在初二那年,读胡适的《尝试集》,他只看了前面的“序诗”,就掩卷不看了。他说:这首诗中的两个“尝试”,概念是根本不同的,第一个“尝试”是“只试一次”的“尝试”,第二个“尝试”则是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了。胡适对“尝试”的观念尚且混淆,他的《尝试集》还值得我读吗?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平顺天中学堂。他的各门功课自学进度皆超过老师的课堂教授进度。他大量阅读课外读物,国文作文成绩经常名列前茅,更因为善做翻案文章,从不落俗套,而深得国文教员的赏识,曾得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批语。

蔡元培第一次向北大全校学生演讲时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还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其他目的的人去应用的。”

王国维治学的两次转向,由哲学转而文学,又由文学转而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既不全属于倒退,也未尝不是坚持自身学术个性并反省和调整自身的明智之举,其间选择的痛苦与解脱、执著与寂寞心,未尝不造成了他在学术上的“无我之境”,即追求学术本身相对存在的客观价值及长远功用。其言谓: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日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事物无大、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及其回归,皆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

某西方学者评论辜鸿铭:“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没出娘胎,就读了书了,他开口老庄孔孟,闭口歌德、伏尔泰、阿诺德、罗斯金,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们一打的句子来驳你,别瞧那小脑袋,装的书比大英博物馆的图书还多几册吧?”

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几位先祖一样,有时也喜欢舞文弄墨。他的寻常书画,过去钤印为“宣统御笔”或“宣统宸翰”。到“满洲国”后,常用的印则换成了“所其无逸”、“缉熙敬止”、“无逸斋宝”等。

潘光旦在清华读书时,因跳高致伤而锯掉了右腿。有一次他问学校代理校长严鹤龄:“我能否出洋?”严回答说:“怕不合适吧,美国人会说中国人两条腿的不够多,一条腿的也送来了!”一位美籍女教师闻之,便打抱不平地说:“他的功课门门总是考第一,他不能出洋,谁还能出洋!”

章太炎说话有浓重的江浙口音,讲国学时,方言古字错综复杂,听者难懂。在武汉中华大学上课时,不得不让学生黄侃做“翻译”。

金岳霖赴美留学之前,曾就如何选择专业向其兄长征询。其兄建议他学薄计学。金岳霖到美国后开始按部就班地学习,后因无兴趣,便改学政治学。就这次更改,金专门致信兄长,说:“薄计学,是雕虫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儿,何必学这雕虫技艺。昔日项羽不学剑,就是因为剑乃一人敌,不能当万夫。”

陈寅恪博闻强记。一次,一个学生来问他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再去找其余的材料。

钟敬文在岭南大学时,与冼星海毗邻而居。一日,冼突然拍着钟的肩膀说:“米司特钟,我们可以作一种学问上的交换吗?”“交换什么呢?”冼对钟说:“你教我学中国古诗,我教你拉梵阿林(小提琴)。”

俞平伯在大学教书时,非常注重文人气的体现。有一次,他在红楼贴出告示:本周没有心得,停课一次。

齐白石未成名时在北京琉璃厂卖画,陈师曾偶识其画便察其非凡,遂雨夜造访。陈在看完齐白石一大箱子的画后说:“很有味道!酷似八大、青藤、大涤子,犹如先贤再世……如果稍加变通,定会锦上添花。”陈师曾的这番话,令57岁的齐白石痛下“衰年变法”之决心。

邹韬奋在中华职业学校教英文课时,学生第一次答不出问题,被罚在原位站。第二次答不出,罚上台上去站。第三次答不出,罚上放在台上的那张桌子上面站。

沈从文教导黄永玉说:“摔倒了要赶快爬起来,不要欣赏你砸的那个坑;充满了爱去对待一切;死死抱住自己的业务,不要放松。”

徐复观到重庆北碚金刚碑勉仁书院拜见熊十力,请教应该读什么书。熊十力让他回去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徐说他早年已读过了。熊十力很不高兴,说:“你并没有读懂,应当再读。”过了些时日,徐复观再去,告诉说《读通鉴论》读完了。熊问:“有点什么心得?”徐觉得自己读得很认真很仔细,不免有些得意,说了与书中很多地方不同的看法。还没等他说完,熊十力就怒声斥骂起来:“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像你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又能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譬如《读通鉴论》,哪一段是多么有意义,哪一段理解深刻,这些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是太没有出息!”

闻一多给学生上课,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算术题:2+5=?学生们虽然对此感到非常疑惑,但还是给出了回答:“等于7嘛!”闻一多说:“没错,在数学领域,2+5的确等于7。但是,在艺术领域里,2+5=10000也是有可能的。”为了能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他拿出一幅题为《万里驰骋》的国画叫学生们欣赏。只见画面上突出地画了两匹奔马,在这两匹奔马后面又画了五匹马,大小不一,这五匹马后面便是许多黑点点了。闻先生指着画说:“从整个画面的形象看,只有前后七匹马,然而,这幅画给人的感觉就是万马奔腾的景象,这难道不是2+5=10000吗?”学生们听罢,恍然大悟。

郁达夫应福州文化界之邀,作一次学术性的演讲。演讲前,郁先跑上讲坛,在黑板上先写了三个大字——“快短命”。台下的人看到这三个字后,面面相觑,不知何意。隔了约两分钟后,郁才下台发言:“本人今天所要讲的是文艺创作的基本概念,就是这三个字要诀:快——就是痛快,写得快;短——要精简与扼要;命——不离题,词达意。说话和作文都是一样的,如我现在所说的,就是这个原则。不要说得天花乱坠,离题太远,或者像缠脚布那样又臭又长。完了。”

吴宓在清华代理外文系主任时,制定外文系培养学生的目标:(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的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名著,(丁)创造今日的中国文学,(戊)交流东西方的思想。

张伯苓教育学生说:“在校要认真读书,但不可死读书,只有会玩的人,才能把书读好。”

张伯苓在南开女中毕业典礼训词中说:“你们毕业了,将来结婚要相夫教子,要勤俭持家,要为公为国。不可教你丈夫升大官发大财。他升大官发大财以后,第一个看着不顺眼的人就是你。”

陈寅恪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郭绍虞曾问顾颉刚:“你写文章何以会写得这么快?”顾颉刚说:“我是学梁任公的。”梁氏的文章,尤其在早年,洋洋万言,真可谓才气横溢。顾读梁文,替它另标小题目,先找出它的脉络条理,对于任何长篇都能轻易驾驭,而自己写时,也就井然有序不假思索了。

萧雷南一直对恩师游国恩礼敬有加。他在给学生上课时,先在黑板上写:“游先生曰。”然后说:“同学们,我是游先生的弟子,你们是游先生的再传弟子。我上课,写文章,凡是引用恩师的教示,必称‘游先生曰’。你们今后也要这样,这是我们的家法。”

有一次,冯玉祥将军的侍卫奉命去请老舍先生出来谈话,侍卫去而复返之后,冯氏就问他:“你是怎么说的?”侍卫答说:“我告诉舒先生,您有话对他说,叫他来一下。”冯氏一听,立刻变色,大声责骂说:“‘叫他来’这个话你也能说?你应该很恭敬地说,我请他来,问他是否愿意出来谈谈话才对呀!”

李叔同上课时,有同学不遵守课堂纪律,以为李先生并未发现。其实李叔同都知道,但他并不立刻责备。下课后,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位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不要吐痰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

女人也能学画吗?对于这个问题,张大千说:男女的才能并无二致,女人学绘画少有大成就的原因是为别的事分心太多,不能专心绘画造成的。不仅如此,张大千还最反对“三分人事七分天”的说法,这句话应该改成“七分人事三分天”,用功人人能成功。

夏承焘在给学生上第一堂课时,笑容满面地说:“今天我们上第一节课,先聊聊天。你们喜欢之江大学吗?”同学们之间还不熟悉,女生更是胆怯,因而只有很少的学生回答“喜欢”,且声极小。夏先生便说:“要大声地说喜欢。我就非常喜欢之江大学。这儿人情款切,学风淳厚,风景幽美。之江是最好的读书环境。一面是秦望山,一面是西湖、钱塘江。据说之江风景占世界所有大学第四位。希望你们用功读书,将来使之江大学的学术地位也能升到世界第四位甚至更高。”

夏承焘教导学生:“案头书要少,心头书要多。一般人贪多嚼不烂,满案头的书,却一本也未曾用心细读。如此读书,如何会有成就?”

巴金曾反复对萧乾说的一句是:“写吧,只有写,你才会写。”

1939年,由于欧洲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本已考上了英国伦敦大学的张爱玲无法成行,于是就进了香港大学。她读书非常勤奋,每门功课都是第一,一位教授对人说:“我教了十几年的书,没有给过别的学生似张爱玲这样高的分数。”汪曾祺1946年到上海,因为找不到工作,情绪很坏,写信向沈从文求助。沈回信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

侯宝林一直想买一部明代的笑话书《谑浪》,然而跑遍了北京城所有的旧书摊也未能如愿。后来得知北京图书馆有这部书。时值冬日,他顶着狂风,冒着大雪,一连18天都跑到图书馆去抄书,终于把一部10多万字的书抄录到手。

老舍某次讲演:“青年作家们应该有创造心理,不能模仿。比如说今天人家说‘祖国’,我也写‘祖国’,明天人家说‘大地’,我也写‘大地’,这是没有进步的。诸位请看,我老舍的文章里,就没有一个‘大地’,也没有一个‘祖国’。如经发现,我愿罚银一元。”听众哄堂大笑。

林语堂说:“读书,一定要选择与自己兴趣相投的;而且要专心一意地去读,吸收他人著作中的精华;我相信用这种方法,读一本书,抵得过别人读十本书。”“至于写文章,最要紧的是写你自己心里的话,要自然,要诚实,不要无病呻吟,不要狂妄浮夸,脚踏实地写去,一定会成功的。”

苏青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小学毕业就进了著名的宁波中学。这个学校校风很好,教学认真。每到学校的周会日,学校就会把浙江的名流请来讲学。受这种氛围的熏陶,苏青成了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学校的校刊上,经常发表她的文艺作品,很快她便引起了学校的关注,同学们称她是“天才的文艺女神”。

胡适曾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勉励:敬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们”的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嫌呢?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南怀瑾能把枯燥无味的古代哲理文化课讲得妙趣横生。据台报报道,成功大学学生最讨厌的课程是三民主义、四书、五经,并把最不受欢迎的讲课者称为“三四五教授”。南先生得知后自告奋勇到成功大学讲四书五经。不到一个月,他上课的教室人满为患,学校只好安排他到礼堂授课。

琦君回忆说:瞿师(夏承焘,字瞿禅)边走边吟诗。有的是古人诗,有的是他自己的得意之作。他(瞿师)说:“作诗作文章,第一要培养对万事万物的关注,能关注才会有灵感。诗文看似信手拈来,其实灵感早在酝酿之中。比如‘松间数语风吹去,明日寻来尽是诗’。看去多么自然,但也得细心去‘寻’呀。”他站在高岗之上就信口吟道:“短发无多休落帽,长风不断任吹衣。”弟子们看着他的长衫,在风中飘飘荡荡,直觉得这位老师有如神仙中人。

梁漱溟常说自己是问题中人:有问题就得思索,就得想;问题未得到解决前,他比什么还要痛苦;他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他曾对朋友说:“我初入中学时,年纪最小。但对于宇宙人生诸问题,就无时不在心中,想到虚无处,几夜——简直是常常睡不着觉。那时我很憔悴,头发有白了的,同学们都赶着叫我小老哥。”

朱光潜晚年常沿着北大图书馆的那条大道踯躅散步。学子们骑自行车经过此地,老远便跳下车来推着走,走过他身后,才复骑车驰去。

刘心武说:我上中学的时候,语文老师教我读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后来我当了中学语文教师,又教我的学生读《多收了三五斗》,再后来我娶妻生子,不知不觉中儿子高过了我的头,上到中学,有一天我见儿子在灯下认真地预习课文,便问他语文老师要教他们哪一课了,他告诉我:“《多收了三五斗》。”这其实还算不了什么,我的母亲,我儿子的奶奶,今年已经84岁了,她就几次对我和她的孙子说:“中学时代读过的课文,一辈子也难忘。我就总记得读过叶绍钧的《低能儿》。”叶圣老就这样用他的文学乳汁哺育着跨越过半个世纪的三代人。

秉正第四杨味春在禾郡任职时,治理有方,恩威并著,颇受百姓爱戴。朝廷知其贤名,升其为巡警道。卸任当日,百姓惋惜不已。杨味春走后,满人英霖继任,此人非但不懂政事,而且跋扈专权,待属吏尤为刻薄。曾有人写对联戏称:“杨大人多福多寿,英小鬼绝子绝孙。”

魏源对清军将领的腐败无能深恶痛绝,强调指出“兵无强弱,强弱在将”,有了智勇双全的将领,“就能一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把整个部队带动起来。他反对那些趾高气扬、庸碌无能和浮滑取巧的纨袴子弟充当统兵将领,主张从部队中考核选拔那些技精胆壮、奉公守法、善于管理部队和懂得用兵韬略的人,分别担任初级、中级和高级指挥官,借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1888年,李鸿章吹嘘北洋海军的力量已经很强大了,能够保卫渤海门户,于是奏请太后、皇上御驾亲临津门检阅,然而太后却下旨派醇亲王和总管太监李莲英代表朝廷莅津检阅。朝中有位御使为此上了一本奏章说:“总管太监李莲英,随醇亲王奉旨赴天津阅兵,将恐遭玄宗宠臣为监军而使唐亡之覆辙。我朝家法严驭宦侍,世宗(雍正)宫中立铁牌,昭为法守;圣母太后垂帘,安德海假公出京招摇处以斩罪,是以纲纪肃然。而今夏巡阅海军,李莲英随醇亲王并驾齐驱,莅临天津,百姓纷纷议论,谅宫廷当道有不得已之苦衷,非廷外小民所能喻也。然而,阅军大典,今阉宦侧乎其间,将何以肃军纪而维体制?从古阉宦,巧于逢迎,而昧于大义,结党营私,拨弄是非,在宫廷之内,售其小忠小信,窃取作威作福之柄,我皇太后、皇上明目达聪,岂能受李莲英之欺骗乎?”

袁世凯任吴长庆将军部下时,有一名武官殴伤了韩国人。袁世凯擒武官准备杀之,吴将军求情希望可免除死罪。袁世凯佯装答应,取案上图书让将军阅览,自己偷偷出去杀了武官,然后进屋请罪。将军说:“执法就应该像这样。”从此,将军一直告诫在营中做事的亲族,说:“不可犯法,如若犯法,袁廷尉定不会饶恕。”

1898年,维新人士在上海创办的“务本女学”和“经正女学”等学校是中国近代最早设立的女子学校。维新人士大力提倡兴办女学,认为女子求学是妇女独立的必由之路。康有为专门指出:“无专门之学,何以自营而养生;无普通之学,何以通力而济众;无与男子平等之学,何以成名誉而合大群,何以充职业而任师长。”

刘晦之在新闸路上开了一间小校经阁,他把自己历年收集的龟甲骨片,请人拓出文字,集为《书契丛编》二十册,托人交予郭沫若,郭据此编撰出在甲骨文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殷契粹编》。在该书的序中,郭写道:“此均赖刘氏搜集椎拓之力,得以幸存,余仅坐享其成,自无待论。”

胡适在1922年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家还古文家,以今文家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与是非。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

1926年11月,厦门集美大学校长叶渊邀请鲁迅来校演讲。办学方针趋于保守的叶,自知鲁迅是一位“思想前进的文人”,为了不让鲁迅说出与自己相左的观点,他先请鲁迅吃了点东西,然后才把他带进礼堂。但鲁迅登台就讲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听说叶校长办学很拘束,学生极不自由,殊不敢加以赞同。……刚才叶校长又请我吃面。吃了人家的东西,好像要说人家的好话,但我并不是那样的人,对于叶校长办学的方法之错误,以及青年身心的发展,和参加社会的活动之必要等等,我仍旧是非说不可的。”

1927年1月23日,鲁迅应广州世界语言学会邀请前往演讲。一位姓黄的组织者为了能让鲁迅应允演讲,对鲁迅恭维了一番,说鲁迅在北京时就曾极力提倡世界语,鲁迅连忙否认,说那不是他,而是周作人。第二天开会,黄登台致辞,说鲁迅为提倡世界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即请鲁迅演讲,而鲁迅一登台就又声明那不是他,而是周作人。

鲁迅曾应邀去广州中山大学演讲,在进校门时,由于不修边幅,被门房赶了出去。鲁迅并不在意,转身就走。到演讲的时候,校方久等鲁迅不到,就去问门房。门房说:“没有鲁迅这个人到来,只是有个不像样的人来过,已经把他赶了出去。”校方知道鲁迅是蓬头布衣的,想到那人一定是鲁迅,于是立刻到处找,竟在附近的豆浆摊中找到了他,他正在蹲着吃豆浆,于是道歉之后,把他请回讲台。他一开口,就大讲广州,说这里是革命的策源地,怎么糟糕到如此?自然,他所讲的是整个广州的社会现象,而不是被赶走的这点小事,于是大家只好听着他骂,并且以为他骂得对。

陈独秀说:“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着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冰心在燕京大学任教时,曾在课堂上问学生:“余之文艺创作何如某某与某某?”良久未有人答。她又再三发问,吴世昌始站起来说:“弟子认为先生幸而生为女性,始能成为女作家之翘楚。然而,小说全面描写之深刻辛辣,先生不及鲁迅远甚;至于新诗方面之隽永超逸,先生亦逊于徐志摩。”

