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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曾庆榴图/选自《历史烙痕——抗战时期广州老照片》

【编者按】

1938年10月12日,日军从惠州大亚湾登陆,开始入侵广东。

仅九天之后,广州沦陷。此前,这座南国花城已遭受了日本军机的狂轰滥炸一年有余。

整整73年过去,今日我们特编发党史研究专家曾庆榴先生的研读之作,从作家夏衍笔下那段痛史谈起,文史互证,警示后人勿忘国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夏衍亲睹广州沦陷惨相

前一代文化名人中,在香港、广州留下了足迹的,夏衍是其中一位。抗日战争时期,夏衍在广州办《救亡日报》,后在香港参与办《华商报》等。广东的不少人物、故事,常在夏衍的作品中出现。夏衍之文,事详而文直,许多是可以作为历史来读的。

例如夏衍写日军空袭广州的文章,写得就很真实。日本飞机轰炸广州,开始于1937年8月,持续了一年多。那时日机频繁来袭,有时一天就有几十乃至百多架次,投弹难于计数。

落弹的地点是大街、商厦、工厂、学校、医院、公园、民宅、庙宇,等等,摧毁建筑物无数,人员死伤无数。传媒报道使用的是“狂炸”或“地毯式轰炸”这样的字句。

当时,夏衍担任《救亡日报》(广州版)的主编,是日机频繁轰炸的目击者。他曾写过一篇通讯《广州在轰炸中》(原载1938年6月的《新华日报》),是轰炸惨状的即时笔录,属第一手史料。故不少关于日军空袭广州的历史著述,都引用过这篇文章。

1941年,夏衍在香港《华商报》工作时,还创作了一部反映日军入侵前后广东社会与政治生活状况的长篇小说《春寒》,1947 年由香港人间书屋列为 《人间文丛》的第一部作品出版。

这虽是一部小说,却并非凭空虚拟,而是基于真实史事的艺术创作,小说中的一些部分就可以作为历史来读。这是本文要重点讲述的。

《春寒》取材于真实历史

《春寒》取材于抗战初期一群知识分子在广东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经历。全书是以女主角——吴佩兰,一位上海沦陷后从江浙迁徙到广东的21岁女生的“札记”“书信”为引子,描写她在广州(从1937年年底至1938年10月广州沦陷)、粤西(三水、四会,从广州沦陷至1939年春)和粤北(韶关、翁源,从1939年夏至1940年春)三地的漂泊、流亡、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坎坷经历。

书中的人名虽然出于虚拟,但书中出现的地理环境、自然风貌、部队番号、团体名称(如“文抗会”“动委会”“战工队”“抗先”等),以及许多事件都是真实存在的;书中所写那时国破家亡、难民蔽野的种种惨相,却是真实的。

1937年下半年上海沦陷后,广州被称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或曰抗战文化中心,大批文化名人、知识精英及抗日救亡青年云集于羊城,这是当年的实际景观。

《春寒》的主人公吴佩兰,就是上海沦陷后络绎南来的“外江佬”人流当中的一位,其身份是“海关同人戏剧团体”的演员。她是作者塑造出来的形象,但在她身上有真实人物的影子。

再看吴佩兰周围的人物:徐璞,28岁,战前从日本回国的政经系学生,来粤后参加“国难教育社”,后为战区政治部秘书;蔡洁,“上海文艺界新进有望的作家”,25岁左右,来粤后任政治部少校科员;

萧琛,40岁上下,战前“一心研究民俗学”,来粤后任“文抗会”(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常务理事,“动委会”(即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干部;黄子瑜,著名国立大学教授,抛弃教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是“动委会”的干部……

从这几位小说中的人物身上,约莫也可以看到尚仲衣、石辟澜、钟敬文、姜君辰、司马文森等当时在粤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真实人物的轮廓。

总体来看,《春寒》熔铸了大时代风云,拾掇、集中了在粤许多抗日救亡人士包括作者本人的亲历、见闻及思想情感,是一部有着厚重历史感、现场感的现实主义作品。

日军入侵消息曾被当成“谣言”