陈寅恪外表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文弱书生,但他却能坚持原则,不轻易迁就。在清华大学的一次硕士考试中,吴宓先生为了一个微小问题决意否决一个学生的及格,陈不惜据理力争。又有一次在中央研究员的评议会上,有一个不合理的议案,寅恪先生独仗义执言,直至该议案取消。

潘光旦当教务长时,安徽省主席刘振华有两个儿子要求来清华旁听。潘拒绝道:“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

傅斯年是知识分子中少有的敢在老蒋面前跷起二郎腿说话的人,他在一份关于蒋介石欲为孔祥熙(中央银行国库局案)说情的绝密文件上勾出要害处,并在“委座”的名侧大笔一挥批道:“不成话。”

马寅初在浙江省财政厅任职时,一日,一个陌生人找到他家。马老不在,那人对在马家打杂的老潘说:“老兄,我是德清县来的,有桩事想请你帮帮忙。这300块银洋给你吸烟,这2000块银洋是送给马先生喝茶的。小弟被提名为县长,报到省里已一个多月,至今尚未批下。马先生德高望重,又与批放县长的某君是莫逆之交,望老兄在马先生面前美言几句,请他帮我在某君处催一催。倘若事成,定当重谢。”话一说完,即告辞而去。马老回来,老潘如实禀报。不等他讲完,马老已眉头紧锁,大声骂道:“真是无耻之极!这像蚊子叮菩萨——找错了人。这种人,今天用2300块银洋来打通关节,万一当上县长,一定也是一个贪官污吏,单凭这一点,他就没有资格当县长。老潘你千万牢记,今后绝不能收这种臭钱,你马上把这笔钱如数还给他。”

50年代初留英归来的物理学教授王竹溪(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到山东大学讲学,讲座中途,束星北走到讲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接着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40分钟,而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

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长后,有人在报上发表文章指控台大“优容共产党”,说某某把院系变成亲共势力的温床。傅斯年则针锋相对地在报上批驳说,“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反对肆意在师生中搜捕共产党。

傅斯年对部属管理甚严,大学毕业生到研究所,先关门读三年书,第四年才准许你发表文章。一次,他发现一位年轻助研冬天好晒太阳,不刻苦。某日,他有意堵在门口,不让其出门,不客气地说:“你昨日已晒够了。”

齐白石晚年变法,以画虾名闻天下。老人以卖画为业,曾出一告白:“白石画虾,十两一只。”人们熟知老人一生克俭,求画时从不讨价还价。一次,有个乖巧人拿了35两银子,向老人购画,自以为得计,必有赚头。待他回家打开画时,只见3只虾和几株水草,细一看,还有半只虾隐在水草之中,只见虾尾,不见虾头。

成舍我不苟言笑,从小就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子女长大后,他却实行“三不干涉”政策:一不干涉子女的政治倾向,二不干涉子女的职业选择,三不干涉子女的婚姻家庭。

1960年,周总理到河北省农村调查。一天早晨,总理正在一个农民食堂察看,遇到一位妇女,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着个泥罐,等着打饭(玉米面煮菜汤)。周总理走上前去询问这位妇女,农村办这种食堂好不好?谁知这位妇女二话没说,怒气冲冲地指着总理大声喊:“都是你们上边让下边这样瞎搞!用不了多久,我们这些农民都要饿死!到时候,你们这些人也得饿死!”周总理虽然不断地安慰她,但自己心里十分难过,也很受震动。事过之后,当地公安机关以这位妇女在周总理面前公开攻击食堂化为由,要拘留审查她,总理得知后,立即指示公安部门不准拘留这位妇女。他说:“她对我讲的是真心话,反映了群众对农村搞食堂化的意见,这没有罪嘛!”

陈毅与白杨谈到电影,陈说:“我憋了好久喽,没得机会说。你们电影里演的那些领导干部,我一看就有气,他一出场就把手背在身后,说话装腔作势,总是端着个架子。”他站起身又接着说:“只会板起面孔训人,专整人家的思想,自己就没有思想问题?也没有感情,不通人情?!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总像这样,还了得,打起仗来谁来掩护你呢!”

人如其论,论如其人。赵元任的不偏执还表现于对民族音乐建设的看法。比如讲到共性与个性、西乐与中乐:“……算学就是算学,并无所谓中西;断不能拿珠算、天文什么跟微积函数等等对待;只有一个算学,不过西洋人进步得快一点……可是只要有相当的人才——中国还少了人吗?——在很短时期内就可以有人站在世界上做中国的代表的。要是中国出了个算学家,他是中国人算学家,并不是‘中国算学’的专家。这是讲算学,一个人在这上头要找国性发展的可能,那是很少的。至于音乐上,国性跟作者个性发展的可能就多好些了……我并没有一点什么消极的主张,说不要这个,不要那个。我所注重的就是咱们得在音乐的世界上先学到了及格程度,然后再加个人或是中国的特别风味在上,作为个性的贡献。”

冯友兰在《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中写道:在十年动乱以前,北京大学校长路平提出了一个办北京大学的方针;继承太学,学习苏联,参考英美。大动乱开始以后,他的这项方针受到批判,成为他的罪状之一。当时我也说过,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我不知道路平的方针是不是受我的影响,也很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创见,不过,当时的批判,并没有涉及到我。我所以认为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同中国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某次,皮定均将军至张掖视察地形,途中山穷水恶,颓垣破屋。将军命司机驱车进山。见有外人来,山民纷纷聚众围观,皆破衣烂衫,一名十几岁的女孩衣不蔽体,将军脸色阴沉地问地委书记:“为什么不穿衣服?”地委书记回答说:“她是傻子。”将军下车进山民家,屋里的妇人全都盘腿坐在炕上,无一人起立迎接。见有人来了,立刻用手将衣襟拼命往下拉,没有人穿裤子。将军极为不悦,质问地委书记:“看到了没有,你们这里的女人没有裤子穿!”地委书记回答说:“这里的老百姓就是这个习惯。”将军大怒:“你家的女人有没有这个习惯?”书记讷讷无言以对。

马幼鱼在担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时,家中有人想报考北京大学。一次,家人在马幼鱼面前自言自语说:“不知道今年国文会出什么题。”马幼鱼听到后,训斥道:“混蛋,想叫我告诉你考题吗?”

专致第五胡雪岩自幼家境贫寒。在钱铺做杂役的时候,由于办事勤快,机灵善变,太平军进攻杭州时,候补道王某将十万两白银托付他保管。胡雪岩立刻用这些银子买谷二十万石,储藏在衢州府。1862年,太平军率部逼近衢州,左宗棠率湘军来援。到衢州后,军粮不济。胡雪岩拿出所有的二十万石谷接济。左宗棠深为赞赏,提胡雪岩为左军粮台。清军攻陷杭州后,将领们掠夺来的数百万两银子都存放在胡处,胡以此作资本,在各市镇设立商号,获利丰厚。没几年,家资逾千万,富甲天下。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被西太后软禁在瀛台,唯一的消遣娱乐就是听外国进贡的八音琴盒。一日,光绪闲来兴起,将八音盒拆卸开来,由于没有工具,无法安装复原。便传专门给宫里修钟表的万珍斋的老板张雪岩来修。张雪岩来了后,光绪拿出一张图纸对他说:“你按照我画的图纸把这个琴盒装起来,不要按原样装。”张雪岩接过图纸仔细看了一遍,这张图画得很清楚,把琴盒里原来的机轮的位置和距离都改变了。他虽然莫名其妙,但还是依照圣上的意思,一丝不苟地按照图纸把琴盒装好。当他上满发条,打开盒盖后,顿时目瞪口呆。原来八音盒里传出的已不是外国乐曲,而是道地的中国昆曲了。

肃亲王善耆任民政部尚书时,勤于政事。当时,赌风甚嚣尘上,从王公贵族到贩夫走卒皆乐此不疲。善耆曾亲自督警,四处搜索。载振、载搏等日日混迹赌场中,善耆大怒,探明赌窟所在后,趁夜深人静,率巡警径直抓捕。到赌窟后,只见男女老幼,接踵相连,王公卿相,夫人小姐,优伶娼妓,一应俱全。众人见善耆到了,个个面如死灰,抱头鼠窜。更有两名无赖洋人,举枪对峙,善耆富腕力,举手执之,命巡警将其押送本国使馆法办。一时间,善耆被呼为“拿赌大王”。

童年时的章太炎不喜嬉耍,却对书非常痴迷。一日,小太炎在天井里专心致志地看书,天色渐暗,气温转低,其长嫂怕他着凉,唤他进屋添衣。太炎勉强进屋添衣后,仍回到天井借光读书。殊不知竟穿上了长嫂的一件“花马甲”,众人见他这副模样,忍不住大笑起来。而太炎却根本没有察觉,抬起头问家人笑什么,众人越发乐不可支。

张百熙“爱才如命”,出任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后,请桐城派大家吴汝纶当总教习。吴以年事已高,不肯应聘。一而再,再而三,张百熙竟然当场跪下,非要吴汝纶答应不可。吴虽答应了当总教习,但要求先到日本考察。不幸的是,他从日本考察完归国后,便一病不起,不久于人世。

章士钊1904年到日本留学,埋头读书,不再热心革命,连同盟会也不肯加入。章太炎、张继等相继劝说,皆无功而返。有人出主意说章士钊喜欢一个新近来日本的美女,而这个美女恰好很倾向革命,不如让她去劝劝试试。此美女即当年淮军名将吴长庆之嫡孙女,清末四大公子之一的吴保初的掌上明珠吴弱男。结果,吴弱男不仅没劝动章士钊,反而把自己搭了进去,从此成了章士钊的枕边人。

候补同知彭翼仲,在光绪三十年时辞官办《京话日报》。办报的前半年,赔得一塌糊涂。彭翼仲只好抵押房产,并找亲家借钱。重新添置了印刷机后,将每份报从四版增加到了六版。到年底,仍然是赔。为了还债,彭翼仲提笔给故人写信,希望能借二百两银子渡过难关。信送出后,彭翼仲忐忑不安,忍不住落泪。他抓起一把刀,在墙上刻了八个字:子子孙孙,莫忘今夕。写罢持刀坐定,只等来人报一声没钱即自杀殉报。不久,院门被凿得山响,下人郭四边跑便扯着嗓子高喊:“二老爷,吴老爷的钱借得了!”于是渡过危机。

恽震少年时曾收藏有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时的宣誓词。他的兄弟问他为什么要如此认真,他说:“我要看他将来能否真的忠于誓言。”

孙中山讨伐袁世凯失败后暂避日本。孙的一些追随者中有人想知道孙的出生年月日时,想以此卜算孙的命运何时好转。孙闻知后说:“你们青年人怎么这么迷信,难道我的‘八字’不好,你们就不革命了?告诉你们,我的‘八字’就是‘打倒军阀,继续革命’。”

闻一多结婚的那天,洞房内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大清早亲朋好友均来登门贺喜。可是眼看着迎亲的花轿就要到家了,却到处找不到新郎,大家急得东寻西找,结果竟在书房里找到了他。他仍穿着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读得入了迷。

夏丏尊教国文的时候,正是“五四”将近。学生们以往作惯了“黄花主人致无肠公子书”之类的文题后,夏突然叫他们作一篇“自述”。而且说:“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有一位同学,写父亲客死他乡,他“星夜匍伏奔丧”。夏先生苦笑着问他:“你那天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发笑,那位同学脸孔绯红。又有一位同学发牢骚,赞隐遁,说要“乐琴书以消忧,抚孤松而盘桓”。夏先生厉声问他:“你为什么来考师范学校?”弄得那人无言可对。

俞平伯给学生讲授诗词,每每自己先唱读。每唱完一首,自己先赞道:“好!”沉吟半晌无语,学生想要知道其所以好,俞先生已开始唱读第二首,唱毕,又由衷赞道:“好,真好!”沉迷其中,学生欲知如何好法,终不可得。

李叔同在担任《太平洋报画报》主编的时候,刊发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如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画报停办后,旧友经亨颐聘他赴杭州出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图画音乐教员,他欣然接受,但又提出了一个要求,即必须给每位学生配备一架风琴。时任校长的经亨颐以经费拮据、市面缺货为由,想把这件事推脱过去,李叔同则答“你难办到,我怕遵命”,硬是逼经亨颐乖乖就范。

《国民日报》停刊后,苏曼殊与陈独秀、章士钊、何梅士四人仍然在一起租屋居住,但此刻大家的心境已不尽相同,往日的欢乐少了,更多的是沉闷抑郁。此时的曼殊对这样的环境已极不适应,天天嚷着要离开上海,无奈同室几位挚友执意相阻。为了能够离开,曼殊煞费苦心,最终施以小计:他邀请陈独秀、章士钊、何梅士一同去看戏,在戏刚开演不久,他即起身说忘带钱了,坚决要回寓所一趟,他十分认真地说:“今天看戏是我发起的,应该我请客。我是一定要回去拿钱的。”众人拗他不过,只好让他回去。结果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陈独秀他们等不到人,就回到了宿舍,结果在宿舍,他们发现了苏曼殊留下的一封信:诸兄惠鉴……小弟不告而辞了。出此下策,实在不得已而为之……

张恨水同时为五六家报纸写长篇连载。每天晚上9点,约稿的人排着队等在门口,张低着头在特制的折叠成一摞的稿纸上奋笔疾书,几千字一气呵成。五六篇文稿各交来人,各篇中的人物从不会“打架”,前后也不会矛盾。

黄侃在北京大学主讲国学之际,终日潜心“国故”,常废寝忘食。一次,友人登门拜访。进门见黄侃一手持馒头欲吃又止,一手捧书,知其正在认真读书,于是坐在一旁,静静地等候。忽然,“啪”的一声,友人大吃一惊,原来黄侃在读到精彩的地方时,用手猛击了一下桌子,然后再将馒头蘸进朱砂和墨汁盒后放入嘴里,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大花脸。

张伯苓认为中国有五大弱点,即愚、弱、贫、私、散。为此,张制订如下教学方针:增强学生体质;教育学生以现代科学知识及方法;训练学生使之有组织及参预群体活动的能力;教育学生有道德修养;训练学生有本领为祖国效力。

成舍我最初在北京办报,赤手空拳,集社长、记者、编辑、校对、工友于一身,印刷厂是租的,机器房外一间小屋就是编辑部,也是他的卧室,几张椅子拼起来就是“床”。身上穿的,夏天是一件蓝布长衫,冬天是一件挡不住北方寒风的棉袍。几个烧饼就过一天。半夜看完大样后,机器轰轰振动,他在“床”上酣然睡去。机器老旧,常有故障,机器声音一停,他即自然惊醒,与机器似成一体。

20世纪20年代,有一位名叫筱月山的女武生,活跃于济南舞台上。她体形较胖,演《铁公鸡》之张嘉祥,斜露半边膀子,气势慓猛,翻打扑跌,无所不能。“开打”时真刀真枪,惊险非常。

梁实秋上课,口操英语,却总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叠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土气十足。初次上课,时髦的男女学生往往窍笑,他也不在乎。外观上的不协调,并不妨碍梁授课的效果。在北师大,有一次讲Burns的一首诗,情思悱恻,一女生泪下如雨,讲到惨怛处,这女生索性伏案大哭起来。

吴素秋以演花旦著称于世,但她7岁学艺时却是从武生开始的。当时吴素秋虽然身体瘦弱,但有坚强的恒心和毅力,每天坚持下腰、压腿、劈叉。后来又练跑冰地,站竖砖、站缸边和练刀、枪、剑等多种器械。

著名琴师赵济羹欲去上海演出,没想到琴上蒙的皮子竟然不出声音了,于是他去找史善朋。史善朋翻遍箱子亦未找到一块合适的好皮,便把原来的那块揭下来用开水泡开,又蒙第二次。史善朋告诉赵济羹:“北京使差点,到上海正合适。”赵济羹从上海回来,一进门便作揖说:“果然不错。”之后,其他京剧界的琴师也都相继让史善朋做琴。

史量才曾说:“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在他看来,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

时任同济大学教授、上海商学院教授和正始中学校长的陆澹庵,多才多艺,桃李满天下。他曾写过学术著作《诸子末议》、《古剧备览》、《小说词语汇释》;与洪琛一起创办过电影讲习班,胡蝶等明星即出其门下;还曾编写过京剧脚本《风尘三侠》,指导过著名旦角绿牡丹;甚至也写过武侠小说,播扬一时的《游侠外传》、《百奇人传》等,均出自他的手笔。

杨小楼曾在《长坂坡》中饰赵云在一场刘备率军民撤退,在某地宿营的戏中,刘备与赵云对白,当刘说到“你看秋末冬初,寒风透骨,好凄凉人也”时,赵云曰:“主公且免愁怅,保重要紧。”杨小楼每次演出念到这句都会获得全场彩声。一次,谭鑫培演出《黄金台》,他扮齐相田单,因上台匆忙,忘了戴帽子。观众正瞠目结舌,只听谭鑫培念起定场白:“国事乱如麻,忘了戴乌纱!”观众皆笑。

钱智修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主编20年,每期出版前,清样必带回家校核,然后才签字付印。

徐悲鸿创作过一幅《田横五百士》的作品。该画长约9尺,宽4尺多,取材于战国时期田横辞别海岛五百壮士的壮烈故事。1936年7月5日,广西第一届美术节展览会开幕,在展厅中,《田横五百士》赫然在目。当时的广西民政厅长雷殷在欣赏这幅画的时候,忽然发现画面上送别的人群中有一位英姿勃勃的壮士,其容貌、神情都很像作者。他禁不住笑着问徐悲鸿:“徐先生,这不是你吗?”徐悲鸿笑着答道:“我钦敬五百壮士的忠义气节,所以把自己画了进去。”

熊十力在论学时往往意气风发,情不自禁。有一次他与张东荪论学,谈得兴起,一掌拍在张的肩上,张逡巡后退。

吴锡泽到《文史》杂志社时,顾颉刚任社长。李长之有一篇文稿,长达一万二三千字。顾看后对吴说,此稿可缩成七八千字。结果文章删削后一刊出,李长之大为光火,写信大骂顾颉刚。顾回头淡淡地对吴锡泽说:“我们果然被骂了。”吴问怎样骂法,顾不肯说。过了一会儿,又淡淡说一句:“他说我们让他的文章失去味道了。”接着又说:“我们还是继续照我们的办法做下去,他至多是以后不来稿而已。”

林语堂对什么事都感兴趣,而且事无巨细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往往滔滔不绝地讲给自己的孩子们听。1936年,林语堂举家从上海搬到美国后,没有佣人,家务都得自己做。林对擦皮鞋很起劲,他曾站在路上仔细观察擦皮鞋的黑人小童,看他们是怎样擦皮鞋的,然后再回家教孩子们。林在鞋上抹油,用条软布劈劈啪啪地擦,手势就像街口的小童一样,擦出来的鞋和小童的不相上下。为此,林语堂颇为得意。

赵丹是个博文强记的人,他能把别人或自己演过的戏,在几十年后叙述得一清二楚,描绘得活灵活现。可是,一离开舞台和银幕,他这种惊人的记忆力似乎立即不复存在,甚至最普通的事物也经常糊里糊涂。他的儿女们在他外出工作时,总要开玩笑似地提醒他:“爸爸,侬姓啥名啥?”“阿拉姓赵名丹。”“侬有几多岁了?”“我,我搞不清爽了。”“侬住在啥地方?”“××路1723,不,不,1273,不,不,1327弄?……”

在我国京剧大师梅兰芳演过的戏里,有不少女人吃惊的细节。为了演好这一细节,他呕心沥血,反复琢磨。有一天,他回到家里,看见妻子正聚精会神地整理衣服。他灵机一动,随手抄起身旁的一只兰花瓷盆,狠狠往地上一摔,“啪”地一声巨响,瓷盆粉碎。妻子惊恐地一回头,就在这一瞬间,梅兰芳准确地捕捉住了妻子的神情。后来,他根据当时妻子的表情反复练习,穿插进戏里,把人物刻画得更加活灵活现。

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幽美,一壮美也。”

胡乔木曾高度评价施蛰存的《唐诗百话》,但对书中所说的孟浩然所作“都是五言诗”持异见。他说,《全唐诗》就有孟浩然的七律、七绝,很可能是校对有误,在“都”字前面漏了一个“大”字,“大都是五言诗”,就可以了。

季羡林回忆道:我同一群学生去旁听冰心先生的课。她当时极年轻,而名满天下。我们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样多学生,知道其中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我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轻易不敢再进她的课堂。

在废名那里,梦的世界有意低徊:“我感不到人生如梦的真实,但感到梦的真实与美。”废名还说:“中国人生在世,确乎是重实际,少理想,更不喜欢思索那‘死’,因此不但生活上就在文艺里也多是凝滞的空气,好像大家缺少一个公共的花园似的。……李商隐诗,‘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这个意思很难得。中国人的思想大约都是‘此间乐,不思蜀’,或者就因为这个原故在文章里乃失却一份美丽了……读庾信文章,觉得中国文字真可以写好些美丽的东西,‘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霜随柳白,月逐坟圆’,都令我喜悦。”

吴继传被人称为“虫圣”。他曾在诗中写道:“一叶知秋送秋声,蟋蟀叫入人心中。暂忘世俗诸琐事,专爱人间第一虫。”

“文革”时,束星北在青岛医学院接受改造。在打扫教学楼的厕所、清洗实验室的器皿的同时,他还修遍了山东省所有的地方和部队大中型医院的设备: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同位素扫描仪、冰箱、保温箱、电子兴奋器、电子生理麻醉仪、胃镜等,多至无法计算。

忠贞第六1841年,林则徐被发配新疆伊犁。途经酒泉时,听到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的消息,痛心疾首,深感国事艰难。林在致友人书中说:“自念一身休咎死生,皆可置之度外,惟中原顿遭蹂躏,如火燎原……侧身回望,寝馈皆不能安。”并赋诗哀叹:“小丑跳梁谁殄灭,中原揽髻望澄清。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

1841年8月,英军攻陷定海,继而攻破镇海。陈化成闻讯后悲痛欲绝,对部属说:“武臣死于疆场,幸也,汝曹勉之。”同时,他还在一信中写道:“英夷到处猖獗,已破虎门、厦门、定海,势必窥吴淞。陈某海上攻战四十余年,风涛素习,严兵戒备。如夷来,必能破之,以振军威。设事机不测,亦必以死继之。”

曾国藩攻占南京后,势如破竹。有人劝其反清自立,曾国藩怒斥其意,并解散所部湘军。他对劝者一再表明,自己无问鼎之意,并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的诗句以明心志。此后,朝中每当有事向其问及良策时,他都会竭尽全力。而对于朝廷大员人选的问询,他往往点到为止,从不僭越。

1884年6月,张之洞由海路抵达广州。早在1883年,张之洞上奏称:“今日法越之局,惟有一战”。他请朝廷早下抗法决心,并提出了具体的方针,诸如“务持久”、“防津”、“防烟台”、“防粤”、“防江南闽浙”、“备军火”、“速文报”等。为了加强广东防务,他积极地筹划战守之备,并劝谕地方绅民举办团练;又与广东巡抚倪文蔚、在粤的钦差大臣、兵部尚书彭玉麟等人巡阅各海口。

刘锦棠虽是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然而对升官晋爵并不感兴趣。伊犁收复以后,刘多次以祖母老病和自己患脚疾为由,申请开缺回乡。但是,当他听说法国侵略军占领越南袭击谅山,威胁广西、云南的消息后,“不禁积愤填胸”。1884年8月21日,刘锦棠上了一道《请率师与法夷决战折》,“请旨率师东下,与之决战,以纡积愤”,并且表示,“臣之脚疾虽迄未痊,而当国家有急,当奋不顾身。”在奏折中,他对敌我力量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只要坚决抵抗,无论陆战、海战,都有把握取得胜利,要求准其自募6000人东下赴越,抗击法寇。然而清廷已经决定妥协,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9月13日,刘锦棠又上奏请战,再次要求奔赴抗法前线,并且说明这样做只是为了报效国家,而并非邀功请赏。清廷又未准允。

左宝贵“知势已瓦解,志必死”,乃先期沐浴,身着御赐衣冠、黄马褂、珊瑚顶,登陴督战,往来指挥。部下劝他将头上翎顶摘下来,以免暴露自己,他坚定地回答:“吾服朝服,欲士卒知我先,庶竟为之死也。敌人注目,吾何惧乎?”他亲自指挥一门重炮向敌人还击。在激烈的战斗中,左宝贵腿上中一弹,据一位亲历这场战斗的哨官回忆:“他很敏捷地用一块布将伤口裹好以后,站起来继续鼓舞士兵作战。”他亲量大炮准星,手燃大炮,左右轰击,先后“手发榴弹巨炮三十六弹”。营官杨建春(左的表弟)见城上危险,欲挽他下城稍避,遭拒绝。这时,颈部又被流弹击中,他强忍剧痛,决心临阵死节。突然一颗炮弹又击穿宝贵的胁下,血流如注,“受伤堕地,犹能言,下城始殒。”为了反抗侵略,维护国家、民族尊严,左宝贵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时年57岁。

1885年3月底,在相继取得镇南关大捷、临洮大捷后,腐败的清政府无视胜利,竟与法国签订了屈辱的《中法会订越南条款》。闻讯后的左宗棠悲愤不已,同年9月5日,病死福州。在临终时口授的遗折中,他这样表述:“惟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

清朝爱国将领刘步蟾亲谒李鸿章,请求继续加紧扩建海军以巩固海防。李鸿章不以为然,刘步蟾则进一步慷慨直言:“相公居其位,安得为是言!且其时不备,一旦偾事,咎将谁属?”四座悚然。

1898年,康有为在“保国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其中有云:“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

“中国同盟会”大会接受了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为实现这一纲领,孙中山与大家同举右手向天盟誓:“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逾此,任众处罚。”宣誓完毕,孙中山向会员们祝贺道:“为君等庆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

大学士徐桐,素有顽固之称,被京城人呼作“徐老道”。他最痛恨洋人,可偏偏又住在洋人聚居的东交民巷,每日看着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进进出出,非常气愤。于是在门上贴对联一副:“望洋兴叹,与鬼为邻。”

秋瑾去日本前,其夫王廷钧依仗夫权横加阻拦。秋瑾激烈抗争:“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王又恼又恨,盗走了她陪嫁的首饰,妄图断其经济,以阻其行。秋瑾抱定“革命当自家庭始”的不屈心志,“钗环典质浮沧海,骨肉分离出玉门”。

1909年,孙中山在美国巴蒙演讲足足有三个多小时,听者多感动泪下。演讲结束后,有一位青年跑到他跟前,恭敬叩头说:“我要跟随先生革命,替先生挽皮包。”孙说,革命是要杀头的,你有这个胆量?青年答曰:“杀头?我不怕!”这位青年叫马湘,是加拿大华侨领袖的子弟,从此,他便一直跟随孙中山,直至孙在北京病逝。

1911年3月的广州起义,有72名革命青年在黄花岗壮烈牺牲。在72位烈士中,喻培伦是制弹专家,临行前,战友们劝他留下,他却说:“啥子话,我为革命才学制炸弹,大家都去,我倒不去,那不行!”

武昌起义后,为稳定军心,景耀月“连日倥偬马上,臀股糜烂,血肉淋漓,污沾衣褥,不顾也”。

吴玉章在回忆录《辛亥革命》中记载:“到了日本以后,又受到更多的革命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参加了拒俄学生运动。改良主义思想在我头脑中就逐渐丧失了地位。正因为如此,所以黄芒(同乡)写信回家说我参加了革命,不但未能使我发生恐慌,反而更加坚定了我参加革命的意志。我一怒之下马上将头上的辫子剪了,以示永不回头的决心。”

孙中山顾全大局,不忍生灵涂炭,慨然隐退,让大总统之位于袁世凯,南北议和时所发电报有云:“……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自有公论。”

民国建立后,王国维依旧每天长袍马褂,梳着一条长长的辫子行走于清华校园。许多教授的辫子都被学生的剪刀“咔喳”剪下了,惟独王国维的发辫却不曾有过任何困扰。采菊轩主人记曰:“余每访先生于清华园,校仆必肃然低语曰,彼留辫之先生,是此校第一之学者也。”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任徐绍祯为南京卫戍总督。南北议和后,孙中山送给徐绍祯一百万元公债。徐用两万元办了份《民立报》,用一万元遣散了沈配贞等人的“女子北伐队”,剩下的九十七万又交还给了孙中山。孙中山说,你可以留着这些钱搞政治。徐说了一句豪言:“有钱的人不能革命。我还要追随您继续努力,所以不能有钱。”

1916年,蔡元培在法国接到教育部来电,要求其回国就任北大校长。蔡于当年冬天回国。到上海后,多数友人均劝其不可就职,说北大腐败,恐整顿不了。也有少数人说:腐败的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试一试。蔡元培于是听从少数人的劝,去了北京。

李大钊认为“吾国思想界之销沉,非大声疾呼以扬布自我解放之说,不足以挽积重难返之势。”“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人之沉梦,赖以惊破。”“自我解放”,“自我之权威”,“自我之绝叫”,“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五四”前夜,李大钊的青春呐喊,成为了开创新文化运动先河的旗帜。

“五四”时期,徐特立在湖南办学。一次,有人得罪了湖南辰州的英国教士,卖国政府竟用大炮炸死了群众l0多人,赔偿洋人白银8万两,并为英国教士立碑树荣。徐老耳闻目睹这类“国耻”,义愤填膺。一天,徐老给修业学校的学生讲演,讲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洋教士为非作歹,清政府软弱无能,中国人惨遭杀害时,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他号召青年一代要“把救国的担子挑起来”,激励热血儿女,“义之所在,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说完,他跑进厨房,取了一把菜刀,当场斩断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并用断指血写了8个大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五四运动”爆发后,邵飘萍主持的《京报》迅速将运动消息传播到全国各地,不遗余力地为营救被捕学生呼吁。6月4日,邵针对徐世昌政府袒护曹、陆、章,反而镇压爱国学生的行径,在《京报》上撰写《为学生事警告政府》,文中明确指出:“镇压学生的爱国反帝运动,就是为卖国扫障铺路”,鼓励社会各界“持久进行斗争”,警告政府不可用“军警之办法”对付学生,否则爱国风潮将“更为猛烈扩大”。家人劝其少在报纸上写得罪政府的文章,邵飘萍一听就生气,说:“北洋军阀如此倒行逆施,我怎能不讲?就是枪毙,我也要讲。”8月,《京报》等11家同情学生的报纸被政府以“鼓吹社会革命、无政府、同情罢工、共产等邪说为宗旨”为由查封,邵飘萍避走上海。在上海,邵飘萍依然未停止战斗,创作沪剧《醋溜黄鱼》讽刺北洋政府,轰动一时。1920年,段祺瑞政府垮台,邵回北京重振《京报》。

闻一多对清华大学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感到十分自豪:“此次北京二十七所学校中,北京大学虽为首领,而一切进行之完密、敏捷,终推清华。……清华做事,有秩序,有精神,此次成效卓著,也是平时训练有素使然。”对自己在代表团中所起的作用也颇感自豪:“我和八哥都在秘书部,我的责任尤重,万难分身。”他告诉父母,暑假决定不回家,要在学校参加爱国活动:“我在此为国作事,并不是说有我国家即不会亡,而是国家养育学生,花费甚巨,一旦有事,学生如不出力,更待何人?”

李公仆的家境穷困,13岁时,他的哥哥送他到一家京广洋货店做学徒,三年半满师,在最末一年,他的收入也只有每月一块钱,十分艰难。在勤苦的学徒生涯中,李公仆常常挤出时间来读些新书报,朦朦胧胧地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满师时,他十六岁,正是“五四”爱国运动充溢全国的时候,受此影响,他发起了爱国团,参加抵制日货的工作。他署名“长啸”,在报上发表攻击京广洋货店贩卖日货的文章,店主知道后,就把他开除了,这是李公仆第一次参加爱国行动,并因此而遭受惩罚。

1921年,辜鸿铭对英国学者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末了的一个代表。”

在晚清名士中,林纾扮演过激进的维新角色,有着浓厚的遗老情结。1922年底,末代皇帝溥仪大婚。71岁的林纾不顾病后体乏,特地绘了四镜屏呈进。溥仪亲自书写“贞不绝俗”匾额作为赐赠。林纾接到匾额后,十分感激,写成《御书记》,内中有云:“呜呼!布衣之荣,至此云极。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死必表于道曰:‘清处士林纾墓。’示臣之生死,故与吾清相终始也。”

傅斯年给儿子取名为“仁轨”。罗家伦闻之,竟猜不出典出何处,问傅。傅斯年笑话他:“枉费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

孙中山临终前3个月对北洋政府总理许世英怒道:“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此一怒而致肝病大发遂去世。

1927年4月28日,反动政府法官在绞刑架旁提到祖宗典规,临刑的李大钊驳斥道:“你站在绞刑架旁,也配谈祖宗的典规?真是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我告诉你们,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结婚。婚礼分两次举行,一次在宋家,按基督教习俗;另一次在大华饭店,是中式的,由蔡元培主持。在这之前,蒋介石和宋美龄曾邀请何香凝去做证婚人,然而何香凝由于此前劝蒋遵循总理遗嘱及停止反共未果,心下失望至极,因而拒绝参加蒋的婚礼,蒋只得另找了一位女士证婚。

钱穆曾说:“今天我们对传统的旧中国,已可说是完全无知识了。那么对以后的新中国,我问诸位又有什么理想抱负呢?那么我想要发财,便赞成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我自问发不了财,便赞成共产主义的社会。怕只有这两条路了,还有第三条路吗?我们中国民族将来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样一想很可怕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山海关失守。消息传到北京,刘半农愤慨地对朱穆之说:“榆关失守,国民党不抵抗,再这样下去,我就去投共产党!”1933年前后,北京局势动荡,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步步进逼;周作人摇尾乞怜,曾在家门口悬挂日本国旗,祈求保护。刘半农看到后,极为气愤,对朱穆之说:“他再这样做,我就和他绝交!”

1933年11月24日,李烈钧致函蒋介石,尝谓:“南京设施鲜能适合团体,洽人民公意也。本党马上定天下,必欲于马上治之,天下人岂能尽戮?……斯时救济之法,仍以迅速解放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诸自由,使在法律、政治上受平等待遇,斯实为集智聚能安内攘外之根本要着。即国民党本身,亦不必迫之使离,强之使合,否则天下纷纷,何时定耶?”

爱国名将冯玉祥曾写过这样一首小诗:“鸟爱巢,不爱树,树一倒,没处住,看你糊涂不糊涂!人爱家,不爱国,国如亡,家无着,看你怎么去生活!”