《春寒》最具震撼力的笔墨,是关于南国名城——广州沦陷的叙述。这当然是因为夏衍亲身经历了这一浩劫的缘故。从日军大亚湾登陆(10月12日)至广州陷落(21日),前后不足10天。这些日子,夏衍是在广州度过的,他目睹了广州沦陷的全过程。

10月19日,离日军入城只有两天时,夏衍在给香港朋友的信中写道:

对于战事任何机关都守口如瓶地不发表一点消息,而一切公用机关,邮政、电报、银行,都已经自动地停止工作了,整个广州像被抛弃了的婴孩似的,再也没有人出来过问。‘保卫大广州’的口号也悄悄地从那些忙着搬家眷的人们嘴里咽下去了。

这天晚上,广州“文抗会”还照常开着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的会议。第二天(20日),增城失守。夏衍在向当时的国民党第四战区动员委员会秘书长钟天心、广东省党部书记长谌小岑等求证这一消息时,钟天心还坚决予以否认,他说:“这是不会有的事情。”坊间不少人都把日军即将入侵的消息,当作是“谣言”。

这一天的中午,夏衍写了一篇准备于21日见报的社论,文中说:

假使当局认为广州需要守、可以守的话,那就应该给愿意留在广州,愿意参加保卫广州工作的人们与市民以一定的办法。

至少,也该使他们以能够工作,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当局要维持广州的秩序,假使说广州已经不能守,不必守,那么也应该明白表示,使几十万市民能够及早离开,能够及早毁弃一切可以资敌的财物!

然而,就在10月21日下午2时,日军进入了广州。夏衍说:这是“一个难以忘却的日子”。

从“至少可以打半年”到一朝沦陷

夏衍后来撰有《广州最后之日》一文,记述日军逼近广州时城内方方面面的情况。对当局之不作为和广州市民之不知情,他有着深入、细致的观察和刻骨铭心的体验。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夏衍的这段亲历,为他在《春寒》中写名城广州的陷落,积累了厚重的素材。

在《春寒》的第三、第四节,作者用老到、沉郁的文学之笔,将一座和平、繁荣的南国大都市在战争骤然降临时社会与人心的震荡,演绎出一篇悽怆的故事。小说中写道,日军登陆大亚湾,开始于10月12日“3时29分”;至“5时40分”,下涌墟失守。如此具体而微的描述,即使在纪实之作中,也是很难读得到的。

荒谬的是,当日羊城的大街小巷仍生意兴隆,一派繁华热闹的光景,广州各家报纸对日军登陆无只字报道,只有很少人从香港方面获得了这一消息,但是也认为日军的行动只不过是“骚扰”而已,不必过虑。

至10月13日,东江重镇惠州陷落,接着就是博罗、增城告急,广州市民这才开始惊觉,才意识到战争这个恶魔,已经来到了白云山下、珠水之滨。

国民党当局一开始仍然宣称“至少可以打半年”,接着就闭口不言了,不说要守,也不说不要守,不说危险,也不说安全。而省、市政府各种机关,则悄悄地、神速到使人感叹地撤退了。夏衍在小说中以冷峭的笔调写道:

……军事当局不发表一行真实的战事消息。混沌,惊慌,揣测,一方面是大言壮语的宣传,他方面是张皇失措的奔告。

新闻饥馑就是流言蜚语的温床,‘保卫大广东’的精神战线,已经在新闻这一角开始无声地崩毁了。

胆怯的仓皇逃走,胆大的变了颟顸。10月下旬的太阳还像盛夏一般的热,广州变成了混乱沸腾的坩埚。

官军未有丈夫勇,客舍空余赤子心

撤离之夜,小说的女主人公吴佩兰留下了一只她带不动的皮箱,箱内所存的书籍、衣物,都是她弥足珍视的“个人财产”。吴佩兰万般无奈,思绪奔涌,忽又心发奇想,拿起笔给此后可能打开这口皮箱的人,写了篇情动于衷的文字。