1934年11月初,吉鸿昌在天津被捕。法庭上,他大义凛然,历数蒋介石不抗日的罪行,并解开上衣,让审讯者看他身上的累累伤痕——那是在抗日中留下的。11月24日,蒋介石下令,将吉鸿昌“就地枪决”。临刑前,吉鸿昌用树枝在雪地上题写了一首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1935年8月6日,三十六岁的方志敏英勇就义。就义前,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我埋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可以视为我的精神寄托吧!在微风吹拂中,如果那朵花上下点头,那可视我在向中华民族奋斗的爱国志士敬礼!如果那朵花左右摇摆,那就视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刘伯坚就义前,敌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说:第一,我要写封家信,交代我的子孙后代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第二,我死之后要把我葬在梅关。梅关位置,能看得远,我死后能看到革命的烈火到处燃烧。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在开幕典礼后,青年志士孙凤鸣刺杀亲日派领袖汪精卫,向他连射数枪,汪中枪倒地。孙当场亦被警卫击伤,临死前他对人说:“请你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骤发,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将蒋介石扣在临潼华清池。南京大员有的疾呼营救,有的建议谈判,有的力主轰炸西安。而宋美龄说:“余个人于事变发动之初,即决心与劫持我丈夫之西安将领作正义之周旋,任何牺牲,任何代价,皆所不顾……”

1937年,日本侵略军逼近浙江的石门湾,丰子恺举家逃难。当丰家还在路上流离,石门湾已成了焦土,缘缘堂也化为了废墟。当丰子恺得到缘缘堂被毁的消息后,不胜惋惜。后来,他们全家又流离到湖南长沙,沿途所见人民流离失所的惨状,他忘记了自家的得失。他说:“此时我已在沿路看见万众流离的苦况,听见前线浴血的惨闻,对自己的房屋的损失,非但毫无可惜,反而觉得安心。倘使我毫无损失,心中不免惭愧。”他还写了散文《还我缘缘堂》,向世人告白了一介书生的心曲。他说:“我虽老弱,但只要不转沟壑,还可凭五寸不烂之笔来对抗暴敌。我的前途尚有希望,我决不为房屋被焚而伤心。不但如此,房屋被焚了,在我反觉轻快,此犹破釜沉舟,断绝后路,才能一心向前,勇猛精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南京相继失陷,爱国画家张善孖誓死不做亡国奴,毅然离开苏州网狮园,放弃了财产和收藏,先到安徽郎溪,再回四川重庆,继赴云南昆明。他曾对友人说:“丈夫值此机会,应国而忘家。生平收藏存在苏州网狮园内,皆弃之如土,以今日第一事为救国家于危亡;万一国家不保,虽富拥百城,又有何用?恨我不是猛士,不能执干戈于疆场。今将以我的画笔写出我的忠愤,来激励志士,为海内艺苑同人倡!”

王方宇在纽约林语堂家里遇见了老舍跟曹禺。老舍见到王就说:“你从耶鲁来,你们那儿好,连外国人都说中国话。”当天在林先生家,林夫人和林太乙小姐包饺子,大家吃饺子时,老舍又说:“吃饺子不能跟外国人一块儿吃,跟外国人一块儿吃,得说英文。一吃饺子,把英文都忘了,一想英文,少吃好几个饺子。”

1940年初,杨靖宇将部队分散开来,以摆脱日寇的追袭。他自带一部在抚松、蒙江、通化地区坚持。2月,由于叛徒告密,他的行踪暴露,日军派出大批部队进行搜索。经一次次战斗,部队弹尽粮绝,留下的人越来越少。2月23日,他孤身一人在蒙江县保安村三道崴子被敌人包围。他手持双枪,与敌激战,最后寡不敌众,壮烈牺牲。残暴的敌人割下他的头示众,还解剖了他的遗体。当敌人剖开他的胃后都惊呆了:他的胃里一颗粮食都没有,只有没消化的树皮、草根和棉絮!

1940年5月,林语堂偕家人由美返国,在重庆北碚购置了一套房子。后来当他再出国时,便将房子捐给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给中国作家们留下了一封充满爱国热情的信:“贵协会自抗战以来,破除畛域,团结抗敌,尽我文艺界责任,至为钦佩。鄙人虽未得追随诸君之后,共纾国难,而文字宣传,不分中外,殊途而同归。……弟与诸君相见之日即驱敌入海之时也。”随着岁月流逝,林语堂的恋乡爱国之情与日俱增。他在美国居住达30年之久,却始终没有加入美国国籍。他说:“许多人劝我们入美国籍,我说这儿不是落根的地方;因此,我们宁愿年年月月付房租,不肯去买下一幢房子。”

1940年,宋哲元将军在四川绵阳病逝。他逝世前留言:“但愿还我山河之时,有人持酒相告,则哲元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1940年,襄樊战役,张自忠任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下,中国军队伤亡严重。但他并未退缩,依然在前线指挥战斗。后来敌人炮火逼近,他不幸身中数弹,血染军装。一个日寇军官手举战刀向他杀来,张自忠紧射数枪,终无力将敌人击退,最后以手枪对准自己头部,砰然一声,壮烈殉国。淞沪抗战期间,日军强迫中国司机胡阿毛将一辆满载军火的大卡车开往日军阵地。车行至黄浦江边,胡阿毛突然加足马力,猛打方向盘,将随同押车的日军及一车军火一起开下了波涛滚滚的黄浦江,自己壮烈牺牲。

1941年9月25日,在河北省易县的狼牙山,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的马宝玉、葛振林、胡福才、胡德林、宋学义五人,为掩护部队转移,将日军引向绝顶,在子弹打光,敌人逼上山崖时毅然跳崖。葛振林、宋学义被树枝挂住得救,马宝玉、胡福才、胡德林牺牲。他们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

梅兰芳为了推脱汪精卫伪政府组织的庆祝“大东亚战争胜利”巡回演出,连打三针能引起高烧反应的伤寒防疫针,结果高烧达42度,昏迷不醒。

弘一法师病重时,每天照常工作。广洽法师前来探望,弘一法师对他说:“你不要问我病好没有,你要问我有没有念佛。”

闻一多对西南联大“胆小怕事,逢迎当局”相当不满。在1944年5月3日的“五四”晚会上,闻一多说:“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埋头搞学问有什么用?学生是国家的主人,有权过问国家大事,如果认为一个国家要学生耽误学业来过问政治就是不幸,那么,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还不是因为没有民主?”

1946年,蒋介石打算在北方知名人士中补选一名国府委员,于是钦点傅斯年。陈布雷知傅的秉性,说他不会干。蒋仍作礼贤下士状,亲自召见傅,面提此事,傅力辞不就。事后,傅斯年致长信于蒋,再表绝不从政的志向。信云:“斯年实愚戆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台湾省在被日本占领50年后归还中国,叶恭绰欣然提笔,以诗致庆:“喜从海外赴炎洲,百战功勋海底收。施郑朱蓝都莫问,且教呼酒酬唐刘。”

抗战胜利后,南开从重庆搬回天津。张伯苓对全校师生讲道:“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南开事业是无止境的,发展是无限的。让我们拿出以往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同心协力,使南开在建设祖国的事业中,成为重要的一员。”

老舍在给冰心的小女儿的信中说,他在纽约,就像一条丧家之犬。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发动内战。张竟生打造了四柄银锄分赠国民党要员,上刻“休养生息”四字,以期停止内战。

1948年前后,张治中曾多次上书进言,拟请停战息戈,休养生息,以彻底廓清政治,但蒋介石不听。1948年夏,张治中在西安停留一周,每天和蒋都有谈话,在6月27日的谈话中,张说:“……以悲天悯人的态度,不以战争解决问题,主动停战,这样既可在国际上获得同情,在国内也能得到人民拥护。”并说明,士气低落到等于没有,高级将领很多人不愿再战,“不过是为了校长的感情不能不打仗而已”。这次长谈,屡屡使蒋“颇为动容”,但他却瞻前顾后,终未听。

潘达于家中藏有西周的克孟二鼎,其中克鼎是祖上潘祖荫得自天津柯氏,孟鼎系左宗棠为报潘祖荫当年营救之恩所赠。曾有外国人以600两黄金外加洋房交换二鼎,被潘达于严辞拒绝。此后,潘家历经敌寇洗劫,二鼎均保存完好。新中国成立后,潘达于将二鼎捐献给了国家。

1952年10月11日,邱少云和战友们在敌人阵地前潜伏,等待次日傍晚发起进攻。这时,敌人的一颗燃烧弹落在他身边,他被烧着了。他身后就有条水沟,只要滚动一下,就可以把火弄灭。但为了不暴露目标,他一动不动,直至牺牲。

1952年10月20日,在上甘岭战役的一次战斗中,黄继光受命爆破敌人一个火力点,在手雷用光,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他毅然用胸膛堵住了敌人正猛烈射击的机枪口。

溥儒在荣民总医院接受化疗的时候,每天感到无聊,便用钢笔速写护士小姐的像,见一个画一个,非常传神。张目寒对他说:“将来你可以改行教钢笔速写,不要再教国画了。”溥说:“我的病,始终不见大好,似乎时好时坏,真不知何时才可以出医院呢!”接着又说:“出医院后,我不会教钢笔画的,因为我一生研究的都是中国文化,我愿亲见中国文化能有光辉灿烂的一天。”

有一个朋友曾问了张大千一连串的问题:“大千先生,你在东西两半球飞来飞去,如入无人之境,大家觉得是一个奇迹!我现在要考你一下,可以吗?”大千笑道:“可以可以。考啥子,就答啥子。”那个朋友问:“你在阿根廷说的是西班牙语吧?在巴西说的是葡萄牙语吧?还有,在纽约说的是英语吧?”大千哈哈大笑道:“啥子语都不是。我说的是一口道地四川话。”再问:“那么,谁替你翻译呢?”答:“我那个12岁的小孩子就可以胜任了。有一次,火车还为我特别停一分钟呢。”又问:“那么,你也穿西装?”大千把长袍一抖指着说:“走遍天涯都是这长袍呀。”

巴金说:“……每一篇文章都是我过去探索中的收获,也是我一生中追求光明的呼声……我对祖国对人民有多么深的爱……我的火是烧不尽的,我的感情是倾吐不完的,我的爱是永不消灭的。”

胡适在美国参加一个宴会时,遇见一位久居国外而早已不打算回国的教授。胡在席上用中国话对那位教授说:“我劝你还是回台湾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一年半载。你要晓得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最痛苦的。”

1959年,马寅初在一片批判声浪中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呼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并附有一篇言辞铿锵的“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8月24日,梁漱溟被抄家、罚跪、游街,三代祖传的书画文物付之一炬,手稿、钱物亦为红卫兵掠走,梁家被赶到小南屋暂居。9月10日,梁上书毛主席,请求发还被掠走的《人心与人生》书稿:“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叙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不久,书稿退回。

1971年9月,躺在病榻上的陈毅得知林彪摔死的消息后,用劲撑起身子,乐呵呵地用四川口音说道:“好啊,你个整人的龟儿子也有今天,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

吴文藻说:“由于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未被承认,我还有许多重建和创新的工作要做。我虽年老体弱,但我仍有信心在有生之年为发展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作出贡献。”

沈从文在家乡听傩戏,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对年轻人打鼓失去旧范很不以为然。听着这古调犹存的戈阳腔,沈从文动情地说:“这是楚声,楚声!”随之泪流满面。

竺可桢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就开始坚持每天写日记,主要是记录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乱,只有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这段时间的日记保存了下来,共计38年37天,无一天间断!这些日记都用蝇头小楷写就,一笔不苟,共计800多万字,令人叹为观止。竺可桢在去世的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数据。成舍我91岁时又创办了一份报纸。在随后右眼失明的情况下,他为左眼配以特制眼镜,以便上班能仔细审读报纸清样。

冯友兰晚年多病,常住院。他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生吾顺事,没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

钱学森对中国的教育忧心忡忡,躺在病榻上还不忘向国家领导人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独特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1998年,赵朴初92岁。他说:“为了佛教的事业,我有信心活到100岁,有信心活到21世纪……”

豪迈第七刘铭传18岁那年,一个土豪假借团练之名欺辱其父。土豪走后,刘铭传从书塾回家,听说此事,对其兄长大吼道:“大丈夫应当自立,岂能容他这样欺辱?”说完,便赤手空拳地追赶土豪,并要和土豪决战。土豪回头对刘狂笑道:“一个儒生,敢当我哉?我把刀给你,你若是敢杀了我,就算是条好汉!”刘铭传举刀便将土豪的脑袋砍了下来,然后,骑上土豪的马,举着土豪的头,大呼曰:“此豪肆虐乡里,今吾杀之,能从吾者当保吾里。”众人皆大喜,从者数百人。

烈士赵声曾口占古风一首给挚友吴樾,其中有句云:“杯酒发挥豪气尽,笑声如带哭声多。一腔热血千行泪,慷慨淋漓为我言。大好头颅拼一掷,太空追攫国民魂。临行握手一咨嗟,小别千年一刹那。再见却知何处是,茫茫血海怒翻花。”吴樾把这首诗读了又读,每为之泪下潸然,不久即以弹掷五大臣,死于车站。赵闻噩耗大恸不已,革命之志弥坚。

1903年,章太炎与邹容在《苏报》刊载《革命军》、《驳康有为书》等犀利文字,清廷震怒,力挟上海租界拘捕章、邹。某日巡捕至学社搜查,章太炎即挺身而出:“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邹容其时乘乱从后门走脱。

1903年6月29日,清政府以鼓吹革命为由逮捕章太炎,接着又制造了查封《苏报》的“苏报案”。邹容得知章太炎自愿被捕以表其志,便决定前去“自首”。巡捕见他个子瘦小,说他:“你跑来干什么,你还是小孩子呢!”邹容指着布告牌说:“我就是清朝要捉的写《革命军》的邹容!”

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令清政府惊恐不安,遂通过日本当局,于1905年11月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对爱国学生横加限制和迫害。为此,秋瑾带领留学生进行同盟罢课,并组织敢死队,去公使馆交涉,继而又带领部分同学回国,以示抗议。临行前在浙江同乡会举行的集会上发表演说,讲到有人散步妥协论调时,秋瑾猛地从靴筒里拔出倭刀,喀嚓一声插在台上,以手指刀:“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仓促起义,结果被捕遇害。浙江巡抚得到了秋瑾与徐锡麟为同谋的密告,调兵遣将,部署镇压,一时风声大紧。嵊县会党首领王金发劝秋瑾躲避一下再说,秋瑾坚持不肯:“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

黄庐隐,本名黄英,笔名庐隐,女,福建闽侯人。黄庐隐健谈。在与男子的集会里,她可以不停地谈着话。如果某一个男人出语讽刺或是讥笑女性的话,她便面红耳赤地同他辩论,直到那个人认输为止。

张作霖参加某个大型宴会。席间,有几个日本人突然提出让张作霖当场赏幅字画。张作霖明知这是故意刁难,但又不好拒绝,只好满口答应。他令人拿来了笔墨纸砚,挥笔写了一个“虚”字,然后落款:“张作霖手黑。”盖上大印,得意地望着大家。那几个日本人面面相觑,不知何意。细心的秘书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漏洞,于是他连忙贴近张作霖身边低语:“您把‘手墨’写成了‘手黑’,应该在‘黑’字下面加一个‘土’。”张作霖一瞧,也愣了,但他非常镇定,马上就有了主意。他故意呵斥秘书:“难道我不知道‘墨’字下面有个‘土’吗?因为日本人想要的就是中国的土地,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怎么能让他们把土带走呢?这就叫寸土不让!”语音刚落,满堂喝彩。那几个日本人这才明白过来,越想越没趣,只好悻悻退场了。

杨振声性格豪爽,平易近人。杨嗜酒,任青岛大学校长时常纠合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和方令孺一起饮酒作乐,戏称为“酒中八仙”。他们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三十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经常是薄暮入席,夜深始散。他们豪迈地宣称:“酒压胶济一带,拳(指划拳)打南北二京。”

红军时期,陈士榘将军缴获了一把极为精致的手枪。将军将其上缴给军团长林表,林表转赠给了毛泽东。毛看了一眼,便随手把手枪扔到了地上,说:“等到我该使用这把手枪的时候,咱们红军早完了。”

1935年,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共产党和抗日军民想方设法刁难打击。为此,何香凝亲自到南京找蒋,为抗日战士要求物质援助。蒋介石设宴招待何,还不停地给她夹菜,但对援助之事一直闭口不谈。何对此非常气愤,连筷子也没碰便离去。随后的某一天,她将自己的一条裙子寄予蒋介石,并附上一首《为中日战争赠蒋介石及中国军人的女服有感而咏》诗:“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帽裳,换你征衣去。”

1939年3月,龙书金率部于山东北陵县大宗家与日军激战,左臂中弹负伤。医生告之,弹头于左肱骨炸开,为粉碎性骨折,须手术。手术时,龙坐靠背椅,一护士取来了粗麻绳。将军惊问:“你要捆我不成?”医生说:“我们没有麻醉药,只能用吗啡代替。它的效果不好,怕你受不了。”龙大笑说:“可知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言毕挽袖伸臂,说:“请用刀,保证不动一下。”医生于是在其臂下垫了油布,便开始动刀。龙安坐椅上,纹丝不动,然脸上汗珠滚滚。术后,警卫帮其换下衬衣,拧之,竟汗流盈盆。

抗战时期,袁鸿寿在桂林七星岩宴请梁漱溟。二人在岩外的一棵小树下正闲聊时,敌机突至,盘旋于上空。袁大惊失色,万一“中头奖”,何以对天下人!而梁漱溟镇定自若,聊天如常。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发表了一篇很富于情感而批评政府甚力的演讲。文中明言“我是不怕死的!”并大胆向“特务”挑战,说在场如有特务,请他站出来,给大家看看。演讲不久的下午,闻一多即遭人暗杀。

1947年1月的一个早晨,敌人包围了云周西村,并强迫大家到广场上集合,然后按照叛徒提供的名单抓人,刘胡兰不幸落入敌手。敌人当着刘胡兰的面将6个党员用铡刀铡死了。血光满目,但刘胡兰依然镇定自若。敌人问她:“谁杀了村长?”她答:“不知道。”敌人又问:“你给八路军做什么?”她答:“什么都做!”敌人威胁道:“有人供你是共产党!”她说:“我是共产党!是共产党又怎么样?”敌人追问:“村里还有谁是共产党?”她答:“就我一个是共产党!”敌人暴跳如雷:“你嘴硬!难道就不怕死吗?”她说:“怕死不当共产党!”敌人咆哮着要铡死她,她自己躺到了铡刀底下。

1948年12月,淮海战役。黄维兵团被围于双堆集,二野两个纵队屡攻不下。陈士榘自告奋勇率3个纵队前往增援。12月11日,陈士榘到二野司令部见邓小平,要求大部队让出一个便于指挥和使用的位置。小平电询所属各部队,结果没有一个愿意让出位置。陈士榘率部拂袖而去。行进间,邓小平来电要求其继续指挥攻歼黄维。陈回答说:“一个纵队不行,所有部队统归我指挥才行。”邓小平思考后果断地答应了陈的要求。12月15日,在陈士榘统一指挥下,被围19天之久的黄维兵团彻底覆灭。

许世友每逢酒宴,必先自己满饮一杯。劝酒时,若对方曰:“不会喝。”许则曰:“你怕老婆?!”若曰:“身体不好,医生不让喝。”则曰:“你怕死?!”故被劝者不得不喝。这时,许又曰:“你明明会喝,弄虚作假,罚酒三杯。”

一次,周恩来总理在办公室接待一位美国记者。当这位记者看到周总理用的是一支美国派克牌钢笔时,便用几分讽刺的口吻问道:“总理阁下,你们堂堂中国人,为何使用我国的钢笔呢?”总理听了付之一笑,回答说:“谈起这支钢笔,话就多了。这是一位朝鲜朋友抗美的战利品,是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贵国这支钢笔。”这位记者听了周总理的话,羞愧得哑口无言,不知所措。

李敖买下一套公寓后,发现房子有问题。于是找房产公司理论。公司老板蔡万霖十分嚣张地对李敖说:“李先生,你知道我们蔡家兄弟是什么出身吗?”李敖说:“流氓出身。”蔡万霖一愣。李敖接着说:“蔡先生,你知道我李某人是什么出身吗?告诉你,我也是流氓出身。不过,我会写字,你不会。要不要打官司,上报纸,你看着办。”蔡认定李敖大有来头,于是答应赔偿。

狂狷第八清道光己丑年(1829年),龚自珍参加殿试,他的考卷被分发在中丞王植房中。王植阅头场卷时,读到第三篇,见行文怪异非常,不觉笑不可遏。邻屋侍郎温平叔闻声而至,把卷子要去浏览了一遍,说:“此浙江卷,必定龚自珍无疑。此人性喜骂,如不取,骂必甚,不如推荐上去罢。”龚于是得中进士。揭榜之日,同年问龚自珍,卷子是谁取中的。龚自珍大惑不解地说:“真稀奇,竟然是王植这个无名小卒!”

梁启超拜见张之洞时,在拜帖署款:“愚弟梁启超顿首拜。”张见后十分恼火,即出联谑之曰:“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梁答曰:“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

两湖总督张之洞慕章太炎之名,通过钱恂引其入幕府。时梁鼎芬为西湖书院院长,一日,询章曰:“听说康祖诒(有为)欲做皇帝,真的吗?”章说:“我只听说他想做教主,没听说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鼎芬为之大骇!

章太炎有一个外号,叫做章疯子。清光绪末年,梁启超、麦孟华奉康为教主,在上海宣传《公羊》义法,说是“不出十年,必有符命”,太炎先生嗤之以鼻,曰:“康有为什么东西!配做少正卯、吕惠卿吗!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康氏徒党,恨之入骨!

辜鸿铭在英国乘巴士,遇到一帮趾高气扬的人,个个脸上一副鄙视的神态。辜不动声色掏出一份报纸来看。洋佬们一看,个个笑得五官挪位:“看看这个大老土,连英文都看不懂,还要看报!你瞧他把报纸都拿倒了!”辜鸿铭等他们笑罢,也不慌忙,用流利的英语说道:“英文这玩艺儿太简单,不倒过来看,还真没什么意思!”

章太炎在日本编《民报》之余,颇有余闲,一夜,正在寓所写文章,忽闻窗外飒飒之音如瀑布下泻,一股腥臊的尿味足令人发呕,章太炎即时怒火中烧,开门大骂:“王八蛋,没娘养的,不去厕所,随处撒尿!”楼上一位青年,也还复骂之,彼此互不相让,几欲动手,后邻居劝解方平息。楼上青年得知对方是鼎鼎大名的章太炎后,立刻道歉,并拜其为师。这就是年方20的黄侃。

章太炎在日本时,陈独秀前往拜访。陈是安徽人,章是浙江人,这两省在近代出的大人物不少。陈说:“湖北有三峡、黄鹤楼、赤壁,可是出的大文人似乎不多。”不料隔壁有一个声音咆哮起来:“安徽出了很多人物,未必就是足下!湖北没出什么人,未必就不是我!”说话的,是章太炎的大弟子湖北蕲春人黄侃。

1911年7月,黄侃因宣传革命被河南豫河中学解职,返蕲春时经汉口,醉后撰时评:“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为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痛巨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7月26日,此篇《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发表于《大江报》,一时舆论大哗,清廷惊恐万分。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筹谋称帝,赠洋3000元和一枚一等金质嘉禾章,授意黄侃为其写《劝进书》。黄侃持洋元四处游玩,并将那枚勋章挂在黑猫的颈上。

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后,当年七月,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网罗密布。孙中山、黄克强等均去日本,以避其锋,亦劝(章)太炎同去日本。太炎不但坚决拒绝,且谓要去北京,向袁世凯质问。他理直气壮地说:“以前,在满洲人统治下为了反帝反清,所以在日本闹革命。现在已光复,为什么再要去日本?”又说:“定要去北京,面质包藏祸心的袁世凯,明知虎穴也要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章太炎自况:“蒿邪识麻直,弦急知韦柔。”他的使酒骂袁,以死抗争在旁人看来,无异“现代祢衡”,但太炎却还有他深一层的悲哀:“观其(袁世凯)所为,非奸雄气象,实腐败官僚之魁首耳,呜呼!苟遇曹孟德,虽为祢衡,亦何不愿,奈其人无孟德之能力何!奈其人无孟德之价值何!”

民国三年,章太炎被禁于北平龙泉寺,其五月二十三日家书,满纸牢愁,不堪卒读。中有句云:“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

北洋政府时期,有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选举产生,凡国立大学教授,都有选举权。当时,贿选成风,辜鸿铭自然也成为被收买的对象。这天,××到辜鸿铭府上,求其投他一票,并答应出资400元。选举前一天,××果然把400元钞票和选举人入场证送到,还再三叮嘱辜鸿铭明天务必到场。××刚走,辜鸿铭立刻出门,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400块钱全“孝敬”在一个叫“一枝花”的姑娘身上了。两天后,辜才回到北京。××找上门来,大骂辜鸿铭不讲信义。辜拿起一根棍子,指着那个政客说:“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逃之夭夭。

傅斯年是一个很狂的人。即使在狂人辈出的北大,傅斯年也狂得出类拔萃,人送外号“孔子之后第一人”。别人跟他打招呼,他爱理不理;说话则是说不上几句,就转过头去背书了。有一次,傅斯年走在路上,被飞驰而过的汽车溅了一腿的泥水,回宿舍后他依然怒气冲天,对室友大发牢骚曰:“坐汽车的都应该枪毙!”

“五四运动”时,辜鸿铭在一家日本人办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骂学生野蛮、是暴徒。辜的学生罗家伦看后,质问他说:“你从前写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讲春秋大义,就应知道‘内中国而外夷狄’,但你却在夷狄的报纸上骂中国学生,这是何道理?”辜被气得两分钟讲不出话来,最后,他铁青着脸站起来,猛敲着讲台喊道:“当年我连袁世凯都不怕,还怕你吗?”

熊十力有一次在朋友家吃饭,朋友的孩子想吃桌上的一块肉,熊十力却立刻夹到自己碗里,说:“我身上负有传道的责任,不可不吃,你吃了何用?”于是坦然吃下。

某岁,张作霖亲迎薛大可于阶下,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薛横陈卧榻,议论风生,声泪俱下,酒后唱道:“薛大可,这几年时运不通。”张学良明白其意,赠厚礼说:“才大难为用,小住寒舍,以观天下之变,不要再为风尘所苦。”一天,大可拍案大呼:“钱的用途很广,然而钱乃身外之物,不宜久藏,藏必诲盗……”于是聚众赌博,大输。日复一日,天天如此,逐渐囊空如洗。薛泰然不以为意。有人问他,赌博要用钱作赌注,没了钱怎么办?他说:“有钱赌博,输了是天所注定。没钱了就等有钱再赌,赌博赢钱是偶尔的事,哪有久赌不输的人?我的赌道和别人不同,别人赌博是敛钱,我赌是消遣,你可以称这是文明之赌,也可以说高尚之赌。这事不能没有区别。”久而久之,大可足迹所至,人们都乐于与之接近,更愿意和他赌博。多年来,大可所输的钱,已不下百万。每每赢钱,他都施济穷人。知大可为人者,再看大可赌博,都说:“薛大可博之君子也,博之圣人也。”

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章朗笑三声,答曰:“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

戴季陶说,民国二、三年他就向国民党提倡白话文,若是听了他的话,哪里会有后来陈独秀、胡适他们出风头的机会!

熊十力的学问了得,被当时学术界称为“圣人”。然而除了学问了得,熊十力的脾气却也坏得惊人:他评胡适,说其提倡科学,可是科学知识却不如他;金岳霖研究哲学,学说却是“我论”;冯友兰则是不认字。同样被称为“圣人”的还有梁漱溟,他对熊的个性十分了解。一次,他们一起讨论问题,几句不合,就争了起来。熊十力趁梁漱溟转身的工夫,过去朝其头上就是几拳头,边打边骂“笨蛋”。梁挨了拳头,没说话就走了。

有人拿自己的文章给熊十力看,熊说:“你拿书给我看干什么?你应该看我的书,就是不看我的,也应看圣贤的书,你的狗屁东西算什么作品呢?”

刘文典对传令他去见蒋介石极为愤懑。他说:“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的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台静农与国民党政府势如冰火。在重庆期间,一些“群众团体”献媚,向蒋介石献九鼎,铭文由某学者撰写,用词都是旧时歌颂皇帝的那一套,“允文允武,乃圣乃德”之类。从不骂人的台静农拍案詈之:“什么‘允文允武,乃圣乃神’!×××!”居然骂出不雅的“×××”。

20世纪30年代末,张恨水在重庆为《新民报》的“最后关头”写时评,奇思宛转,妙文百出。其中有一则谓之“无情的故事”,系为《水浒》拟内阁名单,噱浪笑傲,令人绝倒:“内阁总理:铁扇子宋清(标准饭桶),内阁总长:潘金莲,外交总长:三寸丁武大,工商总长:西门庆,财政总长:鼓上蚤时迁(善走黑市),教育总长:黑旋风李逵,陆军总长:小霸王周通(善挨揍),海军总长:白日鼠白胜(耗子浮水是新闻)……”

傅斯年说:“谁都没有资格骂胡适之,只有我可以骂,只有我才有资格骂。”

胡适曾不无得意地说:“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二三十年。”

抗战时期,柳亚子在桂林一次演讲中问听众:“中国当前人物谁最伟大?”当听众应答后,他说:“非也,当前最伟大的人物只有三个:第一个是毛泽东,第二个是李济深,第三个,我,柳亚子。”

白崇禧将乔大壮的稿子改了几个字。乔当面严责:“阁下是总参谋长,我是中央大学文学教授,各自有一行,如若你能改我的文章,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行不行?”白哑口无言,只得再改回来。

废名教大一国文,上第一堂课时讲鲁迅的《狂人日记》,一开头他就说:“对《狂人日记》的理解,我比鲁迅先生自己理解得更深刻。”

马寅初常常对人说:“言人之言者易,言人之欲言者难,言人之不敢言者就更难。我就是要言人之欲言而不敢言之言。”

1950年,苏步青在浙江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侮辱,束星北气愤之极,把节约委员会主任像揪小鸡一样地揪起来,一拳打过去,大骂:“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什么东西?”结果苏步青解脱了,他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的罪魁。

有人问钟兆琳:“交大这个学校和钟先生的水平如何?”钟兆琳说:“全国学校,数交大好。交大出名的是电机系,而电机系里就数我老钟了。”

李敖公开自称:“50年来和500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3名是李敖、李敖、李敖!”

挚谊第九杨度和孙中山留学日本时,经常就国内形势展开讨论,甚至辩论,但往往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杨度回国前,曾拉着孙中山的手说:“我主张君主立宪,一旦告成,希望先生可以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功,我也会放弃我的主张,以助先生。都是为国,不必互相妨碍。”

苏曼殊在香港期间,心情一直很郁闷。当时同在报社工作的王秋渭曾这样回忆苏曼殊:“某日,苏子毂(即曼殊)来访馆中同事某君,遂下榻矣。子毂稚气未除,衣履不整,……性嗜闲食,行动怪诞。同事以其为书呆子,多不与语,独某君则殷勤招待备至。子毂在港,除某君外,别无友侣。”

鹿传霖生性耿直,刚正不阿,政见与小舅子张文襄经常不合,时而会有口角纷争。二人平时无芥蒂,只是在政论上,互不相让。日久即习以为常,经常吵过之后又相视而笑。一天,讨论筹备立宪年限问题,鹿认同七年,张坚持十年,二人遂拍案对骂。张指着鹿说:“蠢鹿无知觉,不足以语人事。”鹿回敬张说:“獐吃人,真可杀耳。”于是不欢而散。后来鹿夫人回娘家,张笑着对其姐说:“弟乃一獐耳。”其姐笑着说:“芝轩告诉我说,我的弟弟称他为蠢鹿,他称你为獐,那我岂不成了鹿之妇,獐的姐姐了?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怪语相谑,有失大体。”文襄默然不语。

袁金铠自称老夫子,在白山黑水间很有名声。赵尔巽督辽时,爱其人才,向朝廷推荐。被授为三品京堂。民国后,袁金铠以遗老自居,对地方政事经常参与。张作霖掌权后,和他结为兄弟。袁金铠年长,张作霖称呼他为大哥,张学良对其也相当恭敬,称其为“六大爷”,言犹称呼伯父。

1922年,闻一多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西方绘画艺术。翌年,梁实秋也来到美国,进了科罗拉多泉大学。梁实秋到科泉后,马上给闻一多寄去一封信,里面装着12张当地的自然风光画片,在其中一张的背面写了一句话:“你看看这个地方,比芝加哥如何?”一周后,闻提着一只大皮箱突然出现在梁实秋跟前,把梁吓了一跳。原来闻一多已从芝加哥大学转到了科泉大学。

冰心在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时,常收到吴文藻寄来的有关文学的书,老师对冰心课外阅读之广,颇感惊奇。当她告诉老师有中国朋友给她寄书时,老师说:“你的这位朋友是个很好的学者!”

1927年4月,李大钊等共产党员被捕。杨度和章士钊多方奔走营救未果。被捕同志牺牲后,杨度变卖了在京房产,倾其所有周济遇难者的遗族。

1928年,丰子恺为预祝弘一法师50岁生日,在上海与法师合作《护生画集》第一集,共50幅,由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题诗,一诗一画对照。1939年,弘一法师60岁时,丰子恺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二集60幅。弘一法师更要求丰子恺在他70岁时作《护生画集》第三集,80岁时作第四集……直至100岁作第六集。

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家裘古怀英勇就义。他在狱中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死后,希望你不要太封建,你应当重建你的家庭,找一个情投意合的正派人,如果你还纪念我的话,希望你以后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就叫他‘念怀’。”

1929年,年仅34岁的徐悲鸿担任北平国立艺术学院院长,他决定聘请齐白石担任国画系教授,曾三次亲临齐家,诚意敦请。二人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齐氏激动之余,精心绘制了一幅山水画送给徐悲鸿,并在画上题诗:“少年为写山水照,自娱岂欲世人称。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倾胆独徐君。”

1930年2月,梅兰芳首次在美国演出京剧,其绚丽多彩的舞台魅力使众多观众为之倾倒。人们排着长队依次同他握手,将一种花命名为“梅兰芳花”,还新编了一首“梅兰芳歌”。

1930年,成舍我自欧洲带回来一只轻巧坚固的纸箱。上海的南京大马路四大公司均无此货。张佛千对这个箱子爱不释手,成立即相赠。后张保存此箱一甲子以上,锁及把手都已坏了,仍作为“爱晚斋藏牍”之用。张对成说:“我对得起赠我箱子的人了!”成大笑。

红军时期,在一次战斗中,三军团某营遭敌人围困,彭德怀军团长命一营长急去解围,未果,溃退而下。营长归来,彭总大怒,命钟伟:“把这个营长毙了!”钟伟讷讷应诺,推营长出门外,拔枪朝天放,轻声附营长耳说:“快走,避几日,千万不要露面!”钟伟遂率部下,勇突敌阵解某营围。

张大千与江紫宸比诗,输掉了祖上旧藏王羲之的《曹娥碑》。10年后,张母病重,对大千说想看一看《曹娥碑》,大千推说放在苏州了。老母亲要他回苏州拿来。《曹娥碑》已被江氏卖掉,大千回到苏州,度日如年。恰巧叶恭绰来访,闻其心事,大笑,说《曹娥碑》正在他手里。大千闻之大喜,诺以重金买回,或借来给母亲观后奉还,岂料,叶恭绰说,这原是张家祖上旧藏,太夫人又在病中,愿以原物归还,不取分文。事后,张大千对人说:“恭绰风概,不但今人所无,求之古人,亦所未闻。”

金岳霖对章士钊说:“你只比我大13岁,可是,我曾经把你看作大人物,背过你的文章。”章说:“这很简单,我比你大13岁,但是,在你1岁的时候,我比你大13倍,你15岁的时候,我已经28了,正是写文章的时候,要是我一直比你大13倍,那还得了,那我已经成为明朝的人了。”