她的这只皮箱,是广州市民的住宅、财产、物业的缩影。吴佩兰被迫丢弃她的皮箱,等同于数十万广州市民因战乱而被迫离家别舍,无奈抛弃他们的财产和家业。

吴佩兰写下的这一封动情的信,实在是对战祸的控诉,对人民将赢得胜利的衷心期盼。小说的这一情节,真乃作家的神来之笔。

吴佩兰、杨曼珍的流亡之路,走的是西线,即从广州黄沙渡过珠江,徒步经三水、芦包、蒋岸、猫坑而到达四会。这些地名,并非出于虚拟。

当年广州市民“走日本”,许多人走的是西线,如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抗先”)的部分队员,就是一路往西走,辗转而到达四会集中的。

中山大学迁移,部分师生走的也是这条路,历史系教师董家遵于途中听闻广州沦陷,悲而赋诗:

华南忽报胡笳音,千里河山数日沉。痛惜市廛成火海,那堪旅次听离琴。官军未有丈夫勇,客舍空余赤子心。存稿存书同罹难,夜阑秉烛独狂吟。

沿途难民如蚁,哭爹喊娘、啼饥号寒的人群拥塞于途。

小说中的徐璞、蔡洁、萧琛、黄子瑜和吴佩兰等,是一群知识分子,亦即所谓书生。国难当头,他们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愿以自己的点滴知识或谓一技之长来报效祖国。

从实际情况看,在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抗日救亡运动较为正常开展;广州沦陷后的一段时间内,当局为振奋军心、振作部队,也对这些知识分子到军队中开展抗日政治工作,采取了开放态度。

但是到了1939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将其政策的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掀起了又一次反共高潮。

这股逆流,很快波及广东,抗日政治工作被曲解,救亡工作者遭受迫害。小说写到第七节,气氛越来越郁闷,揭示了国难深重之时知识分子遭遇的另一重厄运:他们的报国热忱受到了顽固派的打压,只能再一次走上流亡之路。

无法立足的伤心之城

随之,以集训为由,“动委会”及所属团队被调往韶关,广东战时省会。而当反共顽固派兴风作浪之时,韶关这座风光秀美、一时人才汇集的粤北中心城市,却不是正直抗日文化工作者有所作为之处,而是让他们无法立足的伤心之城。

《春寒》中写道:“动委会”这个拥有数千名“曾经替国家出过力的青年”的团体,终于被宣布解散;青年作家蔡洁,因为不愿遵照顽固分子的意旨写“纪念四·一二清党”的文告,而秘密出逃;

民俗学者萧琛面对种种压迫,“决定放弃无益的挣扎”,离开韶关,到桂林去当学术杂志编辑去;老教授黄子瑜,是备受青年人爱戴的长者,仅仅因他曾参加的学术团体有负责人跑到“那边”(新四军)去了,自己也成了“问题人物”;本来“抱了在泥沼里打滚”的徐璞,因为住所查出了违禁书籍和油印品,突然遭到拘捕;

而小说的主角吴佩兰,因不愿做“政工队员不能做的事”而顶撞了省党部的“高主委”,身陷危境,寝室被查抄……最后,幸得抗日军人钟副旅长的大力营救,她才逃出虎口,离开了韶关。

以上的小说情节也是有所本事的。1939年夏,国民党第四战区政治部第三组组长尚仲衣(大学教授),因为思想“左倾”突然被宣布免职,遭受同样待遇的还有一同从事进步救亡宣传的石辟澜、孙大光等人,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落叶知秋的先兆。

此外,总部设于韶关的“抗先”,是广东人数最多的抗日青年团体,因怀疑被中共“利用”,也屡受顽固派压制,干部被逮捕,各级队部被解散。1940年年初,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有20多名队员被逮捕,押解到韶关,关禁于芙蓉山下的监狱中,如此等等……

1940年的春天,大敌入侵而国内政治气候春寒料峭,小说之取名《春寒》,原由在此。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邓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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