陶行知与翦伯赞交谊颇深,翦爱吸香烟,而陶不吸,但常以友人赠己者转赠翦伯赞。一日,一美国友人赠陶一支好烟,陶用纸包好托人送到翦处,并附诗一首:“抽一支骆驼烟,变一个活神仙,写一部新历史,流传到万万年。”

抗战时在昆明,陈寅恪住三楼,傅斯年住一楼。每次警报一响,大家“闻机而卧,入土为安”,往楼下防空洞跑,只有傅斯年“背道而驰”,奔向三楼把患眼疾的陈寅恪扶下楼来,一起进洞。

解放后,冯友兰曾与郑振铎同团出访国外,两人年龄相若,而风貌迥异。冯看上去很威严,说话有点口吃。郑振铎开玩笑的对象往往就是冯友兰。他经常喊芝生先生(冯友兰)为“大胡子”。有一次,理发师正给冯先生刮脸,郑站在旁边起哄,连声对理发师高呼:“把他的络腮胡子刮掉!”理发师不知所措,一失手,真把胡子刮掉一块。这时候,郑大笑,旁边的人也跟着哄笑。然而冯先生只是微微一笑,神色不变。

周谷城与梁思成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开会。其间,周谷城指着墙上挂着的画问梁:“大师,那张画有什么用?”梁思成回答:“补壁。”周会心大笑,从此视梁为知己。

一次,季羡林去“四联理发店”理发,遇见老舍也在。两人点点头,打了招呼,各自坐在椅子上让师傅替他们理发刮脸。老舍理完发先走了。等季羡林理完后到柜台上付账时,收款员悄悄地对他说:“刚才那位先生已经替您付了。”季羡林大为感动。

胡适晚年,和一位叫袁瓞的卖芝麻饼的小贩成了朋友。胡在给袁的回信中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一次,胡适心脏病复发住院。他的朋友拿来一个芝麻饼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相信你没有吃过!”胡适见是芝麻饼,笑着说:“我早就吃过了,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天真的胡适以为,偌大的台北市,芝麻饼都是“我的朋友”袁瓞一个人做的。

袁鸿寿写梁漱溟:梁老之慈祥正直,乐于助人,我们是万万不能及的。“文革”中,我在最困难的时期,每月只给生活费9元,梁老闻之,不让我求助于我的老伴。他说:“妇女受不得刺激,你还缺多少?”我说:“我不能戒烟,每月还缺14元。”他立刻给我28元。他补充说:“我平时修养不够,现在冤假错案,如此之多,心中很有不平之感。”

张学良90大寿那天,台湾各界名流皆来祝贺。席间,做过蒋经国时代“行政院长”的孙运璇应邀致词,他说:“我是以学生的身份,以感恩的心情来拜寿的。早年我就读于哈尔滨大学,张学良是校董,他每月为经济困难的同学补助60元的生活费,使我们这些人得以完成学业。我代表当年的同学,祝张学良福寿无疆、万事如意!”说完,他往自己的酒杯倒满酒,举杯走向张学良,感激地说:“没有您就没有我!”仰首将酒一饮而尽。

深情第十

鲁迅对弟弟一向是厚爱有加。1900年2月,鲁迅离开故乡前往南京继续求学时曾写过《别诸弟三首》,其中之一写道:“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繁长夜雨来时。”1901年4月,他在南京写下另一首:“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

黄侃曾作七律《闺情》诗曰:“一丈红蔷荫碧溪,柳丝千尺六阑西。二情难学双巢燕,半枕常憎五夜鸡。九日身心百梦杳,万重云水四边齐。十中七八成虚象,赢得三春两泪啼。”诗中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半、双、两等数词,一气呵成,颇为有趣。

邹钟琳临终前,对身边的人说:“我死后,帮我采一朵鲜花,戴在胸前,花上要放一只瓢虫,和我一起火化。”

梁启超在美国时,与何惠珍相识,两人互生爱慕之情。梁心思起伏,写信告之李惠仙:“近年以来,风云气多,儿女情少,然见其事,闻其言,觉得心中时时刻刻有其人,不知何故也……余归寓后,愈益思念惠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下,自顾二十八年,未有此可笑之事者。今已五更矣,起提笔详记其事,以告我所爱之惠仙,不知惠仙闻此将笑我乎,抑恼我乎?”李惠仙收到信后,有意成全此事。但梁启超最终理智战胜了情感,未与何小姐有进一步的发展。

1910年夏天,胡适留学美国。远离故土,孤独难抑,作《蝴蝶》一诗:“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独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苏曼殊从小丧父,12岁时,被慧龙寺的长老看中收做弟子。成年后参加了革命。苏曼殊死之前,写信给广州的老友萧纫秋,信上只画了一个鸡心,旁边注明“不要鸡心式”。别人都不懂是什么意思。萧纫秋是他的挚友,叹气道:“和尚就要死了。他大概是想托我在广州买块玉佩,好带着去见他地下的未婚夫人吧!”玉佩带到上海后,苏曼殊已在弥留之际。看到玉佩,他强撑着把玉放到唇边亲了一下,即带着笑容离去。

胡适14岁时,就奉母命与江冬秀订婚。18岁时,母亲又命他由上海回家结婚。胡适以事业未成,求学要紧,并未回乡成婚。直到他27岁时由美国回来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后,才与江完婚。胡适有诗:记得那年/你家办了嫁妆/我家备了新房/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这十年来/换了几朝帝王/看了多少世态炎凉/锈了你嫁妆剪刀/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只有那十年的陈爆竹/越陈便越响。婚礼那天,江冬秀穿花袄,花裙;胡适穿西装礼服,戴礼帽,穿黑皮鞋;两人相对,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胡适还发表了一通演讲。新婚期间,胡适写了几首白话诗,记闺房之情趣,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十三年没有见面的相思,于今完结,把一桩桩的伤心旧事,从头细说,你莫说你对不住我,我也不说对不住你——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林语堂和廖翠凤举行完婚礼后,林对妻子说:“咱们把婚书烧了吧。这东西只有在离婚时才会用得着。”廖翠凤同意,于是二人把婚书烧掉了。

胡适的三嫂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叫曹佩声,比胡适约小10岁。1923年,胡适在杭州与曹佩声重逢,“恨不相逢未嫁时”,两人很快便缠绵难舍。为此,胡适作诗云: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但胡适最终还是舍爱求名。已为胡适离了婚的曹佩声遭此重创,万念俱灰,差一点遁入空门。

鲁迅从来不忌讳用最坏的恶意揣测国人,但当增田涉问及“是否后悔做一个中国人”时,他“眼含泪花,低沉着声音答:‘不,我爱中国人!’”

徐志摩对陆小曼爱得死去活来,他在给陆的情书中写道:“你激动了我的痴情,我说出来你不要怕,我有时真想拉你一同去死,去到绝对的死的寂寞里去实现完全的爱,去到普通的黑暗里去寻找唯一的光明。”

韦莲司对胡适一往情深。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好几次你问我,是不是生了你的气?这似乎是个奇怪的问题,我是永远不会跟你生气的,有时只是现实的情形让我伤心,这就是生活,对不对?……你觉得要是我结婚,你就能从责任及负担中解脱出来,而不知道(我从未)要你感觉有任何责任和负担。想到这点,也让我伤心。我没有要和你结婚……恐怕,我是不会为了讨你欢心而去和别人结婚的……”

梁思成在加拿大与林徽因结婚前夕,给准爱妻写了一封信,商讨行礼事宜:“……你的腿能够跪拜否?若能,则婚礼后第二天新夫妇同到领事馆向两家祖宗及父母双双遥拜;如不能屈膝则双双鞠躬亦得,总之行最恭敬礼便是了。”

李惠仙去世后,梁启超悲痛万分,泣泪纵横,作《祭梁夫人文》:“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将扶之;我有疑事,君摧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喑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双影彷徨。”

郁达夫结婚后不久,有一段时间住在静安寺附近嘉禾里。腊月的一天,郁达夫被朋友约去吃饭,结果一夜未归。原来,郁达夫醉倒在了嘉禾里的街口上,拥着冰雪睡了半夜。被发现时,一件皮袍子冻成了毡块。其妻王映霞心惊不已,从此立下“禁令”:凡是约郁达夫出去吃饭或喝酒,必须负责将他伴送回家,如果没有人保证的话,就不许他出门。

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求爱信中写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当为自己庆幸……”沈还在情书中大胆表白:“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也爱你的肉体。”

张兆和在1938年1月31日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

胡絜青手巧爱做衣裳。朋友们告诉老舍:你看胡絜青,每天准换一身衣裳。老舍赶忙去信说:“……我可没钱供你,看来,你跟我好,就得牺牲这衣裳。我不能像外国人似的,在外面把老婆捧得老高,回家就一顿打。我不会欺负你,更不会打你,可我也不会像有些外国男人那样,给你提着小伞,让你挺神气地在前头走,我在后头伺候你。”

吴晗的母亲反对他与患病的袁震结婚:“只要你答应不同她结婚,我可以把家乡的房屋、田产全部变卖了替她治病,替你尽心!”吴晗满含热泪地对母亲说:“您完全错了!我们相爱,是因为我们今生今世互相不可缺少,我不能没有她,她也不能没有我,这种同生共死的感情,是一万两黄金也买不到的!”

顾颉刚在给妻子的信中谈到新旧思想对媳妇概念的不同理解,“我们对于媳妇的观念,第一件是人;第二件是夫妻。他们对于媳妇的观念,第一件是长辈;第二件是儿女;第三件是家庭的门面。”

老舍的初恋情人是资助他上学的刘寿锦之女,虽然他们的初恋无果而终,但老舍对其刻骨铭心,终身难忘。多年以后,老舍写道:“说也奇怪,我在梦中的女性永远是‘她’。梦境的不同使我有时悲泣,有时狂喜;恋的幻境里也自有一种味道。她在我的心中,还是十七岁时的样子:小圆脸,眼睛秀中带着一点媚意。身量不高,处处都那么柔软,走路非常的轻巧。那一条长黑的发辫,造成最动心的一个背影。”大约过了二十多年,老舍仍在文中倾诉他的思念:“……我们分离有许多年了,她还是那么秀美,那么多情,在我的心里。她将永远不老,永远只向我一个人微笑。”

冯友兰曾说,他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一位是他的母亲吴清芝,一位是他的夫人任载坤,还有一个是他的女儿宗璞。1982年,冯友兰在女儿的陪同下访美。临上飞机前,冯即兴作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年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沈从文对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他说:“对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促成的。恰如我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但由我看来,都产生在一种计划中。”

多年以后,林徽因告诉儿子:“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怀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

梁思成与妻子林徽因感情真挚,两人约定:谁先死,活着的要为他设计墓碑,连图也要亲自画,不能找别人代替。1955年,林去世后,梁为她设计了墓碑。

1969年冬,沈从文在下放前,一个人在家里整理东西,屋子里乱得无处下脚。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来看他,要走的时候,沈叫住了她:“莫走,二姐,你看!”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封皱皱巴巴的信,“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接着就吸溜吸溜哭了起来,快70岁的老头哭得像一个小孩子。

梁实秋在垂暮之年与比他小30岁的台湾明星韩菁清相恋并结婚。他说:“我只是一个凡人——我有的是感情,除了感情以外我一无所有。我不想成佛!我不想成圣贤!我只想能永久永久和我的小娃(韩菁清)相爱。人在爱中即是成仙成佛成圣贤!”

钱三强与何泽慧大学毕业后,到不同的国家留学。钱三强在给何泽慧的求婚电文上写:“经过长期通信,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请求。如能同意,我将等你一同回国。”何泽慧在回电中写道:“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后一起回国。”

豁达第十一

文肃曾与曾国藩有隙。文肃授意陈右铭中丞居中调解,中丞首肯。陈右铭到金陵后,与曾国藩闲谈,缓缓说道:“有父子兄弟四人,操舟为业,舟驶入河中,三人撑篙,一人掌舵;中途遇风,互相谩骂,几乎忘记是一家人;等舟泊风停,欢笑如故,此所为小人喜怒无常也。”曾国藩说:“不然,彼父子兄弟反目,是惧怕舟覆没而葬身大海,因此没有仇怨。舟停言归于好,又有何疑呢?”中丞说:“然而,公与沈公之争,是担忧江南不保,今江南平定,而两公仿佛仍有不解之隙,岂非还不如泛舟者吗?”曾国藩笑曰:“公妙语解人,不才愿认过。”于是立即写信给文肃,和好如初。

潘光旦平易近人,饶有风趣,没有大教授架子。由于多年吸烟,其牙齿黄得发黑,特别是门牙东倒西歪,分外难看。1949年秋,在清华社会学系的一次迎新会上,一位新同学竟说,世界上最丑的事物是潘先生的牙齿。众人大笑不止。潘教授不仅不气,反而笑道:“我的牙齿的确不雅观,但是否是世界上最丑的事物,还有待商榷。”

1909年秋,章太炎与孙中山发生政治理念上的严重分歧,章竟在日本华文报上著文恶攻孙中山。蔡元培称章“尤为无理取闹”。四年后,孙中山致信蔡元培,谈民国政府之用人,认为康有为反对民国之旨,终难聚合,而“至于太炎君等,则不过偶于友谊小嫌,决不能而与反对民国者作比例。尊隆之道,在所必讲,弟无世俗睚眦之见也”。

鲁迅家里曾有两个保姆,一次,不知为何吵了起来。鲁迅受不了整日的吵闹病倒了。隔壁的小姑娘俞芳问鲁迅:“先生,您为什么不喝止她们呢?”鲁迅笑着说:“她们闹口角,是因为彼此心里都有气,口角虽然可以暂时压下去,但心里的那股‘气’是压不下去的,恐怕也要失眠。与其三个人都失眠或两个人失眠,那么还不如让我一个人失眠算了。”

有些人并不对鲁迅攻击,却受了鲁迅的笔伐,如张若谷、曾今可等。鲁迅曾说:“我对他们也并没有什么仇。但因为他们是代表恶势力的缘故,所以我就做了堂·吉诃德,而他们却做了活的风车。”关于堂·吉诃德这一名词,是钱杏村他们奉赠给鲁迅的。鲁迅对这名词并不嫌恶,反而是很喜欢的样子。同样,叶灵风引用了苏俄讥高尔基的画来骂鲁迅,说他是“阴阳面的老人”,鲁迅也笑着说:“他们比得我太大了,我只恐怕承当不起。”

朱复戡以号行世,本名朱义方。1919年,刚从日本学习绘画后归国的张大千,慕名拜访朱老先生,想向他学习书法。张到朱府后便问朱复戡:“朱义方是不是贵府的老太爷?”朱说:“本人就是朱义方,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张说:“吾兄切莫开玩笑,请让我一见朱义方老先生。”朱又答道:“在下确是朱义方。”张大千无奈,仍将信将疑。

章士钊以古文词雄于世,常贬胡适提倡的白话文为浅薄,因而,彼此之间有些失和。一次,二人偶同筵席,因晤谈颇洽,乃合摄一影,各题诗词。章诗曰: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字/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与你/总算是俺老章投了降。胡诗曰:但开风气不为师,共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常相亲不相鄙。

金岳霖经常鼓励学生要有自己的见解。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大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极负盛名的歌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立即说要买来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马上对先生说:“说老实话,你看不懂的。”金岳霖闻言,说:“哦,哦,那就算了。”

刘文典性情孤傲、乖僻,对新文学的兴起一直心存芥蒂。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一次跑空袭警报时,路遇同样在跑警报的中文系同事沈从文,刘文典正言厉色地对沈从文说:“你跑什么?我跑,是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讲《庄子》了。”面对刘的莫名挑衅,沈从文一言未发,扭头而去。

徐志摩下棋,落子飞快,但是隐含章法。梁实秋与其对奕,三、五十着后即不敌,徐志摩立即含笑而起,不计较胜负。

许地山到英国,住在老舍那里。一日,许地山去伦敦城里,日落时才回来,进门便笑,而且不住地摸他刚刚刮过的脸。老舍莫名其妙。许又笑了一阵才说:“教理发匠挣去两镑多!”老舍大吃一惊,那时候,在伦敦理发普通是八个便士,理发带刮脸也不过是一个先令,“怎能花两镑多呢?”原来是理发匠问许地山什么,许便答应什么,于是用香油香水洗了头,电气刮了脸,结果就花去两镑多。

20世纪30年代,阳翰生发表了颇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地泉》。《地泉》再版时,阳恳请茅盾为作序。茅盾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你的《地泉》是用革命文学的公式写成的,要我写序嘛,我就毫不留情地批评它!”阳翰生并不在意,仍然坚持要茅盾作序。盛情难却的茅盾只得写了《读后感》。他在《序》中写道:“《地泉》描写人物运用的是脸谱主义手法;结构故事借助于‘方程式’;而且在语言上也是用标语口号的言词去表达感情。因此,从整个作品来讲,《地泉》是不很成功的。”不久,《地泉》再版了,阳翰生毫不遮丑,一字不漏地把茅盾的《序》印在了里面。

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不久,提出一个“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交给院内总办事处的办事人员去油印。印好送来时,发现里面有错字,还有错页。胡颂平把错字校正了,送回去请他们重新装订。胡适叮嘱胡颂平:“偶然的错误,任何人都是免不了的。你请他们重新装订好了,千万不要责备他们,还要谢谢他们。”

钱钟书在联大外文系执教时不满30岁,才华横溢,也颇有点年轻气盛。他在评价联大外文系教授的学术水平时说“陈福田(时任联大外文系主任)太俗,吴宓太笨”,这样的话当然让别人很难接受。当联大外文系决定不再续聘钱钟书任教时,为钱钟书所诟病的吴宓却站出来为其鸣不平,亲自找系主任陈福田做工作,劝说陈福田和其他教授留住钱钟书。后来虽因钱钟书一时心高气傲,拒绝受聘而未果,但吴宓的雍容大度却在联大传为佳话。

王季思少年时爱好体育运动,在竞技场上养成好胜习气,常因小事与人争执,并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夏承焘劝王说:“当于忍无可忍之处,常存若无其事之心,才能专心治学,不以杂务分心。”

冯友兰的“贞元六书”中的《新世训》、《新理学》、《新事论》三书出版后,得到诸多好评,一时声名鹊起。为此,蒋介石还特地召见了冯,以示对学界的关注。然而联大师生对此事却分外不满。一些学生还特地在壁报上画了一幅漫画讽刺冯:画中三书合成台阶样,阶上有一长须老人正拾级而上。冯友兰下课,正巧路经此处,他背着手,细细观看着壁报上的漫画,点着头说:“样子很像,很像。”

梁漱溟对生死看得很开。曾有一位生活孤苦的老人向他请教:“先生,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脱呢?”梁一字一顿回答:“佛家对生命的态度是不求生、不求死。”

汪楞伯曾言:“齐如山是拿梅兰芳当做试验品。”如老闻听后说:“汪君的话,我自然不敢当;但若没有梅兰芳,我编的戏就没有办法演出是实情;演出而不会如此精彩更是实情。”

有一次台大举行校务会议,出席的教师单位主管大约有九十多人。不知为了什么问题,法学院的几位教授,联手向傅斯年发难。然而傅斯年从容应付,教授们一直拿他没有办法。等到下午继续开会时,这批人却受到另外一批人的攻击,这时傅斯年笑了,他说:“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此之谓欤?”

朱自清写叶圣陶:大家聚谈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那里听着。他却并不喜欢孤独,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地听着。至于与人独对的时候,自然多少要说些话;但辩论是不来的。他觉得辩论要开始了,往往微笑着说:“这个弄不大清楚了。”这样就过去了。他又是个极和易的人,轻易看不见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保存着的《晨报》副刊,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他特地从家里捎来给我看;而我随便放在一个书架上,给散失了。当他和我同时发现这件事时,他只略露惋惜的颜色,随即说:“由它去吧,由它去吧!”

于右任为人仁慈厚重。对于求字的人,向来是有求心应,而且不问对方的身份、地位。有人曾问他:“每天写这么多字,难道不累?”于老笑着说:“写字是最好的运动,也是快乐的工作。人家求你的字,总是喜欢你的字,就写吧!”

林语堂在压力之下,也能保持他的幽默感。1954年,他出任南洋大学校长之后,左派人物便想办法把他弄下台。新加坡的许多报纸都攻击他,小报更加凶恶,有一家小报竟然刊登了一个人的照片,加以说明是“林语堂的兄弟,是一个吸毒的挖坟墓的人”。林语堂看了十分生气,对父亲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胡闹?”父亲把报纸拿过来一看,微笑道:“面貌倒有点像我。”

60年代,当《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登载出郭沫若的白话诗以后,刚刚分配到科学院电子研究所从事语言声学工作的陈明远给郭沫若写信,措词尖锐地批评道:“读完那些连篇累牍的分行散文,人们能记住的只有三个字,就是您这位大诗人的名字。编辑同志大概对您的诗名感到敬畏,所以不敢不全文照登;但是广大读者却对您的诗名寄托希望,所以也不能不表示惋惜,甚至因失望而导致嘲笑挖苦。”郭沫若给陈明远复信,对他敢于说真话表示赞赏。信中说:“我实在喜欢你,爱你……我告诉你,你的信一点不使我‘烦忧’,而且是非常高兴!”

“四人帮”倒台后,艾青被错划为右派长达21年的问题终于得到纠正。平反结论为:“搞错了。”诗人感慨地说:“‘搞错了’三个字来之不易,每个字代表7年!但是,黑暗的一页毕竟结束了。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我只说了三个字:俱往矣!”

刘叶秋晚年时,家人为了让他读书方便,在两个屋子之间搭了一个2.7平米的小室给他。刘老取2.7的谐音,称小室为“二密栖”,并为之作《舟室铭》自勉。诗中说:“寸土偶空,辟兹舟室。不足迥绝,聊堪促膝。可供啸歌,可读经史。虽小何碍,纵大无取。泰山沧海,微尖涓滴。钜细齐观,佛家真谛。天游在心,布衣雄世。”

梁漱溟与冯友兰是老同学。冯90华诞,设家宴请任继愈、张岱年、李泽厚等名人参加,也请了梁漱溟。梁不但没有赴宴,还给冯写了一封措辞非常另类的信,大意是北大旧人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不愿来参加寿宴。而且信上竟无上款。冯友兰虽然觉得羞辱,仍对梁的耿直深感敬佩,复函说:“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

性情第十二

严复给孙女取名,都是“某某云”。“云”表谱名,“云”上的那个字都带有单人旁表命意。一孙女名倚云,取自唐诗“日边红杏倚云栽”之句;另一孙女叫倬云,取自《诗经》中的“倬被云汉”。严复的孙女一个接一个地出生,他觉得诸孙皆女,何以克绍箕裘?便给新出生的孙女取名停云,希望子媳停窑改产。思想开通的严复,也未能泯除重男的封建意识。

季羡林与沈从文一起到中山公园去游逛。他们要了一壶茶,季正要拿起壶来倒茶,沈连忙抢了过去,先斟出了一杯,又倒入壶中,说只有这样才能把茶味调得均匀。

1944年9月7日,参政会结束后,蒋介石宴请傅斯年。席间,蒋问傅:“你信任我吗?”傅答:“我绝对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一听,十分激动:“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尤太忠将军下部队喜欢数猪。每至一个连队,不问人多少,只问猪多少。连队干部若答错,必遭痛骂。若答少一头,将军曰:“官僚主义。”若答多一头,将军曰:“弄虚作假。”是故,将军下部队,秘书必先通知部队领导:“人多少,没关系。一定要把猪数清,少一头不行,多一头也不行。”

高剑父喜穿西服,为了方便画画和举手,常将两个袖子裁得极短。他常年不穿袜子,只穿一双长筒的黑色皮鞋。

张世勋经常不修边幅。一天,张的女婿见他从图书馆出来,敞襟露胸,便劝他扣上扣子。张举着几本书大声说:“有那么多要紧事都做不完,哪里顾得上这些?”

李鸿章从曾国藩手中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时,曾问李:“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李鸿章答:“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不管什么我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听后,不语。良久,说:“呵,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李慌忙改口,认错,请教。曾于是说:“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然而,李鸿章在外交上终未能甩掉他那身“痞气”。

章太炎嗜卤食,尤喜臭腐乳。一次,画家钱化佛带一包臭咸蛋至章家,章见之欣然大乐。章知钱的来意,不待其开口便说:“你要写什么,只管讲。”钱于是拿出好几张斗方白纸,请章写“五族共和”四个字,并用“章太炎”三字落款,不要用“章炳麟”。章不出一声,一挥而就。隔两日,钱又至,这次带来一罐极臭的苋菜梗,章乐不可支,又说:“有纸只管拿出来写”,钱仍要“五族共和”四字,章毫不犹疑,一气呵成写了四十多张。

陈独秀性格刚硬。少时,祖父教其读书,管教甚严,小独秀常因背不出书而遭受皮肉之苦,然无论如何挨打,他总一声不哭。祖父为此怒不可遏,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辜鸿铭对学生要求很严,上课之前先和学生约法三章,若有难以接受者,趁早退堂。但辜老先生古文烂熟于胸,英文又呱呱叫,加上诙谐幽默,一般是没有学生退堂的。讲到得意处,他会忽然唱段小曲,或者从长袍里掏出几颗花生糖果大嚼,令人忍俊不禁。鲁迅年轻时,不修边幅,头发已经很长了仍然不理,加上经常冷然静坐,酷似枝头上兀立的猫头鹰,因此,他的同学钱玄同送其绰号“猫头鹰”。

辜鸿铭喜征逐之乐,故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粲者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先生对于妓者颇有同情,恒操英语曰:Prostitude者,Destitude也(意谓卖淫者卖穷也)。先生多情而不专,夫人在一位以上。尝娶日妇,妇死哭之悲,悼之之痛,历久不渝。先生尝患贫,故一闻丐者呼之声,立即拔关而出,界以小银币一二枚,勃豀之声,尝因之而起。

王国维始终留着他的辫子,每天早晨漱洗完毕,他的妻子替他梳头,一次她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情烦心,就嘀咕说:人家的辫子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很值得玩味,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有一天,一个外国顾问为起草文件,来向辜鸿铭先生请问一个英文用法。辜默然不语,走到书架上抱起一本又厚又重的英文字典,砰地一声丢在那外国顾问的桌子上说:“你自己去查去!”

颜惠庆任国务总理时,有一个外国新闻记者前去采访,会谈一个小时,颜说话占了45分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记者非常高兴,以为一定可以写一篇长篇通讯发表。等到返回住地,伏案起稿时,却想不出颜究竟说的是什么内容。原来,颜虽无话不说,却东一句西一句,七拉八扯,虽然讲了45分钟,其实言之无物。

苏曼殊单纯,且为人率直。苏在美国时,见一肥胖女子,体重逾两白公斤,腿粗如桶。苏上前问她:“你是否想找一个和你体重差不多的男朋友?”肥女回答:“不。我喜欢瘦一点的。”苏又说:“我正好很瘦,做你的男朋友如何?”

黄侃有个怪癖,他住朋友的房子,住得不舒服的时候,就会在墙纸上挥笔写道:此屋有鬼不可住。黄侃在北京时曾住吴承仕的房子,后因关系不和,吴令其搬家。黄侃搬家之前,爬到房梁上写了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

陈独秀秉性固执,特立独行。1919年,陈因政治活动被北洋政府拘捕,唐德刚认为其主因并非全在“思想问题”,“其中可能还有私怨。陈氏为人倨傲,而又私德不修”。

1921年,紫禁城里装上了电话。溥仪在电话本上看到京剧名角杨小楼的电话号码,对话筒叫了号,一听对方回答的声音,就学京剧里的道白腔调念道:“来者可是杨——小——楼啊?”对方哈哈大笑问:“您是谁呀?”溥仪连忙把电话挂上了。同样的玩笑他还和杂技演员徐狗子开过,又给东兴楼饭庄打电话,冒充一户宅子,叫他们送一桌上等酒席。

黄侃在门上挂了一个小木牌,上面写“坐谈不得超过五分钟”。一次,女学生舒之锐和程俊英去黄侃处借阅杂志,见到木牌后即准备离去,黄侃说:“女学生不在此限,可以多坐一会儿。”

张作霖手握重兵,进退足能左右天下。帅府因此来使云集,门庭若市,四方宾客无不以亲睹张作霖为荣。每到清晨,宾客们都鱼贯前往帅府,在客厅等候,侍从这时就高呼:“请客人稍坐,大帅随后就会下楼来。”不久张作霖出来,大家立即笑脸相迎,一一讲述来意。大帅说好,人们则欢欣鼓舞而去,回去后对主子说:“张帅同意了。”大帅说不好,人们则悻悻离去,回去后对主子说:“张帅似乎不悦。”大帅的一喜一忧,被时人看作一诺一拒。

杨宇霆好客,往往客人尚未开口,便古往今来,上天下地,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客人往往因此而面露倦容,可见杨所言之久。一日,江宁典狱长来访,杨宇霆对下人说:“如此绿豆小官也来见我,让他走。”典狱长坚持要见,说有要犯越狱,必须亲自和都督说。杨遂准其入。典狱长方入内,杨劈头便问:“犯人脱逃,是谁的责任?你还有脸来见我?”典狱长栗然,嗫嚅道:“特此来请罪。”于是陈述越狱始末。杨宇霆笑问:“狱中有多少囚犯?”答:“数十人。”“如此岂不太少?奉天的监狱常常人满为患,多时有数百人,即此一事,可见江苏不如奉天啊。”典狱长离去后对人说:“犯人的多寡,由诉讼决定……不应该以多为贵。由此可见,是杨督失言,我不敢辩白啊。”

北大毕业典礼后,师生要在一起照相,老师们坐在前一排,学生们站在后边。一次,陈独秀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却很随便,把脚一直伸到梁的前面。相片出来以后,学生送去老师的那一张,陈独秀看了一眼后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

1922年,梁启超应邀到清华大学为学生作题为“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的演讲。梁走上讲台,把讲义打开,眼光先下面一扫,然后是简短的开场白:“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的——”接着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点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既谦逊又自负。梁有着超人的记忆力,四书五经、历史典籍、诗词歌赋,往往张口即诵,即使是突然停住,只要用手敲一敲脑袋,就会马上想到,又继续大段大段往下背。有时讲课讲到紧要处,就会变成表演,手舞足蹈,情不自已,或掩面,或顿足,或狂笑,或叹息。讲到欢乐处则大笑而声震屋梁,讲到悲伤处则痛哭而涕泗滂沱,听他的课,实在是种享受。

黄侃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每次上课必定对白话文痛骂一番,50分钟的课,大约有30分钟要用在骂白话文上面。他骂的对象是胡适、沈尹默和钱玄同。黄骂钱尤为刻薄。黄说,他一夜之发现,为钱赚了一辈子之生活。他在上海穷一夜之力,发现古音二十八部,而钱在北大所讲授之文字就是他一夜所发现的东西。

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一二·九”运动后,数千军警闯入清华校园逮捕学生。事后,学生们怀疑军警手里的名单是校方提供的,因而把教务长架到大礼堂前接受质问,并有学生扬言要打。这时,身为校长的梅贻琦从科学馆方向慢步走来,登上台阶,对着二三百学生,有半分钟未发一言,然后用平时讲话同样的声调,慢吞吞地说出了五个字:“要打,就打我!”

熊佛西在燕京大学任教时,向不重分数。某次期末考试,照例给每位同学“G”(良)以上分数。后教务处告之评分太宽,谁料熊竟将原分数单取消之后,一律改为“E”(优)。

胡适收到朋友自巴黎寄来的十几个铜币,铜币上有“PTT”三个字母,谐音恰为“怕太太”,乃戏赠好友成立“怕太太会”作为会员的证章。

徐志摩一直对林徽因爱慕有加,在对林展开疯狂追求时,于自己的发妻张幼仪却是毫不在意。当他听说妻子怀孕时,立即说:“把孩子打掉。”张幼仪说:“听说有人会因为打胎而死掉。”徐回答说:“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你难道从此就不坐火车了吗?”

叶公超很少着西装,总是绸子长衫,冬天则是绸缎长袍或皮袍,下面是绸子棉裤,裤腿用丝带系紧,丝带的颜色与裤子不同,往往是颇为鲜艳的,作蝴蝶结状,随着步履微微抖动翅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非常“潇洒”。叶的头发,有的时候梳得光可鉴人,有的时候又蓬松似秋后枯草。叶顾盼自嬉,怡然自得。学生们窃窃私议:先生是在那里学名士。

黄侃在南京中央大学时,一次上课上到一半,突然神秘地对学生们说:“学校给我的薪水,只够讲到这里,你们要听下去,得另外请我吃饭。”

冯玉祥练兵好用问答式。一次召集部队讲话,讲了一段即问:“你们听见了没有?”全体肃立一致大喊:“听见了!”再讲一段,又问:“你们懂吗?”全体又答:“懂得。”冯便指一士兵问:“我刚才讲的什么?”士兵肃立答:“报告总司令,忘了。”

章太炎某次由南京返沪,其家人误记火车班次,遂未接到。章独自出站后,雇一马车,却不知家中地址,车夫问他到何处,他答以“我的家里”,结果在市内来回兜圈。家人久不见其归,遂派十余人到处寻找,终于在“大世界”附近碰到。由于“健忘”,章平日出门总有侍从跟随,以免麻烦。

冼星海到延安后,不大适应周围的环境。有时郁闷至无处宣泄,就把邻居家飞来的鸡打得满屋乱飞,他赌气地对人说:“保证我吃鸡,否则一行也写不出。”

蒋介石会客,客人说话,他不说;汪精卫会客,客人说一半,他说一半;胡汉民会客,客不说,他说;而孙科以脾气大著称,会客时则两不说话。胡汉民说:“因为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因此有革命脾气;因为他是在外国长大,因此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因此有大少爷脾气,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候两种,有时候三种一起发。”

1934年冬,熊十力候船东下,住在徐复观家里。徐有小女均琴,刚三岁,颇逗人喜爱。熊十力问她:“你喜欢不喜欢我住在你家?”“不喜欢。”“为什么?”“你把我家的好东西都吃掉了。”先生大笑,用胡子刺她的鼻孔说:这个小女一定有出息。

齐白石老人不喜欢照相,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郑景康为齐老照了十二张像,还放大了一张三尺半的,老人送郑一幅虾子;周维善为老人画了一张像,老人送周一幅《东方朔偷桃》。几天后,老人在客厅写了个牌子,说“双方不合算”,从此,再有人照相、画像,概不应酬。

溥儒烟瘾很大,每天都会抽五十支以上。他抽烟时,习惯用烟嘴,然而却经常弄丢烟嘴,等到用时发现没有了,不怪自己不小心,却怪别人不为他多准备几个。在日本京都旅行时,旅馆的老主妇,替他缝了一个小荷包,装上香烟、火柴和烟嘴,并替他系在衣扣上,告诉溥儒说,这样保准丢不了。溥儒非常高兴,不住地称赞日本妇人,没想到第二天,又把那小荷包丢了,回到旅社见了老主妇,指指衣襟,双手一摊,彼此哈哈大笑。

忻口战役期间,阎锡山准备给驻守原平的姜玉贞旅长拟发电文:“该旅掩护之任务已完成,能守则守,不能守则向以西高地撤退。”当过南镇守使的张培梅闻之火冒三丈,大声说:“俺是军人,只知道前进,不懂得后退。他姜玉贞要是战死在原平,俺回去以后给他盖庙;他如果逃跑,平定以后,俺也要砍掉他的脑袋。”阎在被窝里说:“现在的仗不能和过去一样打。你看石家庄的中央军不也退出了吗?”张听后更怒了,说:“俺是学关云长,不学王八蛋。”几天后,太原召开了追悼姜旅长的群众大会。

朱元鼎从1920年起,受聘任教于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从教生涯几十年,朱元鼎仍拒信宗教。他说:“上帝创造一切的教义与生物学的基本科学原理是格格不入的。而我的脾气是,没有想通的东西叫我去做,是绝对办不到的。”

傅斯年反对孔庚的议案,两人激烈辩论,孔辩不过傅,气得在座位上大声辱骂,骂了许多粗话。傅斯年十分生气,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和你决斗。”会散后,傅斯年真的在会场门口准备拦着孔庚要决斗。傅见年过七十的孔庚身材瘦弱,便打消了决斗的念头,对孔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郁达夫在福州时,只身暂住于南台青年会宿舍。青年会有规定,楼上男生宿舍谢绝女性入内,并在楼梯边上立一木牌为示。郁达夫刻意取木牌所示戒律为背景拍了一张个人照。照片洗出来后,同事们不得其解,郁达夫笑曰:“寄回杭州给女人看,好叫她放心。”

1937年秋,日寇逼近太原,阎锡山率部退到临汾。有一天阎要去找政治处的秘书主任刘岱峰,恰有决死十总队的队长武玉山跑过来报告工作,说他在部队中建立起军队不许扰害老百姓,军官不许打骂士兵等等新办法。一旁的共产党员董天知插话说:“好,这是八路军的办法。”阎锡山听了,恶狠狠地说:“什么八路军的,一切办法都是造化的,谁用就是谁的。”

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师生为校长梅贻琦服务清华二十五年举行庆祝会。为答谢大家对他的赞扬,梅说:“京剧有一个角色叫‘王帽子’(饰帝王的),一出场总是前呼后拥,煞有介事,但戏的真正主角却不是坐在中间的王帽子,看戏的也不要听他唱,他有幸搭在一个好班子里,人家对这台戏叫好,他自然也‘与有荣焉’。”

傅斯年绰号“傅大炮”,一生“放炮”不计其数。他的炮筒子脾气往往得罪人,连他自己都说:“叫我事不过二可以,叫我不迁怒,我实在做不到。”

有一次,傅斯年、李济和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次宴会。宴会结束后,主人特别替他们雇了三乘“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裘善元首先从里面走出来,工人们看见是一个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接着,李济也走了出来,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最后一个出来,所剩下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跳,这个比刚才的两个还胖,两个工人扛起“滑竿”拔腿跑掉。夏承焘性格内向,有时半日兀坐,如泥塑人。名心淡泊,对个人毁誉不大计较。但在国家民族存亡等重大问题上,胸中了了,毫不含糊。日寇侵占永嘉时,尝夜起论形势。他说,敌人玩火必自焚,汉奸投敌,正如飞蛾扑火,也决无好下场;中华民族经过这场战火的洗礼,必将获得新生。老舍与何容在成都时,同住一间屋子,两人都吸烟。某日,何容突然决心戒烟,睡了十六个钟头,一支未吸。醒来已是黄昏,便独自走了出去,回来时,满面红光,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土产卷烟来对老舍说:“你尝尝这个。”两人把烟点燃了,头一口就惊人,冒的是黄烟,老舍以为何误把爆竹买来了,还好,没有爆炸。吸了四五口,蚊子开始往外飞;又过了一会儿,臭虫也爬了出来;最后,一支烟刚吸了半截,两人便都跑到了外面,何低声说:“看样子,还得戒烟!”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重庆,傅斯年高兴得成了疯子,在大街上一手拎酒瓶喝酒,一手把帽子挑在拐杖上乱舞……

傅斯年因高血压在美国养病时,医生曾告诫他少吃甚至于完全不吃盐类,所以他回国之后,从南京到台湾,每餐只是一碗白饭,一块木瓜或西瓜,然而时间一长,就没有办法控制了。每次他到外面开会或接洽公务回来,就会买一大堆山东煎饼或肉包,拿回学校请同事们吃,当然他自己也要暂时开禁。有一次下班之后,李秘书和那先生在办公室用餐,这时傅斯年正准备回家,从校长室出来,看到他们在吃,就走了过去,左手取了李秘书便当盒里的一块卤肉,右手拿了那先生的一个面包,说:“面包夹卤肉,真是最好的三明治”,边走边吃,笑着走了。

台静农幽默,且不拘小节。1946年,台静农赴台大上任,卖了明版《金瓶梅》作川资。在沪上船时,船要等三日才开,没钱住旅店,全家人在船上硬撑。其时,台静农身上一文也没有了,好在同行的方师铎将自己的钱分了一半给他。台静农接过钱,潇洒地往口袋一塞,也不言谢。旋即邀方师铎上岸:“走,我们找个小馆子去吃一顿,我现在有钱了,我可以请客!”

傅斯年在台大当校长时,常去光顾夜市馄饨摊子;蹲在马路边上研究地摊上的象棋残局;给小书店写招牌。他给台湾大陆书店写条幅:“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

朱自清待人很宽厚,每次让当差交信时,如里边有私人信件,都要给当差一些钱。他对人也很谦和,平时在路上遇到清华的工友他都打招呼。工友帮他做了什么事,他都很客气地说“劳驾!谢谢!”他认为一个人有志持志,有力持力,用脑用体各有贡献,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清华的老工友都说:“朱先生可好啦!”他在家里与孩子们相处也没有尊长的架子,有时让孩子倒杯水都说:“劳驾!”后来还是妻子对他说:“让孩子们做事不要这样说,显得都没有父子感情了。”这样他才慢慢改了。

老舍爱划拳,他总是首先领导“打通关”。也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地与对方挑战划拳,三拳两胜。输的就喝酒。老舍豪气干云,不以胜负为意,赢了他也喝酒。真正是“舍命陪君子”。等到喝得八分醉时,嘴里就开始乱说话了,但乱说也有分寸。有一次,他和何容两人互骂了起来,但是他们骂的话听起来绝不会粗野鄙俗。如“老舍!以前你真不是东西!”最多只是这样而已。

一次,许地山给老舍打电报,叫他到济南车站去接他夫人的妹妹,许地山知道老舍不认识她,所以教他夫人的妹妹穿了黑色旗袍,而电文是:“×日×时到站接黑衫女!”老舍接到黑衫女的时候,彼此都笑得闭不上口。

柳亚子喜饮,但不能多饮。葡萄酒一瓶,即可尽兴,而饮状极豪,不管多大的杯子,他永远是一饮而尽。座客劝饮,他从不拂意。某次,座有一生客举杯向柳先生敬酒,柳当然很乐意地接受,喝了。可是那位座客虽举杯,却未饮,柳发觉,笑着问:“你怎么不喝?我已经喝了!”那位先生便滑了一句:“你喝了,我没有看见呀!”柳听说,便又喝了一杯,“现在你总该喝了吧?”不料那人还不肯喝,柳愤极,马上把桌子一拍,那人见势不对,抱头而逃。

夏天,熊十力总是穿着一条中式白布裤,上身光着,无论来什么客人,年轻的女弟子,学界名人,政界要人,他都是这样,毫无局促之态。

张中行写熊十力:对于弟子辈,熊先生就更不客气了,要求严,很少称许,稍有不合意就训斥。据哲学系的某君告诉我,对于特别器重的弟子,他必是常常训斥,甚至动手打几下。我只受到正颜厉色的训导,可证在老师的眼里是宰予一流人物。谈起训斥,还可以说个小插曲。一次,是热天的过午,他到我家来了,妻恭敬地伺候,他忽然看见窗外遮着苇帘,严厉地对妻说:“看你还聪明,原来糊涂。”这突如其来的训斥使妻一愣,听下去,原来是阳光对人有益云云。

高剑父吸烟戒买不戒抽。高出门时,常忘记带钱,与友人聚餐或喝茶,多由友人付账,他还要抽别人的烟。

夏衍养了一只猫,却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老鼠”。

邓拓对陶瓷古董情有独钟,宿舍的桌子上、窗台上、墙角里,到处都放着四处搜罗来的破坛烂罐。一次,有位邵编辑到他宿舍里汇报工作,见他正对着一些文物似老僧打坐,便说:“老邓,把这玩意送我一个吧!”邓拓以为遇到知音,惊喜地问道:“你要这干什么,莫非有志于此?”邵说:“夜里起来凉,我要一个当夜壶。”孰料,这个不经意的玩笑,令邓拓勃然变色,气冲斗牛,指着邵的鼻子怒斥:“你知道祖宗八代是从哪里来的吗?”邵望着声色俱厉的邓拓,夺门而逃。

60年代初,沙汀到乡间采访后,返回成都,未及归家,先去永兴巷招待所理发。此处理发,须凭高干证件,否则恕不接待。沙汀入内,见高朋满座,坐等稍时,颇不耐烦,乃拂袖而去。刚出理发室,一便衣追上来,拦住沙汀,让其出示证件。恰巧沙汀忘带高干证件,乃自陈身份“省文联主席”。便衣见沙汀面瘦衣陋,挟一破伞,鞋上带泥,以为是逃亡地主冒充沙汀主席行骗,于是严加盘诘。沙汀怒,与之争。便衣下命令:“到省文联去!”押往省文联机关。沙汀急步跨入大门,捶窗问守门人:“我到底是不是沙汀,你说!你说!你说!”守门人答:“你当然是。”沙汀背指身后便衣,跌脚大吼:“他说不是!”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容庚,话语不多,甚至有些口吃,但却说过不少“名言”。他有一句口头禅:“把戏人人有,变法各不同。”容庚曾说过:“生财有大道,成名有捷径。”这句话成了他在历次“运动”中被揪住的一个辫子。“文革”后期,一位“批林批孔”的干将跑来劝他,让他参加批判孔子。容庚答曰:“我宁可去跳珠江,也不批判孔子。”“文革”结束后给教授们平反,于是乎“容庚先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等话甚为流行。但容却不领情:“过去你们批判的容庚,实际上没有那么坏;现在你们说好的容庚,实际上也没那么好。”

“妈的×的,”许世友开口就骂,警告他的子女,“广州是个花花世界,你们不许上街乱跑,小心中毒!”

许世友将军面黑多髯,曾习武于少林寺。性刚烈勇猛,人称之“猛张飞”、“活李逵”。尤好酒,不可一日无酒,晚年生肝病,医生劝其戒酒,将军曰:“不喝酒宁死。”

林语堂唯一的运动是逛大街,另有就是在警察看不见时,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草地上躺一躺。

张大千有一个习惯,绝不在自己的画展露面。他解释说:“我有三怕:一怕标价的画展,真有‘挂起来卖’的那种别扭的感觉;二怕人家恭维我,倘使人家夸奖我的画,我当然要说几句客气话,而我却偏偏不会说客气话;三怕我若在场,人家认为我的画狗屁,也不好意思骂出来。”

齐白石90岁时画虾,他在纸上画了一根长长的头发粗细的须,对在旁边观看的人说:“我这么老了,还能画这样的线。”

诗人艾青多次陪外宾去访问齐白石。一次外宾走后老人很不高兴,艾青问他为什么,他说:“外宾看了我的画,没有称赞我。”艾青说:“外宾称赞了,你听不懂。”齐老还是不太高兴,原来,他要的是外宾伸出大拇指。

林语堂晚年居于法国。法国的公园或街上,常有男女热情拥吻。林看见了,便笑嘻嘻用法语大声叫喊“1、2、3、4、5、6……”数他们亲嘴的时间能维持多久。

与行翁(张中行)同在一出版社的一位女编辑不小心丢了1000元钱,十分沮丧,众人好心相劝。行翁得知后,拿出500元送上去说:“只当是你丢了500,我丢了500,一个人的不快让两个人分担,不是可以减轻一半吗?”后来这位女编辑的丈夫在深圳下海,经济状况大为好转后执意要偿还这500元,行翁坚拒不收,说:“这个我不能要,因为是我送你的,不是我借你的,假使是借你的,现在你还我就收,但这500元我不收。”

女作家陆星儿和王小鹰到沙叶新家做客,见其女沙智红相貌出众,不禁惊呼:“哇,你女儿竟如此漂亮,简直是个小美人啊!”闻此赞誉,沙叶新得意地说:“我沙叶新从不出次品!”

李敖和王敬义性情相近。由于很多人都这样评价,因此他们二人虽从未谋面,但也相知。后来,王敬义到台湾去,二人第一次见面。李敖劈头一句:“喂,他妈的王敬义!”王敬义答:“喂,王八蛋李敖!”

爱憎第十三

曾国藩酷爱写挽联简直到了痴狂的地步,甚至常给活着的人写。因为活人忌讳,他便偷着写。一次,一好友到曾国藩家中拜访,在书房,朋友见砚下压着几张纸,以为新文,便欲欣赏,不料曾国藩竟死死护住。好友硬抢过来,竟看到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十几人都被曾国藩一一“敬挽”了一番。好友怒不可遏,拂袖而去,自此断交。

冯申甫官居部曹,酷爱京城的烧饼、麻花,每天早上必饱食一顿,习以为常。后来调守南方,认为南方没有此物,于是雇佣了会制作这种吃食的人随行。起初吃着还觉得可口,然而始终以为不如京师的好。后派亲信远行入都,定制烧饼、麻花若干,用竹篓带回。等到达时,烧饼已经硬如铁,麻花软成棉花,难以下咽,冯申甫却依然甘之如饴。冯说:“可惜无缘内迁,不能天天吃到相依为命的烧饼、麻花。”闻者无不诧异。

徐桐痛恨一切舶来事物。一次,他的儿子、刑部侍郎徐承煜叼着根外国雪茄烟从他面前走过。徐勃然大怒,训斥说:“我还活着,你就这样,等我死了,一定禀明阎罗王,让你胡服骑射作鬼奴。”犹不解恨,让其在烈日下罚跪。1908年春,正在日本求学的黄侃,获悉母亲病危,驰归侍疾,寓居于蕲州高等官学堂附近的黄氏公屋。时值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清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高等官学堂学生、同盟会会员田桓流露出不满情绪。堂长杨子绪竟于翌晨高悬虎头牌,要开除田桓的学籍。黄侃获悉大怒,跑进学堂,砸烂虎头牌,大骂一顿而去。时隔不久,田桓带头剪辫子,杨子绪十分恼怒,又将虎头牌悬出。黄侃闻讯手持木棒冲进学堂,先砸烂虎头牌,又要痛打杨子绪,杨吓得钻进工友的床底下,才免遭一顿痛打。辜鸿铭喜妇人小脚。康有为送他一幅“知足常乐”横幅,辜说:“康有为深知我心。”

苏曼殊生平极贪嘴且不知饥饱。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赴源顺食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一小碗,苹果五个。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在日本时,他曾一次饮冰五六斤,致使晚间不能动,人以为死,视之犹有气,明日复饮冰如故。苏还嗜食雪茄,偶遇手头无钱,则将所饰金牙敲下,用以易烟。

宣永光有四个最爱:一最爱钱,因为钱能提高人格,钱能维持生命;二好色,因为色能悦人眼目,色能提人精神;三爱书,因为书能增人知识,书能排人忧烦;四好交友,因为友能谏人改过,友能帮人进德。

民国初年,议院中多留日新派人物,平日开会喜着西服。有人劝前清翰林陈雨生也改穿西服,陈笑曰:“西服有五大病:一是祸到眉睫的礼帽,二是不堪回首的硬领,三是严加管束的袖口,四是步履维艰的裤管,五是左右为难的皮鞋。如此苦不堪言,老夫何敢设想。”

章太炎嗜食。某年春,杭州昭庆寺方丈带了一筐杭州有名的土产“方柿”送给章,章一口气吃了六只,如不是夫人加以阻止,他可能会把整筐都吃完。

鲁迅讲课幽默风趣,常常能使人在笑过之后有所感思。有一回讲《红楼梦》,鲁迅笑问学生:“诸君喜欢林妹妹否?”一位学生大胆地站起反问道:“请问,先生喜欢否?”鲁迅答道:“我可不喜欢林妹妹。”“为什么?”“我嫌她爱哭哭啼啼,小心眼儿。”

章太炎嗜纸烟,往往一支尚余寸许,又燃一支,历三四小时而未有间断。章为人书字初无润格,有欲得其翰墨者,大都以纸烟若干为酬,故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章士钊识时务,善结交,跟谁都混得不错。陈独秀是章士钊“平生见过最难交的三个人”之一,可最后,章还是跟陈交上了。

刘文典嗜吸鸦片,上课时无法过瘾便狂吸纸烟,因而发音多通过鼻腔,语音含糊不清。刘讲《文选》时,只听他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他自诩为全世界两个半《庄子》研究权威中的那半个。教《昭明文选》,一学期才讲了半篇内容玄虚的《海赋》。

鲁迅等人去陕西讲学,一个月得了300元酬金。鲁迅觉得只要够了旅费,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于是便捐了一笔钱给经费困难的“易俗社”。西北大学的工友们,对他们招呼得很周到,鲁迅主张多给点钱,但另外一位先生不赞成,说:“工友既不是我们的父亲,又不是我们的儿子;我们下一次,不知什么时候才来。我以为多给钱没有意义。”鲁迅当面没再说什么,退而对孙伏园说:“我顶不赞成他说的‘下一次不知什么时候才来’的话,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

(苏州铁艺楼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